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詹姆斯•菲希坎（James S. Fishkin ），斯坦福大学国际交流系主任和协商民主研究中心主任。著有《人民的声音》（Voice of the People ）与Bruce Ackerman合著《协商时代》（Deliberation Day）。

　　译者简介：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民主派大肆宣扬的，民主的批评者谴责的。民主的批评家从柏拉图开始就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他们说，人民既没有得到充分的信息也没有充分的体现出当家作主的本质。因为人民不适合管理，他们需要一个精英团体来管理，这个精英团体的成员比如柏拉图的哲学家国王，思想深刻，知识渊博。

　　美国的缔造者被这个问题所困扰，提出了解决方案。詹姆士•麦迪逊（James Madison）定义的它们的方案就是把审议（deliberation）作为美国民主共和国的设计的关键部分。这个观点是“提炼和扩充公众的观点，通过一个经过挑选的公民的媒介传递后”把公众观点过滤通过那些的民意代表。宪法会议和参议院体现的就是麦迪逊说的“连续的过滤” （successive filtration）的策略即使选举团（Electoral College）也应该提供基础让选民能够审议(按州进行 挑选最优秀的候选人。

　　对权力和职务而不审议政策更感兴趣的政党出现干扰了这个初衷。反对联邦主义者（Antifederalists）进步党（the Progressives）后来更扩展到群众优先（mass primary）和全民公投（referendum）等一波又一波的辩论和重新设计已经越来越倾听公众没有过滤的声音了(或者说政治精英的声音和公众的声音切断了），但是麦迪逊的观点审议民主的净化公众舆论过程真的和我们现在的背景不相干了吗？是不是有办法让我们的的政治，政策决定和公众对话更加有针对性呢？

　　为了了解这个问题，看对它的处理，需要考虑民意调查的角色，了解这个让公众不加过滤的观点产生重要作用的当今美国民主的次序的方法。影响巨大的民意调查专家盖洛普（George Gallup）曾与人合作撰写了一本书《民主的脉搏》（The Pulse of Democracy）, 我们采用盖洛普的方法经常性收集我们团体关于每个想象到的话题的脉搏的。但是这些资料常常测量公众对候选人演讲片断或者报纸标题的印象而已。通过针对特定群体的广告和公关宣传对那些印象的操纵和制作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我们的公众对话已经被宣传业比纽约广告业中心所在的第五大道更加（Madison Avenue）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收集公众舆论的途径和盖洛普最初的模式有天壤之别。盖洛普强调民意调查以经过认真思考的意见的形式出现的作用。在1936年选举的民意调查最初胜利后（选举结果盖洛普能够预测), 盖洛普在普林斯顿的演讲中列举了这些民主的理想。盖洛普说民意调查将把新英格兰市民大会的直接的民主推广到整个国家。“报纸和电台进行关于国家事务的辩论，就像从前的市民大会上人们面对面的交流”。然后通过民意调查，“已经听到了双方的对同一个问题的观点的人们就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就好像“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屋子”。

　　经过了70年的公众观点研究，我们看到了这个版本的权力和局限。说权力是因为我们可以定期的就几乎任何想得到的问题收集公众的意见。局限性来自测量的内容。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三个根本的缺陷：第一，任何人在某种程度上“在一个巨大的屋子里”，这个房间这么大，几乎没有人听，也没有人受到鼓励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1950年的时候，政治经济学家安东尼•道恩斯( Anthony Downs 为这个问题创造了个词汇“理性的无知”（rational ignorance）如果我只有一票，成千上万的观点中的一种，我干吗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了解复杂的政策问题呢？我个人的一票或者个人的看法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中的很多人有更迫切的问题需要我们花费时间和精力。公众的经过证实的低信息程度对民主理论家可能是遗憾的，但是考虑到每个公民的刺激身上来说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第二，有时候民意调查公布的观点并不存在。因为被调查者不愿意说“我不知道”所以很可能随便的挑选一个答案。当辛辛那提大学的乔治比晓普（George Bishop）在问卷中关于“1975年公共事务法案”时，公众提供了自己的看法，虽然这个法案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当华盛顿邮报庆祝这个虚假的法案20周年提出废除这个法案，公众再一次提供了自己的看法）。当然，在某些公众了解比较多的问题上，但是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们的观点不外乎临时的印象而已。

