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期 編輯室報告

       新自由主義者也有一種普世主義，那就是世上所有的東西都應該私有化；如果可行，空氣也不妨。乍聽之下似乎有些悖情逆世，但也不能純然當作笑話聽。按說廣電媒體的頻譜（或一般說的電波）可是自然的像空氣一般，屬於公眾資材吧！但在「解除管制」的霸權論述下，這些原來屬於公眾的「公共電波」，在很多國家（特別是英美系國家），在「傳播管制革新」這個欲蓋彌彰的雅稱下，卻被搬運到財團的私庫裡，成為私人貨殖。傳播學者、政客、媒體財團鈸鐃喧天地吹捧這樣的趨勢，把這個「五鬼搬運」說成是為了便利交易的理性化、增加競爭力，等等。這個論述霸權更厲害的一招還在於用一種科技決定論的迷思來正當化這個五鬼搬運，大意是，在「數位匯流時代」，媒體產權已經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提供一個競爭環境，因為如果產權都不存在了，管制又將焉附，云云。

        羅世宏的〈廣電媒體再管制論〉即是在這樣的一種「全球化」背景下，對英美國家所開創並流竄四極的解除管制風潮提出了理論與經驗的批判，剴切地指出：即使在英美國家，現實上，管制也還是無所不在的，從而真正的問題只有一個，即，「究竟是一種以公共利益為依歸的管制，抑或是一種為私人利益服務的管制？」不言而喻，作者所要發展的論述是一種積極的，能突破舊有不當或無能管制窠臼的，並以公眾福祉為依歸的（再）管制。因此，這篇論文的真正意圖是在挑戰台灣社會產官學三位一體刻正進行的解除管制。台灣社會在英風美雨的吹撫下，產官學也醺然地奏起名為「傳播管制革新」的進行曲，但實為全面解除管制的小夜曲，炎炎然大言產權集中之效、管制之弊，默默然暗渡陳倉、五鬼搬運。作者非常關鍵地指出，台灣從沒有受到過份管制之苦，反而是從一九九○年以來，就不斷地解除管制（例如跨媒體產權管制與外資限制），規模甚至比英美國家還要大，因此從來就沒有「管制太嚴格」的問題。更何況在歐美社會已經發現了向資本過份傾斜的「解除管制」有太多的負面效應，例如寡佔壟斷以及一般消費大眾遭受盤剝的今天，台灣的關於媒體產權的主流論述猶然義勇地往錯誤方向前進，完全沒有平衡思考，豈不太怪？在論文的最後，作者除了提出具體的行動議程外，也呼籲公眾（特別是「傳播學術社群」）能參與到產權再管制的公共論述，遏止此一社會不公趨勢進一步泛流。

        這是《台社》第五十期「媒體專題」的第一篇論文，與台社近年來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解除管制、國家退位的批判，以及對公共化、民主化與社會正義的呼籲前後呼應。這個專題一共有三篇主題論文與兩篇調查報告。〈愛滋陰影下的情慾規範：新聞論述中的他／她者建構〉是本專題的第二篇論文。這篇論文以主流報紙為對象，探索媒體如何環繞在愛滋病這個議題，在它們的敘議中建構「他者」。作者關注從1984年底台灣首度出現愛滋病患開始一直到1999年，在這十多年間，主流媒體在報導這個議題時，對所牽涉到的不同群體，進行的歸罪、污名、歧視等活動。我們可以從愛滋這個窗口，一窺台灣這個社會，在面臨一個公共危機時，媒體是如何地建構危險與道德污名群體（想想九二一地震還有近來的SARS），而這個建構過程可說是充滿了文化偏見與政治鬥爭。種族、國族、性別、性偏好、性工作、階級等範疇都是分類的操作基礎，區分加害者與受害者，而受害者又可區分為無辜的或「罪有應得」的，而罪有應得者有可區分為本質使然或情境使然。媒體對愛滋病的建構並非是一文化遊戲，是可以聞到血腥味的，它牽涉到國家的醫療給付政策，例如，健保應對愛滋病患給付嗎？是否哪些愛滋病患是「咎由自取」，從而應該自付醫療費用？因此，關於愛滋病的論述也必然是關於人權的政治鬥爭論述，有一方要剝奪，有一方要維護。作者在論文最後也提出一種公共化進路，嘗試刻畫出幾種可行的介入愛滋公共論述的進步路徑，包括對媒體的干預，以及對愛滋研究與愛滋學術的介入，等等。在媒體建構與框架愛滋論述時，媒體論述其實也被更大的社會論述氛圍所框架，其中包括九○年代中的性解放論述以及同志人權論述。這些更大的社會脈絡與性政治脈絡可說是媒體何以會做某些轉變的「背後原因」——這部分在目前這篇論文中討論的並不多，可以期待以後有所發展。

