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明骐
译文：李哲宇、关晨引

　　作者简介：李明骐，1990-1992曾为中国大陆的政治犯。目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政治经济学。此文得益于与David Kotz，Robert Pollin，James Crotty，Gerald Epstein，Leo Panitch，Gregory Albo，Samuel Gindin和Patrick Bond的讨论。

　　1980年代初以来，北美、西欧的资本主义大国，就孜孜于推行自由主义的政策与制度变革。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大国和国际货币机构﹙国际货币基金会(IMF)与世界银行(the Word Bank) ﹚的压力下，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东欧等边陲与半边陲国家，采用了“结构调整”、“震荡疗法”或“经济改革”，根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要求重建他们的经济。

　　新自由主义的体制通常包含：降低通货膨胀和维持财政收支平衡的货币政策﹙经常靠减少公共支出和提高利率来达成﹚，以及“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意指解除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并削减社会福利﹚，和贸易与金融的自由化、私有化。这些政策是全球的统治精英﹙主要是资本主义大国的金融资本﹚向全世界劳动人民发动的攻击。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下，数十年的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成果已经逆转了。全球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之大前所未有。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劳动人民苦于贫困，整个国家陷入悲惨之境。

　　根据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所得到的收入与57％最贫穷的人的收入总和相等。世界上最富有的20%的人与最贫穷的20%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比例，从1960年的30：1，上升到1990年的60：1，1999年则为74：1，预计2015年时将达到100：1。1999年至2000年，有28亿的人一天的生活费不到2块美金，8亿4千万人营养不良，24亿人享受不到良好的医疗服务，此外全世界每6个学龄儿童，就有一位失学。估计全球的非农民劳动者约有50%不是失业就是未充分就业。⑴

　　许多国家的劳动者苦于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在美国，从事生产和非管理工作的工人，他们每周的实际工资﹙按：1992年的币值计算﹚已从1973年的315美元降为1989年的264美元。经过十年的经济扩张之后，1999年达到271美元，但仍然低于1962年的实际工资。从1970年代就遭受新自由主义改造方案之害的拉丁美洲，大约有2亿人﹙或46%的人口﹚生活贫困。在1980年到1990年代初期﹙1991-1994﹚之间，实际工资在阿根廷下降14%、在乌拉圭为21%、在委内瑞拉为53%、在厄瓜多尔为68%，玻利维亚则为73%。⑵

　　虽然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允诺，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或“结构调整”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成长、技术进步、生活水平提高和物质繁荣。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的时期，世界经济已逐渐走向萧条。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平均年增长率已逐渐衰减，从1950年至1973年间的4.9%、退到1973年至1992年间的3.0%，而在1990年至2001年更衰减为2.7%。1980年到1998年间，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所谓的“转型经济”﹙译按：指苏联、东欧等由政府指令型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中，有半数其GDP的实际人均产值下降。⑶

　　世界经济之所以至今未逢大难是靠美国以债务资助的经济支撑住的。1995年至2002年，世界GDP累增的增长额有96%是美国经济所创造。⑷美国经济扩张的资金源于：缩减国内储蓄，提高私人部门的债务水平，以及连年巨额且不断攀升的贸易经常帐赤字。这样是无法持久的。这种巨大的不平衡总得加以矫正。如果美国无法再滋生日益上升的经常帐赤字，而又没有其他的巨大经济体可以有效地充当自主的驱动力，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就会处于强大的衰退压力下，且受到金融危机的威胁。

　　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灾难，已到处引起越来越多人民的抵抗。而全球经济情势更进一步的恶化，也将促使千百万人忍无可忍。所以不能排除会出现全球反抗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运动。自许为左翼的改革者与革命份子首先在思想上必须准备好面对这样的发展。


　　新自由主义与全球性的不景气

　　新自由主义无法提供一个让全球资本持续积累的制度框架。它侵蚀并拆解了为稳定资本主义经济与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所建立的制度。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因而被置于频率升高、震幅加剧的金融危机中。诚如《每月评论》﹙Monthy Review﹚的主编所言：“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的全球化，在许多方面意味著萧条的趋势与金融危机的全球化。”⑸

　　全球的有效需求，是全球的个人消费、全球的私人投资与全球各地政府支出的总和。然而在新自由主义当道下，全球的不平等已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世界的劳动人民已遭受绝对贫困化之苦。结果就是全世界大多数人口的购买力下降或是增长地比世界的产出还慢得多。