　　第三个局限来自人们选择谈话者和新闻来源的方式。即使人们谈论政治和政策，许多美国人这样，但是他们倾向于和他们类似的人谈论，比如来自类似的社会阶层，观点也类似。当一个严峻的问题让国家分成两派，你了解一些与自己立场不同的人，你就有可能谈论天气而不是可能引起不愉快的争吵的话题。我们日益增加的新闻来源的多样化，从互联网到电视可能更加推动了人们观看自己喜欢的内容。(参看波士顿评论2001年夏的新民主论坛“互联网对民主不好吗？）但是不管事情是否变得更糟糕，显然出现了意义重大的问题。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他的为个人自由辩护的经典文章“论自由”中指出一个自由的社会应该让人们提供多样性，不同的生活试验，从而形成自己的个性。穆勒的个人自我检验和了解的选择在各种不同观点和生活方式中的。自由的优越性的这种强有力的说法遭到破坏如果人们选择自己的自由避免多样性的风险的话。

　　舆论的这三个问题，理性的无知，没有态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倾向可能决定了民意调查是否表达公众对政治和政策的真正的判断。如果做得好，民意调查可以准确反映对某个具体问题的公众观点。但是调查中列举的观点是否反映了经过思考的判断就要看调查的技巧和民主实践的状态。盖洛普等民意调查机构显示民主实践上非正式的，非官方的变化能够影响公众舆论左右我们政策的方式。现在的情况下有没有一些方法把麦迪逊的理想和盖洛普的结合起来呢？

　　我称之为“协商民意测验（Deliberative Polling）”的项目代表了对这个问题的大有前途的答案。传统的民意调查是一个阶段的事情，而“协商民意测验”，我们尝试了接近50次，采取很多步骤，从刚开始的传统的调查，我们调查了丹麦人对欧盟的看法，德克萨斯人对公共福利管制，美国人对外交政策的看法，一个中国城镇对公共工程的看法。在我们完成调查之后，我们邀请被调查者聚到一起讨论, 一般都电视上播放（虽然我们最近开展了互联网调查的大大节省成本的方式）为了鼓励参加者，我们提供了经济上的刺激比如免费旅游或者酬金。更重要的是，我们试图说服参加者他们的观点是起作用的。一个全国性的“协商民意测验”一般收集300到500人在一个地方读过长长的周末，这个数量足够大让统计数据有意义，同时足够小切实可行。(因为我们操作这个调查然后才邀请可以对比态度和来的人和不来的人的人口统计学资料调查对象。我们常常发现统计学上有意义的区别。)全国性的“协商民意测验”调查收集的小世界（ microcosm）达到了盖洛普的版本但是以不同的方式。等于说是国家是个房子，但是可以控制大小的实际的房子---足够的小让参加者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声音在协商的过程中是起作用的。

　　在调查对象集中到一起之前，我们给他们寄去了简报列举了主要的政策选择和这些选择各自的优缺点。由代表主要的利益相关者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制定见报，这些材料试图列举任何一个消息灵通的公民应该对当前谈论的问题的了解程度。有时候，让利益相关者达成一个平衡的准确的文件版本本身就需要一个重要的协商的过程。在全国性的澳大利亚协商民意测验关于这个国家是否应成为共和国(和帕姆莱恩（Dr. Pam Ryan）和澳大利亚民调机构合作完成的),顾问委员会包括了赞成和反对公投的人，对草稿修改了19次。

　　调查对象到来之后，他们被随机分配成小组进行讨论，与经过培训的协调者，他们试图帮助小组解决问题同时发现关键的问题他们可能请求小组讨论观点相左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周末的时候一般有15个人参加的小组讨论和300或400人全体参加的大会讨论，让人们对专家和政策制定者提问。在周末讨论结束的时候，调查对象重新填写调查问卷。理想的情况是，有个控制小组---另外一群没有参加讨论的人也填写调查问卷确保观点的改变真正的来自协商过程而不是媒体或者更广大的世界的变化所致。

　　这个过程---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台湾，丹麦，保加利亚，匈牙利，最近还在中国全国范围或者区域性的进行，传统调查方式的公众舆论的三个基本的问题发表看法。首先，调查对象非常有效的调动起来了想了解更多的东西，动机好像很重要。比如考虑一下2003年全国性电视节目上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协商民意测验”。在协商之前，只有19%的人知道/或者猜想美国的对外援助是美国预算的1%或者更少，这个结果和传统的调查结果一致。但是协商之后，回答这个对外援助的比例提高到了64%。而且这个信息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在协商之前多数人赞同减少对外援助，但是协商之后，多数人赞同增加对外援助。

