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其他方面，博兰尼与马克思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他在《巨变？中以一整章的篇幅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进行犀利的攻击。同时整本书中屡屡提及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者所犯的唯经济论的错误。更重要的是，在许多点上，博兰尼还颇为费力地发展出与通行的马克思主义见解相抵触的解释。例如，在他的分析中他将国际金融视为一种和平利益，这显然与列宁强调金融资本要为战争负责是相冲突的。这些批评的根源一方面是政治上的，一方面也是知识上的。博兰尼的思想是在他积极反对匈牙利民主党人于先、且反对匈牙利共产党于后之时所形成的。虽然他献身于支持劳工阶级的解放，但他对社会革命的视野并非只限于无产阶级。他认为农民也是促成解放的另一同等重要的力量。
    然而，博兰尼的著作仍然只能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某些观念的持续和发展。博兰尼很清楚地看到，在马克思的作品中，两个取向之间有基本的紧张性存在：一时社会取向，它承认社会因素的支配性，另一是唯经济论的取向，它试图寻出有决定性的经济法则。他固然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后一倾向大加挞伐，但前一观点却是博兰尼建构其理论的基础。因此，博兰尼对市场在资本主义中之支配性所作的分析，可以理解为是在解释马克思《资本论》所讨论“商品的崇拜”的讨论。
    博兰尼对马克思的了解显然有许多是得助于他的同胞乔治·卢卡奇的著作。透过卢卡奇，博兰尼接触到了“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后者试图对抗第二国际所持的经济决定论。此一影响特别明显地见诸博兰尼对“整体性”的强调——诸多关系所组成的社会整体。而这正是卢卡奇的中心概念。博兰尼也追随卢卡奇，试图耙历史唯物论还诸历史。卢卡奇主张，虽然在了解资本主义时马克思着重经济因素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类似的分析模式是不适用的。事实上，若仍遵循这样的分析方式，就会把资本主义投射到整个历史之中，同时也使得超越资本主义成为不可能。卢卡奇在论及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时写道：“将只对资本主义会有效地发展法则提升成为普遍不易的法则，这实际上为其使资本主义社会得以不朽的目标，奠下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此一洞见对博兰尼是及其重要的，因为他的毕生事业就是要显示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间根本的不连续性，以及现代的经济范畴在了解前一种社会时的不适用性。
    不仅如此，博兰尼将劳力商品化视为市场社会之典范的主张，亦由卢卡奇承受了启示。对卢卡奇而言，将人类及其环境的社会性质转变为一种物化的过程——也就是把人类和社会关系转变为物。由于人是社会的基础，人之劳力的物化乃成为后来社会中所有形态之物化的源起及其原型：“劳工的命运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命运。”同样的，由于哲学在性质上也是社会性的，于是物化的社会也听任思想的物化，而表现为表象普遍地主宰真实，以及商品形式普遍地主宰社会形式。对卢卡奇而言，正如对博兰尼一般，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和古典经济学思想两者都屈服于此种物化。为了纠正狭隘的唯经济论者只将其焦点置于表象，卢卡奇提出以社会关系的整体为其概念的核心。也只有这个整体的观点才可能打破物化的思想。
    由卢卡奇对博兰尼的影响来看，一步那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博兰尼视为不过是“流通论者”的看法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用这个贬词以指称那些不能体认生产的重要性、反而视交换与流通更为重要的理论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以为，既然博兰尼如此强调市场，他一定是个流通论者。但是如果劳力的商品化是市场社会的典范，那就很难指责博兰尼忽略了生产关系的重要性。事实上，在讨论整合的方式时，博兰尼观察到：“我们只需将我们的注意力固定于土地与劳力在社会中的角色——因为整合方式的支配性，本质上有赖于这两个要素。”总而言之，博兰尼始终一贯地将其分析焦点置于使生产得以组织的制度形式。
    虽然博兰尼在一些重要观点上追随卢卡奇，但两人之间仍有重大差异。博兰尼拒绝了卢卡奇将劳工阶级视为是历史中具现理性之普遍革命力量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在讨论生产力和生产的社会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时，博兰尼远离了卢卡奇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为了避开他所厌恶的进化论，博兰尼小心地避开了任何“生产力在某一阶段的特定发展是另一形式之社会安排的先决条件”这样的暗示。
    相反的，博兰尼并不是将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奠基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奠基于人类将经济附属于社会关系之下大历史能力。如果市场社会正如他所强调的，是人类社会中的一项偏离，那么，社会主义就不过是使市场重新受到社会的控制而已。在这样的脉络中，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为什么博兰尼在写成《巨变》之后全力投入对前市场社会的分析。因为前市场社会的社会秩序明显地正是为后市场的社会主义社会奠定理论基础的着手之处。
    虽然他强调如上的观点，但博兰尼仍深知十九世纪社会的出现是与工业革命本身纠结相关的。“但是我们要如何界定这个革命本身呢？——我们认为这些都只是市场经济之建立这个基本变迁的副产品，而且这一制度的本质在机器生产对一个商业化社会的冲击还没有杯人士之前是无法完全加以掌握的。”这就造成了一个博兰尼和和任何其他的理论家都未能完满解决之知识上的难题。一方面，他否认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变迁的主要因素。但另一方面，十九世纪的发展却又无疑地是由工业革命的科技创新所造成的。那么，科技变迁和更广泛的社会变迁之间有何关系存在？又，在科技以及各类社会安排的可能性之间有何关联？对此，博兰尼并没有提出答案，但他似乎在不同的地方分别引用了决定论者和反对决定论者的论证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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