　　私人投资因全球生产过剩而停滞下来，私人资本转向金融工具的投机。由于金融市场的自由化，跨国界的投机资本大幅增加，加剧了资本抽逃的危险与金融危机。有些中央银行为对抗这样的危险，被迫维持高利率，实际上却是为全球金融资本付保险费。在7个资本主义的大经济体里，其实际利率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的平均比率，分别为，1881年至1913年的0.97、1919年至1939年的2.40、1946年至1958年的0.36、1959年至1971年的0.55、1972年至1984年的0.47，以及1985至1997年的2.34。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二战期间的大萧条与新自由主义当道这两个时期，实际利率才高于经济成长率。这样的现象意味著生产性投资与投机性投资的重要性颠倒过来了，而这也就是体系危机的导因⑹

　　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之下，政府大都施行财政与货币的紧缩政策，抑制公共支出。随著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有财政赤字的政府，易于遭到私人投资者以抽逃资本或攻击通货施加“惩罚”。因此政府﹙尤其是边陲与半边陲的政府﹚就有删减公共支出以维持财政平衡的强大压力。所有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都会力求限制政府的公共支出。总之，在新自由主义时期，构成全球有效需求的三个组成部分，都受到强大的缩减压力，有紧缩或停滞的趋势。

　　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我们可以说，生产的日益社会化已经表现在固定资本的日趋重要与金融结构的越趋复杂又相互联系。自凯因斯﹙Keynes﹚之后，很多的经济学者已经了解到，固定资本的投资根本是不确定的，经常超乎理性的计算。投资者的信心与心理状态的骤然起伏可能导致投资以至整体经济激烈且巨大的波动，金融结构与日俱增的复杂性更大大增强了这样的风险。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经济深陷于衰退或萧条当中，就必须要有一个能有效发挥总体经济稳定作用的“大政府⑺”。

　　新自由主义汲汲于金融自由化与攻击公共部门，在某些实例中已大大损坏，甚至彻底卸除了政府的稳定作用。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已经见到日益频繁的剧烈金融危机。1995年墨西哥的金融危机之后紧接著是1997年的亚洲危机，1998年俄国与巴西危机，以及2001年的阿根廷危机。全球总体经济稳定一直是靠美国财政部以及美国进口的商品与劳务日益超过美国出口来维持；而这还能持续吗？


　　美国的金融泡沫化与失衡

　　如果没有一个大型的经济体产生自主需求的话，全球经济可能已进入螺旋型的不断衰退。199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的繁荣与其庞大且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发挥了制止新自由主义的矛盾普遍蔓延的作用。

　　美国经济的繁荣肇因于靠借贷支撑的私人部门消费与公司竞相大举投资于高科技产业。私人部门的收支差额﹙收入减掉支出﹚过去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4%，至1990年代却史无前例地变为负数，在2000年的第三季，甚至达到了负5.5%。家庭与公司部门的负债占GDP的比例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家庭部门愿意并且有能力去借贷如此高的额度，是因为资产价格的巨大泡沫。用Tobin的“Q”指标［资产﹙译按：指股票等有价证券与房地产﹚的市场价值与资本﹙译按：指机器、厂房等生产设备﹚的更新成本之比］，或参考本益比﹙股价与盈利之比﹚来衡量，美国在2000年股票市场膨胀到极至所造成的泡沫之大，为美国经济史所仅见。⑻

　　股票市场的泡沫一爆破，公司部门的支出便明显缓慢下来﹙特别是“高科技产业”﹚。为了避免严重的衰退，美国政府于2000年至2003年间的财政收支，由占GDP 1.4%的盈余，转变成占GDP4.6%的赤字，或在6%的GDP摆荡，而美国联邦准备银行则将短期利率由6.5%降为1.25%。

　　虽然实行了大为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美国的经济增长仍有气无力，就业状态停滞不前。这些政策实际上是帮助维持了金融的泡沫。家庭部门的债务依然继续扩张，股票市场的泡沫也没有完全戳破，房地产的泡沫接著又达到高峰。

　　2002年末，美国的贸易经常帐赤字高达GDP的5%，大部分是它在国际商品与劳务贸易的赤字逐步增加所致。作为资本主义的世界霸权竟有这么巨额的经常帐赤字，这是史无前例的。对比之下，也曾是世界霸权的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经常帐盈余接近GDP的4%。