　　有时协商的影响既是个人的也是政治的，这个观点是个1994年参加关于英国犯罪的第一个“协商民意测验”的妇女。她来到我身边说她陪伴丈夫来的，他希望感谢我。在30年的婚姻中，她丈夫从来没有看过报纸。但是自从被邀请参加这个活动他开始每天看每份报纸，他开始“对退休生活感兴趣”。我们为他提供了了解信息克服理性的无知的理由。协商可以改变一个人一生的生活习惯。当我们11个月后回到英国调查这中间，发现参加者比参加周末讨论结束的时候了解得更加丰富了。显然，他们继续看报，关注媒体，一旦他们经过了协商周末的深入讨论热情激发出来了。

　　传统民意调查的第二个问题是有时候对问题的回答并不表达真实的观点，只不过是首先到调查对象脑子里的反应。这个现象最早描写的是著名的政治学家菲利普肯弗斯（Philip Converse）。从1956年到1960年都会在全国选举研讨会上提出同样的问题。问题包括一些不引人注目的问题关于诸如政府在提供电力的角色等话题。他注意到有些调查对象提供的答案好像很随意的变化。他们对问题根本不在乎，甚至都不记得自己前一年说了些什么，懒得去保持一致。肯弗斯得出结论说相当数量的人非常随意的回答问题。

　　在“协商民意测验”调查中，普通市民被充分的调动起来了，他们认真考虑对立的观点, 回答问题，得出经过思考后的判断。即使他们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没有观点，许多人在这个过程结束的时候就形成了自己的观点。1996年德克萨斯一家电力公司找到我，他们面临一个新的要求需要咨询当地居民作为他们计划的一部分。他们是要使用煤炭，天然气还是可再生能源（风能或者太阳能）？他们是否愿意通过保护减少对能源的使用? 公司无法通过传统的民意调查方式判断公众的观点，因为他们的顾客没有足够的信息形成真正的，可靠的观点。但是如果他们咨询专题小组或者小规模讨论，他们明白根本不能向管理者证明这样的小组讨论有多大的代表性。如果举行城镇会议，让人人都参与，他们可能遇到游说人士，房间中的有组织的利益团体，而不是广大民众了。

　　最后他们决定“协商民意测验”提供了一个很好地解决办法。我们组成了一个利益相关者委员会代表了所有主要的选民负责制定简报材料，设计调查问卷，和周末讨论的议题。这个顾问委员会包括消费者团体，环保团体，其他能源倡导者，传统能源使用者，大客户代表等。我们要求整个活动公开，透明，周末讨论在所在区域电视转播，公共设施官员参加(这些项目是与德克萨斯公用事业委员会前主席丹尼斯托马斯（Dennis Thomas），经营一家德克萨斯民调公司的维尔盖德（Will Guild），以及我的同事罗伯特鲁斯肯（Robert Luski）合作完成的)

　　这个活动的结果是惊人的。在德克萨斯各地和邻近的路易斯安娜进行的“协商民意测验”中，公众选择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保护非常认真的组合。愿意每月花更多的钱支持可再生能源的人的比例从52% 增加到了84%。愿意花更多的钱在保护上的从43%增加到了73%。所有这些结果的计划包括对可再生能源的大量的投资---把德克萨斯改变为使用风能的第二大州（仅次于加州）。毫无疑问，最后表达的许多的观点都取代了“没有态度”（non-attitudes）(肯弗斯的术语)或者虚假观点。但是问题是最后表达的观点是代表性的小世界的经过思考的判断。他们提供了一个窗口，公众可以由此在这个良好的协商条件下思考。

　　“协商民意测验”试图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普通老百姓倾向于和观点相似的人交谈，很少要求与持相反观点的人严肃的辩论。我们在丹麦进行的关于欧盟的全国性“协商民意测验”调查显示在家里面对面的交谈和在协商式民调中比较平衡的讨论中的差别。(该项目和由卡斯珀汉森（Kasper M. Hansen）和安德森（Vibeke Normann Andersen）领导的丹麦政治学家小组合作完成)丹麦在接受欧元上基本上分成两派。我们的问卷调查有信息题，平均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回答是的问题，另一部分是回答不的问题。在调查对象第一次接受调查和他们参加周末讨论的时间内，进行了另外一次补充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未参加讨论作的准备过程中，“是”的支持者倾向于了解“是”的信息，忽视“不”的信息，“不”的支持者倾向于了解“不”的信息，忽视“是”的信息。比如“是”的支持者想知道丹麦已经和别的国家开展货币方面的合作，而“不”的支持者想知道如果丹麦加入欧元区，国家就不能再调整利率了。双方都能得到所有这些信息，但是人们都是选择性接受信息。到了周末活动结束时最后的问卷调查时，这个差距才弥补上。“是”的支持者了解了“不”的信息，“不”的支持者了解了“是”的信息。“协商民意测验”创造了一个公共空间人们可以一起辩论，虽然它们之间根本的差别把国家分成两部分。

