作为学术时尚的竹内好研究已成过去，作为运思借镜的竹内好研究正在起步。以轻巧洒脱的时尚谈议为举步维艰的思考研究开路，从“外面”而“内面”，或者真如鲁迅先生所说：“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
   

附录：

竹内好其人（编者自拟）

（日）藤田省三撰
 孙歌译

　　竹内好氏是一个定点。这样说倒不是由于他通过迫近鲁迅而出发，
而在完成鲁迅文集的翻译时离我们而去——当然这也是一个部分。但
是更重要的在于，不是那些工作表面上的含义，而是工作的进行方式、
论述方式、语法、语调：在所有这一切中，他是独特的；在独特之中
却又包含着普遍性。例如，为何他要以迫近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只要
选择一个幽默的例子加以比较即可明白）鲁迅开始自己的工作？为何
他要选择鲁迅文集的完成作为他最后的工作？这不仅是他的问题，也
是我们的问题、时代的问题、现代日本社会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意义
上，他把他对鲁迅的理解问题化了。鲁迅研究者绝不少见，但是在数
不胜数的鲁迅研究者之中，以如此的方式把“为何”的问题推到我们
面前的，却只有竹内好一人。在他讲述鲁迅的时候，在他的论述方式
和语调当中，总是显示着他力图解决这个属于他自身的“为何”问题
的姿态；他并不试图解说答案，却致力于把问题作为问题明确化。他
试图说明的是，为什么那“为何”必须成为问题。在他的态度中不存
在丝毫的学究气（他极端地厌恶学究态势），正因为如此，那缠绕着
他的问题便不能不日益变为缠绕着我们的问题。在引导人们走向问题
方面，竹内好具有超乎寻常的能力。除掉促使“为何”问题化这一点
不论，在对鲁迅的理解度方面，武田泰淳更为出色。进而，一旦如
“考试问题答案集”般的理论体系解说书籍逐渐显示出它的无用性，
那么，那些身体力行地告知人们应该自己思考的问题存在于哪里的人，
其作为知性社会的一个定点的重要性也将日益增大，这是理所当然的。

　　对于这一点，我并不想在此举例说明。我只是希望对此有所怀疑
的人去读一读竹内好1936年的《鲁迅论》、1944年的《鲁迅》；《现
代中国论》、《日本意识形态》，还有现在正在刊行的《鲁迅文集》。
我认为，在这些书籍中，明确地显示着竹内好作为自身的问题而抽出
的问题是如何地具有普遍意义，至少在我看来它们是与普遍性相关的
问题。“民族主义者竹内好”这一通行的评价，不能不遮蔽他的主体
与真正价值。

　　一个接一个失掉定点的日本变得越来越不可靠。我们的交友社会
也越发寂寞了。我不由得想起《野草》中的话。我无可奈何，只能走
向《故事新编》。

竹内好生平（中华读书报）

　　竹内好（1910—1977），现代日本杰出的思想家。他在1934年与
武田泰淳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会，并出版《中国文学月报》直
至1943年研究会解散为止。战后竹内好提出过“国民文学论”、“近
代的超克”、“亚洲主义”等等日本思想史中重要的问题，并在60年
代安保运动前后成为知识界的精神领袖。竹内好在日本开创了与汉学、
支那学不同的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但他不仅是中国文学研究家。稍
后于竹内好的思想史学者藤田省三在写于1977年的悼词《竹内好》中
敏锐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竹内好在日本的现代史中为“中国”确定了
独特的位置，使它成为现代日本社会基本问题的载体。对于竹内好而
言，中国不是外在的“他者”，而是自我否定的内在契机；在这一悖
论的层面上，竹内好把中国、把鲁迅变成了自己一生奋斗的精神原点。

竹内好的代表作：

《鲁迅》日本评论社1944年（讲谈社1994年再版）

　　《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后改名为《何谓近代》）1948年

　　《近代的超克》1959年

　　《日本的亚洲主义》1963年

　　（以上单篇论文均收入《竹内好评论集》第三卷《日本与亚洲》
筑摩书房1966年，文库版1993年）

　　《日本意识形态》筑摩书房1952年（后作为《竹内好评论集》第
二卷1966年修订出版）

　　《国民文学论》（东京大学出版会1954年）

　　《不服从的遗产》筑摩书房1961年

　　《鲁迅文集》全6卷（翻译及解说）筑摩书房1976—1978年

　　《作为方法的亚洲——我的战前·战中·战后1935—1976》创树
社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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