　　从世界其他地区流入美国的资本相当于美国的经常帐赤字额。美国经常帐赤字要能持续不断提高，世界其他地区就必须愿意在他们的金融储备金中以越来越高的比例持有美元名义的资产，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史帝芬?罗区﹙Stephen Roach﹚指出：“目前，全世界所有的外汇准备金大约有75%是以美元名义的资产方式持有——这个数额比美国所占世界GDP的32%﹙按市场汇率计﹚还高出两倍多。同时，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财政部巨额债务的约45%，公司债的35%与12%的美国股票。所有这些比率都是﹙或者接近﹚纪录的最高点。全世界从来没有把这么多股票放在美国——这些股票既充当经济增长的引擎，也充当金融价值的储存。问题是，如果把上述这些数字放到未来来看，又显得太微不足道了。”⑼

　　以当前汇率计算的美国经常帐赤字额，要在未来显得“微不足道”，其实不必太久。征税经济学研究会﹙Levy Economics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用堪称合理的假设指出，若美国经济要达到足以降低失业率的经济增长，美国的外债净额就会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60%，且在2010年前经常帐赤字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5-9.5%。


　　全球经济危机的另外几种可能发展

　　美国承受不了经常帐赤字永无止境的增长，要扭转赤字持续恶化，有四种可能的方式。首先，如果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比美国当前的经济增长率快得多，就会增加对美国商品和劳务的需求，美国的出口便得以比较快速地增长来弥平进出口的差距。第二，美国经常帐的赤字能藉由紧缩美国的国内需求来矫正。第三，可用调整“相对价格”即：美元的贬值来制止经常帐赤字的暴增。最后，运用政治与军事权力可能改变造成美国经常帐赤字增长的因素，使之有利于美国。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第一种可能性，即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能比美国当前的增长快得多，是无望的。第二和第三个方式虽然可行，但会引发重大的危机。

　　提高美国国内利率以限制美国的经济增长，从而限制进口与贸易的赤字，美国决策者当然知道理论上可以这么做。实际上，世界其他国家要是发现自己有了像美国这样的经常帐赤字的难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定会开出这帖“正宗”的药方。但美国可不像一般的其他国家，它是这个世界的霸权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强迫美国服下这剂药。对美国的统治菁英来说，这条路不具政治上的可能性，至少在选举周期的这个阶段不可行。但关系更重大的是，美国消费信贷和抵押借款空前的巨额累积所引发的危机。若国内经济没有大幅增长﹙增长本身会加重经常帐的困难﹚，利率持续升高就有造成像“大萧条”时期那样大规模的个人破产浪潮的危险。

　　美元的贬值是剩下的唯一选择，相当清楚的是，美国财政部偏好使用控制美元逐步贬值的政策，且已付诸实行。美元贬值对美国的家庭和公司来说，国产品会变得较便宜而外国产品较贵。这帮助刺激出口和抑制进口，然而美元的贬值降低了美国对外国产品的需求，把通货紧缩的压力转嫁到世界其他地区。

　　亚洲经济体﹙日本、中国和东南亚﹚握有的经常帐盈余一年总共近2300-2400亿美元，近乎美国经常帐赤字的半数。但亚洲经济体或者将他们的通货钉住美元，或者为了避免货币升值而大力干预。这使得调整的重担几乎全落在欧洲身上。

　　欧洲经济没有能力扩张国内需求，它的成长完全依赖出口。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正处于衰退状态，其他地区出现的增长信号，在德国仍很微弱。因此美元的贬值对欧洲经济特别具有威胁。再者，欧元区的政府被所谓的“稳定和增长协定”所约束，财政赤字不能高于3%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金融界敦促欧洲政府进行“结构改革”，让劳动与产品市场的政策向美国标准看齐。他们以为“结构改革”会释放生产力的增长，“终究”能创造出强劲的需求扩张的条件。从金融资本家的观点来看，要有强劲的资本积累，必须大幅增进获利率与资本家的信心。而要让资本家有信心，就必须进行“结构改革”挫败劳工阶级的抵抗。此际，仍不能确定欧洲的资产阶级可彻底击垮劳工阶级的抵抗。但是，如果确实实行所谓的“结构改革”，不论对资本积累“终究”可以有什么样的“积极”效果，但对国内需求的负面效果﹙透过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准更进一步的打击﹚理所当然的会更为重大。

