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充分了解博兰尼的贡献，我们必须不止于摘要《巨变》一书的主要论证，而应更深一层地掌握博兰尼建构其独特历史分析所依据的概念架构。他所有概念的基础是“整体性”的观念，社会整体是我们掌握某项特定之社会变动所不可或缺的北京条件。博兰尼和卢卡奇一样重视整体性的观念。但是不同于卢卡奇对抽象的喜好，博兰尼试图赋予这个概念以具体意义。有如马克·布洛克“整体华历史”的观念，博兰尼企图显示，构成社会整体的各个部分间的结构性关联，同时否认其中任何一部分在造成变动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拨拉你自认这个取向乃是承续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他说：“以现代的语汇来说，亚里士多德对人类事务的研究方式乃是社会学的。在标识一个研究领域时，他会把所有关于制度的起源与功能诸问题都放在社会整体中来考虑。”博兰尼对“整体论”的信念，明显地表现在他对以下四个问题的讨论中：社会与经济的关系、市场社会的本质、社会阶级的角色，以及国家在社会中的地位。
    博兰尼对市场社会的整个批判，都建基于他对社会之支配性地位的信念。他认为，在分析认的利益时，将物质需求与理想关怀予以区分，这样的程序基本上是误导的。对他而言，所有的人内心的宁静，其行动的根源是社会对某些目标之合理性与可欲性的界定。应该区分的不是利益的类型，而是不同的社会安排所造成的不同信仰体系与不同的结构上的可能性。某些理论家在发展其“经济人”或“理性人”的理论时从个别行动者开始，博兰尼恰与其呈鲜明的对比：他的出发点是社会。而且对他而言，任何将个人孤立于社会之外的分析都只是幻想而已。
    由于他着重在社会安排以及这些安排所造成之人类行为的差异，这直接促使他批评自由主义以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博兰尼认为，经济的要求居于主导地位，塑造着人类的生活，这其实只发生于十九世纪。在更早期的社会，经济——即确保人类生计的安排——埋藏在社会关系之中，而臣属于宗教、政治和其他的社会安排之下。与亚当·斯密相反，博兰尼强调，在这些早期社会中，个人的经济获利取向只扮演了次要的角色。只有在十九世纪的自律市场中，经济自利才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原则，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犯了违反史实的错误，双方都以为，在十九世纪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也都居于主导地位。
    博兰尼把这个错误称之为“唯经济论的谬误”，这是一个思想的扭曲，正如一个让市场居支配地位之社会的扭曲。为了攻击这个谬误，他对市场社会做了广泛研究，以证实市场社会在历史上是特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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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兰尼的整体论所型塑的第二个概念就是市场社会本身。对博兰尼而言，社会中有市场存在，与市场社会的存在，这两者之间有基本的不同。唯经济论谬误的支持者一贯地由“某一特定社会中有市场存在”的事实，直接跳跃到“在该社会中供需法则会像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样地运作”这个结论。博兰尼花了许多工夫去显示：市场可以根据非常不同的原则而运作。在许多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价格由行政决定。供给和需求只能扮演边际性的角色。甚且，即使在某些价格已由市场决定的时期中，如在重商主义时代，市场受到有系统的管制这个事实，也表示市场在社会生活中只扮演从属的角色。因此，只有在这些限制都被取消，而且土地、劳力和货币都商品化的十九世纪，市场社会才出现。因此，问题不在于市场是否存在，而在于市场如何嵌入社会整体。市场社会一词只能用来指称如下的社会整体：在其中市场的原则扩及，并组织土地、劳力和货币；同时将此三者视为真正的、而非假想的商品，并依此原则来建构社会。
    对博兰尼而言，市场社会的概念还有一个空间的面向：对某些特定社会的分析必须放在最宽广的相关脉络中——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博兰尼是首先认识到国际环境对特定国家内部发展具有无比重要性的人之一。然而博氏对此国际面的了解，并不止于各国相竞争的世界市场而已。他认识到：在国际的层次，正如同在国内的层次，市场社会也需要一个制度化的秩序才能运作。换句话说，缺乏制度的国际经济竞争只会导致持续的战争状态。因此，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分析必须着重在，设定经济竞争规则的国际经济制度。在博兰尼的分析中扮演中心角色的金本位制，正是这样一个国际制度。