        黃煜和李金銓的〈大眾傳媒與當代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興起〉一文，則是由兩個「背後原因」來解釋九○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民族主義論述發達的現象，一個是國家為達成其統治正當化目的對這個現象默許，甚或鼓勵，另一個則是民族主義是個有巨大利潤的文化商品。因此，媒體只要在安全的範圍內「玩火」，就不但沒有政治問題，還有利益可圖。雖然這篇論文有非常明確的「自由主義」立場，對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現象也大致持一種內生說，但也指出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風潮也是有「外部原因」的，和美國媒體的選擇性、膚淺化的對中國的報導有關。因此，「背後原因」事實上至少還包括了中國大陸外部的國際論述與戰略環境，但這一點惜乎只有點到為止。這篇論文成功地指出民族主義可以是個超級商品，因為它訴諸簡單的、立即的刺激反應情緒模式，弔詭地為消費社會的人們所需要，特別是當日常生活受到挫折時，民族主義可以是個宗教替代物。相對而言，這篇論文也許需要再進一步發展的是，在一個前（半）殖民地後進國，知識份子對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國際主義、啟蒙個人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複雜內在關連，如果不建立一種視野，內在地聯繫起這些範疇之間的複雜關連，那麼就比較不容易更廣泛地對媒體和某些思潮或制度（例如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市場個人主義，甚或「新啟蒙運動」）的內在關連進行批判地討論，也就不易對那些與民族主義有較複雜關係的思潮運動作出較同情性的批評。當然，民族主義到哪裡都是涵蘊重大情緒能量的議題，理未易明，但作為開放的論壇，《台社》歡迎不同立論的論者能將本文所點出的重要問題做為一個開啟論辯的楔子。

        這一期的媒體專題有兩篇調查報告。陸燕玲的〈從「名門正派」到明教教徒？——台灣《壹週刊》新聞工作者的調適與認同〉記錄了總部在香港的著名小報《壹週刊》的勞動過程與條件的移植，對本地被「挖角」的媒體工作人員所造成的衝擊，以及後者所做的調適。就像速食業有所謂的「麥當勞化」，台灣的平面媒體也有所謂的「壹週刊化」或「蘋果化」，這些外來企業不僅帶來文化的、象徵的衝擊，也帶來了實質的勞動組織、勞動意識的轉變。陸燕玲非常生動明快地捕捉了這個第一代被「港化」或「小報化」的媒體工作人員的心路歷程，是一個重要的當代社會史檔案。本專題的另一篇調查報告〈坐而言，起而行：「無盟」的實踐〉也是一篇當代社會史檔案，記錄了「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對於媒體公共化所做的努力，所初步達到的效果，以及所受到的限制。這些年來，在媒體知識份子與學生中的確形成了一個雖小但可觀的自主批判力量，要求媒體的民主化與公共化，「無盟」即是其中之一。這篇調查報告和本專題的第一篇論文形成首尾呼應，羅世宏的論文指出了九�媚甏�以來，媒體產權私有化的風潮越來越嚴重，但林麗雲則敘述了抵抗這個風潮的努力。這篇調查報告幫助我們瞭解這個由知識份子所組成的公眾，如何在一個據稱已經「民主化」或「政黨輪替」的年代中，在巨大的阻力下，奮力落實公共與民主的理念。

        社會運動一直是《台社》深切且持續關心的一個議題。這一期唯一的一篇一般論文是何明修的〈政治民主化與環境運動的制度化（1993-1999）〉。這篇論文雖然特別著重在環境運動，但對我們理解台灣其他社會運動部門也有一定的關連性。八�媚甏�的社運狂飆期之後，社會運動在九○年代初的「治安內閣」打壓下，以及在九三年之後有濃厚威權民粹旨趣的「民主化」下，社會運動這個「工業」發展出了一種和前期非常不類的面貌型態。有些運動部門根本消失了，有些則完全體制化了，有些則「文化化」了，有些則「沈潛」了，就算是這之中比較積極活動的，例如環境運動，也展現出和八�媚甏�前身非常不一樣的體質與過程。對這個議題，李丁讚與林文源即將在《台社》發表的〈社會力的轉化：台灣環保抗爭的組織技術〉就將從運動內部組織化過程的變化討論社會運動或「社會力」的轉化或「馴服」。而何明修的這篇論文相當程度是接受了李丁讚和林文源的對社會力轉化的診斷，並以此做為論述前提，但選擇從政治機會結構（其實也就是93年以來的「民主化」）的脈絡下，探討社會運動何以被「馴化」、邊緣化、零碎化，何以運動議題不再有向其他社運部門擴散的效果，何以抗議行動本身也溫吞無力……，的制度原因。所有這些變化，作者嘗試從政治結構的轉變尋求答案。雖然，作者對政治結構的概念化有些依賴美國的資源動員論的釐定，比較缺乏本地量身，從而低估了台灣九三年後的「民主化」的特質（例如省籍政治與民粹威權）對運動所造成的影響。但本文的確提出了很多寶貴的、重要的觀察與論點，特別是國家處理抗議活動的例行化，這對我們理解後八○年代的台灣的政治與社會的轉變有很重要的啟發。本文因為所重視的是政治機會結構，因此，對政權體制的分析的貢獻並不亞於對社運的分析。我們從這個研究清楚的看到「民主化」的政權並沒有「公共化」，因為，好比環境運動團體，除了少有的例外，並沒有得以進入高度封閉的決策過程，仍然楞在決策的狀況外。另外，本論文對於民進黨這個曾是八�媚甏�社運的重要側翼，在九○年代的短短十年中，從對環境議題冷漠，到質疑，到公然「介入開發爭議」，也有非常具體詳盡的描述分析，讀之令人不勝欷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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