　　在欧洲经济不景气下，要欧洲吸收足可矫正美国经常帐赤字的美国输出品是不可能的。要完全依靠美元贬值来矫正经常帐赤字，美元的价值就得惨跌。根据一些评估，美元可能得跌30-50%才行。而这样的下跌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心理上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⑽

　　如果美元不对其他货币贬值，经常帐赤字何以必须矫正？如果世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持续干预，让世界充斥他们各自的货币﹙欧元、日圆、中国人民币﹚以避免美元贬值，为何美国不可能永无止境地积欠越来越庞大的经常帐赤字？之所以不可能没有限制，是因为美国不断上升的经常帐赤字吸收了越来越高比例的全球储蓄。从理论上说，在全世界的储蓄都被耗尽，用来填补美国的经常帐赤字之际，就到达了极限。但是实际的限度远比理论上的限度到达之前就会到顶了。这个过程会提高美国和日本政府的债务至极为庞大的额度。这些巨额的政府债务将和美国及欧洲境内的家庭和公司的债务并存。⑾

　　这些债务能怎么处理呢？有两种可能，第一，全球的经济萧条和广泛的家庭及公司的破产，可以勾销大量的私人债务。先前所有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都是用这种方式解决的。理论上，一旦债务的价值贬降，就逐渐浮现能让资本在更高水准重新循环积累的条件。但是，上一回的全球大萧条，由于垄断资本之故，这种自发性的复苏力道并不够强劲，而今天的垄断资本更为强大了。因此选择这种方式就一定会有一段拉得更长的萧条期。不管这个假设的结果是什么，可以确定的是，新自由主义如果不是永远，也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被弃之不顾。

　　第二，可以用印钞票造成通货膨胀的方式来打消巨大的私人及公共部门的债务。由于需要打消的债务规模极为庞大，这种通货膨胀的策略会使全球经济陷入超级通货膨胀和利率猛升的恶性循环中。如果有一种选择是全球各类统治阶级所绝对不取的，那就是这个选择。


　　朝向帝国的解决方式？

　　在现存的剥削、压迫的框架里是否有解决危机的办法呢？美国经济陷入极深的危机，而以美国在世界经济所发挥的作用，世界经济深受其影响。但是美国帝国主义持续控制了世界上最强有力、未受摇撼的军事力量。美国的统治菁英能用武力建立一个剥削的帝国，一个空前的能在政治和军事上遍布全世界的支配势力，且在这过程中处理它的经济危机吗？事实上，美国目前的政策正是企图做到这一点。

　　为了抑制美国经常帐赤字的激增，必须减少进口。其中的一个办法是，重估日圆与人民币的价值，让汽车、电子产品这类主要进口品的美元价格提高，以减少进口。这只有靠政治压力才能做到，而且也正在这么做。其他大量的进口，如衣服和鞋子没法减量，因为美国的生产者不再能供给境内所需的产量。这些产品的成本可藉著残酷的最低价竞争﹙race to the bottom﹚而压低——不断把生产转移至更贫困和更渴求订单的国家。在某些地区美国还运用武力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惊人的灾厄，细想美国干预尼加拉瓜和非洲的结果即可得知。但是美国主要的进口品是矿物燃料，它们的长期成本只能靠美国控制自然资源来保持低价供应。调节生产和价格的枢纽必须由美国控制。这是美国的全球政治权力运用军事力量谋取经济利益的一个方面。

　　要抑制经常帐赤字难以承受的增长，另一方面的策略是扩张美国的出口。然而美国制造业基础已衰落不振，只有寄望于像“知识产权”的垄断价格才可望扩张出口值。同样的，要强制取得专利权、基因改造种子、药品、歌曲和电影的垄断价格，全靠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政治权力。

　　但是这个帝国计画如何筹措资金？美国军事花费的扩张可能使美国的经济危机更趋恶化而不是缓和。摩根?史坦利公司的史蒂芬?罗曲﹙Stephen Roach﹚问道：“储蓄短缺的美国经济能继续资助一直扩充的军事优势吗？”他的答案是：“综合历史、地缘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知识，使我更加确信，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是条无法持续的道路。”⑿

　　美国的军事扩张能为自己的扩张取得资金吗？摩根?史坦利公司的安迪?谢﹙Andy Xie﹚评估，美国占领伊拉克可直接和间接地替美国省下每年花费在石油进口的近400亿美元。⒀即使这些“利益”能充分实现，也只不过占美国经常帐赤字的一小部分而已。