　　有时候另外一方的观点的重量不仅是认知方面的，而且是感情上的。在1996年《国家议题会议》（National Issues Convention）,一个电视转播的协商民意测验涉及总统候选人和全国性的随机抽样 ，其中一个问题是福利改革和当今美国家庭的状况。一个84岁的白人保守派男子碰巧和一群非洲裔美国妇女在同一个小组。刚开始讨论的时候，这位男性说“你们没有家庭”接着解释说一个家庭应该意味着父母和孩子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协调者成功地让讨论继续进行，到了周末活动结束的时候，听到这个保守人士对妇女们说“英语中最重要的三个字是什么？是我错了。我把那个评论看作他意识到从别人的角度看别人的问题。这是道德讨论的标志。一般情况下两者根本不可能进行关于家庭问题的严肃的讨论。对于男人来说，“妇女福利”一直是电视演讲片断。如果我们要了解对立的观点我们需要从他们的视角理解他们的担心。在安全的公共空间讨论，随机的参与者，随机的分配能够做到这一点。

　　最近，“协商民意测验”过程被用在中国地方层次的决定上。中国须速发展的许多城镇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就地方政策咨询公众的意见。但是多数举行公开的市民大会，参加者扭曲或组织利益主导。在4月份(和澳大利亚政治学家贺保刚？（Baogang He)我们完成了中国温岭市泽国镇(上海以南300公里)的第一个“协商民意测验”，随机抽样250多人进行协商使用平衡的准确的信息然后从最喜欢的30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选出10个。在权衡了各种道路，公园，和其他建议的优缺点后，他们决定了以污水处理厂为主的和全面的环保计划一个清单。协商小世界确切的优先权后来经过当地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现在正在实施。中国地方官员面临项目众多和预算有限情况下的艰难选择，让人民决定不用请求派别竞争的方法。更多的项目在以这样的方式决定。

　　中国的经验提出了关于“协商民意测验”在发达的民主社会中的政治意义的重大问题。拥有完备的代表体系，政策制定者为什么还要关注协商民意测验的大众观点? 毕竟，多数人并不认真思考围绕某个政策或者政治议题的对立的观点。多数人了解的信息很少，注意力能集中的时间很短。假定你是个民意代表，你知道你的多数选民喜欢减少对外援助。你也知道他们错误地相信对外援助是美国预算里面一个最大的项目。如果人们理解对外援助在预算中所占的微小份额，他们就会希望增加对外援助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我接触过的当选的民意代表总是说他们应该代表选民的了解信息后的观点。他们认为这非常重要。这个正式的决定说明了传统上两分法之外的第三个立场。传统的两分法是民意代表应该遵从选民的意愿还是应该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这第三个立场是民意代表应该做他们的选民支持的事，如果他们得到足够的信息。爱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经典的《对英国选民的演讲》（“Speech to the Electors of Bristol”）演说中提出了这个观点，要为民意代表的独立判断辩护。他说如果他的选民只知道他所知道的，离伦敦300英里远，他们就会同意他的观点。因此对于一个议员来说，他有三个主要的职责：代表选民的愿望，做最好的事情，代表选民得到所需信息后得出的观点。正如一个退休的，影响力大的国会游说者告诉我的“许多人喜欢做正确的事情，如果他们能够做了不受惩罚的话。”“协商民意测验”如果在媒体上详细报道的话，能够给成员勇气去做正确的事。

　　从民主理论的观点来看，给予随机抽样的普通公民作出政治决定的权力和把权力交给民意代表相比有一些优势。公民可以对付议题不用担心他们的再次当选问题。他们也不用担心党的纪律的约束。他们可以在讨论过程结束的时候提出自己发自内心的观点，不用担心来自别的参加者的压力要达成共识。用麦迪逊的话，“协商民意测验”的过程却是好像能够净化和扩充公众的观点，产生良好的判断来自协商民主带来的公民参与。结果就像盖洛普在传统的民意调查中希望的---全国范围的市民大会。但是得到充分信息后的，代表性的观点不仅仅简单的民意调查就能完成的。它需要一个机构帮助展开讨论，提供充分的信息和观点各异的专家，和自由表达思想的公共空间。

　　【译自：“The Nation in a Room” James S. Fishkin

　　http://bostonreview.net/BR31.2/fishkin.html】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转自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