    博兰尼整体论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他对社会阶级在历史中之角色的独特刊发。虽然博兰尼屡屡使用标准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类，例如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可是他并不像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将这些阶级视为历史的主体。他也没有追随阿图色一派的时尚，而把阶级视为只是社会结构的“负载者”。相反的，社会整体的发展向诸社会阶级提供了机会，而各阶级回应这些机会的能力则有赖于他们是否有能力针对难题提出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解决方案。博兰尼并非以阶级自身的来历来组织他的论证，而是以土地、劳力与货币这三种被阶级提出来作为保护主义运动之一部分的社会整体来组织他的论证。
    由于博兰尼不接受自利是人唯一的推动力量，他因此认为没有比用经济利益的聚合来界定阶级更大的错误了。相反的，阶级是一种社会构成物；它们代表着对社会组织变迁的集体回应。更具体地说，博兰尼认为：如果把劳工阶级化约到其经济处境与经济利益，那就扭曲了其整个政治发展的历史。
    博兰尼对阶级分析中之唯经济论的批评乃源于他的主张：文化灾难比经济剥削更为重要。为工业革命辩护的自由主义者用显示改善生活水准的经济统计数字来驳斥剥削的指责，博兰尼反问说：“如果当时确实是有经济发展的话，怎么可能会有社会灾祸呢？”此处，博兰尼运用人类学上的证据来显示，社会上的不幸基本上是文化的，而非经济的现象，因此不能够以所得数字或人口统计来衡量。此种方法为后来一整个世代的社会史家——其中最重要的是汤普生——做了准备。他认为，广大阶层的一般民众所受的文化灾害是一不寻常的事件。工业革命在不到半世纪把大批英国乡村人民由定居乡民转变为不受保护的市场商品。此种巨变是阶级史上十分异常的变动。如果由于此戏剧性的事件太过不寻常而令人难以了解，那么博兰尼将市场社会的强制压迫传统社会类比于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人民的衡击，这将使吾人较易了解这个事件的本质。他认为在这两种情况中，“导致沦落的起因并不是通常所假设之经济剥削，而是受害一方在文化上的瓦解”。
    因此，博兰尼视阶级为文化的，而非经济的制度，其目的基本上是为了要矫正由市场社会所造成的文化破坏。他认为个人努力奋斗的目标是由文化决定，其程度超过赤裸裸的经济需要。而整个要求保护措施的反运动主要地是文化与社会现象，其次才是经济的现象。因此，它代表的不止是有别于市场的阶级利益，更重要的是有别于经济的原则。在这个要求更多免于市场危害的保护斗争中，劳工阶级找不到可靠的同盟者，而其终能奏效则正是因为他们代表者反市场的社会普遍需要。
    最后，博兰尼的国家论也反映了整体论的信念。正如我们从他的社会阶级观中可以预期的，他也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用经济利益来解释国家政策的倾向。反之，他倾向与黑格尔的“普遍的”国家观，即国家行动的目标乃在于，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超越相冲突的特定利益以求保全社会；不过，博兰尼的看法不止于此。他认为正是保护主义反运动的成功直接导致不幸。换言之，国家的行动并不能产生如黑格尔国家观所预期的功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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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兰尼的国家观建基于一个与自由主义传统有基本冲突的洞见上。在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出现是为了反对压迫性的国家，它因此对政治持有基本的怀疑态度。博兰尼却视政治——包括权力的行使——为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部分，同时也是社会秩序与进步不可或缺的。博兰尼此一独特的看法，在他对古代巴比伦和亚述的灌溉农业帝国的讨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受自由主义影响的历史学者将这些社会规类为“专制的帝国行政制”；但是博兰尼的看法与此非常不同。他认为，这些帝国之所以繁荣，是政治性的决策；它认可国王和法律来规律非图利性的交易行为。此种交易的普及“使一个受制于洪水之农业中的劳动生产力，增加了许多倍。”博兰尼继续写道：市场的不存在，或至少居于附属的角色，并不等于就是中央官僚组织严格控制的行政体系。相反的，法律所承认的非图利性交易和受到规划的让于行为，已如我们所见到的，扩张了人类生活前所未知的个人自由。
    我们很难想象有比这更远离自由主义传统的政治观和国家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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