　　但面临伊拉克人民越来越普遍的抵抗，美国尚未能实现这些规画中一丁半点的“利益”。在所谓的“主要战斗军事行动”结束数月后，尽管美国调派了一半的正规军至伊拉克，美国仍无法掌握伊拉克，不能控制道路、边界、水和电的供给。

　　从美国的33个作战旅中，分别派遣了16旅至伊拉克，2旅至阿富汗，2旅至南韩，1旅在科索沃﹙Kosovo﹚。而在美国境内的12旅中，有3旅正在接受现代化训练，有3旅为可能发生战争的朝鲜半岛而待命，有2旅准备支援在阿富汗的部队。只剩4旅要支援在伊拉克的16个旅。事实上，美国耗尽了所有的正规军，只为占领像阿富汗和伊拉克这种极穷困的第三世界国家。

　　不论在经济上是“耗费”或是“得利”，美国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打了败仗。根据位于华盛顿的全球态度计画﹙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的最新调查显示“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急剧转坏。”⒁美国奠基于武力的全球新自由主义帝国的计画已经挫败。这不单只是因为资本主义体系运行的固有的限制使然，同时更是因为想用全球的军事优势避免新自由主义政策产生的经济危机的企图，已在伊拉克人民群起抗争中碰了壁。新自由主义的危机随之将至。


　　朝向社会民主主义？

　　后自由主义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其中一个可能是返回社会民主资本主义。1950年至1973年之间，伴随社会民主的制度，像是大型政府、凯因斯主义、阶级和解、收入和财富的重分配、资本的管制，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伟大的“黄金时期”。有25年之久，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享受了快速的经济成长、低失业率、生活水准提高和社会稳定。边陲和半边陲国家能够透过“进口代替”或“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在国家发展上有所进展。返回社会民主主义能够使伟大的黄金时期再现吗？

　　在社会民主资本主义下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矛盾并未停止发展。在某些限度内，社会民主制度帮助减缓了阶级冲突并维持了较高水平的总需求。在某些历史条件下，这些制度和高而稳定的利润率调合一致并且有利于快速的资本积累。然而，随著这些制度的建立与运行，逐渐产生出愈益侵蚀全世界资本积累的新情况。资本和劳动间以及核心和边陲间权力平衡的改变，导致全世界获利率的衰退，促成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积累危机。⒂恰恰是针对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的危机，全球统治精英才开始寻求新自由主义做为此危机的“解药”。

　　假设目前的危机要以社会民主为基础来解决，重新由国家管制贸易和资本流动，劳动和金融市场再受规制，收入和财富以平等的方式进行有意义的重新分配，而公共部门也再度在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些改变是否足以开展一个新的黄金时期？不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怎么阻止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发展呢？又怎么防止“新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再陷入积累的危机呢？

　　社会民主资本主义要能建立，至少须有劳工阶级在政治上的局部胜利。但是果能如此，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劳工阶级所要求者当不仅回复他们有过的社会和经济权利，并巩固他们现有的权利，同时也会要求扩大这些权利。这些新的社会改革所需要的资金从何而来呢？如果必须靠对资本家的利润征收额外的税，那么社会民主制的复苏，在劳工阶级恢复谈判权力后仍然可以存活吗？垄断阶段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特点就是经济停滞，二战后黄金时期的增长率只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例外状况，没有这种增长率，社会民主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建立的。

　　还有其他问题是复苏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不能够处理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能提供必要的制度框架来处理全球环境的危机吗？环境上的投资和管制增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成本﹙这不能和环保产业可为一些个别的资本家创造获利机会混为一谈﹚。问题是，完全纳入环境成本后，剩下的利润是不是还足以让资本积累至适当的水准。但更有可能的是，在由民族国家构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会阻止各国充分考量环境成本。这样一来，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就会只是朝向全球生态大灾难的“另类”方式。


　　重新评价社会主义

　　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是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上显然卓有所成。它同时已替占居上层的全世界15-20%人口带来物质财富。然而，资本主义却绝未满足生活于边陲和半边陲的绝大多数人的生理和情感上的基本需求。事实上，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质疑，自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以来，对世界人口中大多数的穷人来说，生活品质是否有任何改善，实大有疑问。⒃

　　在20世纪，人们历经了2次可怕的灾难，而这灾难是由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引起的帝国主义战争。过去的25年是人类历史的另一黑暗期。在新自由主义之下，不平等、压迫、剥削又达到了极致。同时，在资本主义体系下，人类正快速奔向全球生态的大灾难中。

　　鉴于新自由主义所引起的巨大社会和经济的灾祸，有必要重新评估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10至15年前，前苏联、东欧、中国大陆和古巴的国家社会主义经验，普遍被认为是一大失败。除了不民主的特点，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被认为已经失败，因为从效率和技术创新来看，他们不及资本主义社会。有一段时期，许多人试图设计“可行的”社会主义新模式。这些模式中有许多想要纳入诸如市场、竞争和私人诱因的资本主义的特点来达到和资本主义相同的效率。

　　现在很少人会怀疑苏联和东欧的大多数人，在国家社会主义下的生活比在目前“自由”和“民主”的资本主义更好。甚至在中国大陆，这块全世界最有活力的经济中，自1990年代初开始的资本主义改革，大大降低了农民和城市劳工阶级的生活水平，在许多方面﹙健康医疗、教育、职业安全和工作环境﹚，极大比例的中国劳工阶级比毛泽东时期的生活水平还低。

　　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成就不该被低估。它让有工作能力的男女成年人可以充分就业和享有职业安全﹙免于失业的恐惧﹚，这当然是极为重大的成就。众所皆知，国家社会主义在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营养、保健、教育、居住、退休养老金﹚以及改善妇女处境上，比相同经济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为出色。苏联、东欧和古巴的社会主义已做到了满足实际上所有基本的社会需求，这是一项大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无法宣告的成就。

　　社会主义与今天对抗新自由主义会有什么关联？随著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加深，许多边陲和半边陲国家﹙如拉丁美洲﹚的情势已发展至若不彻底与国际金融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国际机构切断关系，那么在付给跨国金融资本高比例的每年产出后，就连只是用来进行社会的简单再生产的资源也一点不剩，更别提要对付严重的社会问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有利于大多数人民的明智之举，就是彻底打破现存的国际资本主义秩序。国家经济需要改造结构，使资源转向为基本需求而生产，而不是著眼于生产出口至核心国的产品，在不平等交换的条件下，进口满足特权精英的奢侈消费品，和进口用来再生产出既有的国际分工模式的生产资料，以产生偿付债务和填补资本外逃漏洞的“贸易盈余”。但是这样的安排必然会与大型的金融和工业资本家的利益起冲突。到某一阶段，为了能持续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就必须施行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并展开全面的经济计画。

　　在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大陆，腐败的资本主义私有化过程，令人民极为不满。一旦发生社会革命，把所有非法私有化的资产重新国有化会是人民渴盼的要务之一。重新国有化的资产将构成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在边陲和半边陲国家中的复兴可能会掀起新一波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下一轮的社会主义革命会比20世纪的革命实行地更好吗？社会主义能用什么方式证明它本身比资本主义好？大卫?柯兹﹙David Kotz﹚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后认为，单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央计画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个行得通的的体系。苏联之所以崩解是因为亲资本主义的政治联盟﹙包括大多数的官僚精英﹚崛起并掌握权力。柯兹建议，未来的社会主义要能生存发展，必须建立民主的政权和其他制度，以避免滋长拥有特权的统治精英。⒄

　　假如未来社会主义的社会立基于民主政治，未来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将如何组织和安排呢？对这个议题目前已有许多的理论贡献可供参考，此外，未来社会主义运动当然能在实际的历史斗争中，发展出许多种新制度、新措施。最终，未来的社会主义必须组织成能处理资本主义所无法解决的历史矛盾的经济模式。

　　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纪录在先，我们可以很有信心地认为，以生产资料大部分公有和民主计画﹙对社会盈余的配置采民主控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很可能得以满足社会所有成员的基本需求。如果能做到这点，那么社会主义至少能为世界上60%-70%最贫困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物质生活，而在资本主义体系底下，他们的基本需求却从未被满足过。

　　社会主义为人类避免全球生态灾难并在人类与环境间建立和谐的关系，提供最好的希望。在这方面，国家社会主义的纪录并不令人赞许。但这项纪录应放在其历史环境中来理解。除了国家社会主义计画所具有的官僚、不民主的特性之外，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还被迫从事军事和经济竞争来对抗虎视眈眈的资本主义势力。在这样的处境下，他们被迫牺牲一切来“发展生产力”。

　　希望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能有好一点的、大体上亲善的外部环境﹙如果还不会有社会主义的世界政府出现的话﹚。在那样的情况下，就不会有外部的压力来逼迫未来的社会主义用不平衡的方式快速发展生产力。假如实行了政治民主和社会计划，人民就能依据他们的偏好，经过讨论决定要产生多少剩余，并决定剩余要如何配置。透过民主化过程，一般公众将能了解必须要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在权衡其他需求和欲望﹙包括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之后，会把环境保护列入经济计画中。除非我们相信人们总是满脑子资本主义思想，总是贪求无度，不顾因此而会对下一代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否则维持人类生存的环境，看来当然会成为未来社会主义计画中的至高目标之一。

注释：
　　⑴ 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and 2002); James Petras and Henry Veltmeyer, Globalization Unmasked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2001), p. 24; 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The State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World, 2003 (Rome, FOA, 2003).

　　⑵ 参见Dollars & Sense, Real World Macro (18th edition, Cambridge, Mass.: Dollars & Sense, 2001), Appendix 3; Duncan Green, Silent Revolution (London: Cassell, 1995), p. 91 and Appendix A.

　　⑶ Editors, Monthly Review, “The New Face of Capitalism” , Monthly Review, April 2002, 1-14.

　　⑷ Stephen Roach, “Global: Do Imbalances Matter?” , Morgan Stanley Global Economic Forum, www.morganstanley.com/GEFdata/digests/latest-digest.html, September 2, 2003.

　　⑸ Editors, Monthly Review, “The New Face……”

　　⑹ 会计上的事实显示，如果实际利率比经济增长率更高的话，那么私人和公共部门的债务就会倾向于比收入或政府岁入增长地更快﹙假设财政收支差额是零﹚，从而导向越来越高的债务—收入比率。实际利率的资料，参见David Felix, “Asia and the Crisis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 in Dean Baker, Gerald Epstein, and Robert Pollin (eds.), Globalization and Progressive Economic Poli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63-196.

　　⑺ Hyman P. Minsky, 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⑻ 新自由主义和90年代美国的扩张，参见David Kotz, “Neoliberalism and the U.S. Economic Expansion of the 1990s,” Monthly Review, April 2003, 15-33.美国家庭和公司部门的负债，参见 Wynne Codley, “The U.S. Economy: A Changing Strategic Predicament,” Th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ww.levy.org, 2003.美国股票市场的评估统计数字，参见John Y. Campbell and Robert J. Shiller. “Valuation Ratios and the Long-Run Stock Market Outlook,” Cowles Foundation Discussion Paper No. 1295, Yale University, 2001.

　　⑼ Stephen Roach, “The Heavy Lifting of Global Rebalancing,” Morgan Stanley Global Economic Forum, May 27, 2003.

　　⑽ 参见Martin Wolf, “The Rake’s Progress of the Dollar Comes under Threat,”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8, 2003

　　⑾ 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前公共及私有部门债务的剧增和超级通货膨胀的潜在危机，参见Joachim Fels, “Europe—All: Too Much Debt,” Morgan Stanley Global Economic Forum, September 5, 2003; Tim Lee, “Inflation Is a Bigger Danger than Deflation,” Financial Times, May 27, 2003; Martin Wolf, “The Fine Line between Deflation and Inflation,” Financial Times, May 28, 2003.

　　⑿ Stephen Roach, “Worldthink, Disequilbirum, and the Dollar,” Morgan Stanley Global Economic Forum, May 12, 2003.

　　⒀ 参见Andy Xie, “Asia Pacific: The Ying-Yang World Reloaded,” Morgan Stanley Global Economic Forum, June 2, 2003.

　　⒁ Financial Times, June 4, 2003

　　⒂ 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停滞趋势和凯因斯理论政策的限制，参见Paul A. Baran and Paul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and Harry Magdoff and Paul M. Sweezy, Stagnation and the Financial Explos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7).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权力平衡的变化，世界获利率的衰减和资本积累的危机，参见Samuel Bowles, David M. Gordon, & Thomas E. Weisskopf, After the Waste Land (Armonk, N.Y.: M. E. Sharpe, Inc., 1990) and Philip Armstrong and Andrew Glyn, Capitalism since 1945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1991).

　　⒃ Immanuel Wallerstein, Historical Capitalism with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London: Verso, 1995).

　　⒄ David Kotz, Revolution from Abov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转自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