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论及1930年代，指的是自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战”到1937年日中全面战争（中国称为“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这段时期。在此期间，经过“革命文学论战”，创造社、太阳社等团体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和鲁迅之间达成新的统一，并于1930年3月结成“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之后以“左联”为中心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进而于1936年酝酿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下开展了“国防文学论战”，其“终结”几乎与鲁迅的死在同一时期。抗日战争开始后虽然论年代也算1930年代，但由于问题状况发生变化，一般不包含在“1930年代”之内。革命史上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便相当于这段时期。说“1930年代文艺”时，主要是指以上述“左联”的运动为中心的脉络。一些同时代的作品，在这一脉络之外写成，作家问题意识的性质也不同，比如巴金的《家》（1933年）、老舍的《骆驼祥子》（1936年）、沈从文的《边城》（1934年）等，虽然作为同时代人，其作品在深层次上与“左联”运动具有联系，但一般不将它们纳入狭义的“1930年代文艺”。

    这一时期的文学如今再次成为问题，其契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众所周知，首次使用“文化大革命”这一说法的是1966年4月18日的《解放军报》社论。文中，就这一时期作出以下评价：

    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30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1〕��

    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先于这篇社论，这一年的2月2日至20日召开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并发表了《纪要》。上面这篇社论几乎是遵照那篇《纪要》原封不动地写成的〔2〕。总之，这一批判因极大地推翻了以前对1930年代文艺的评价而引人关注。

    对这一评价的具体内容及与之前评价的差异的探讨，暂且留待下文。关于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所具有的意义，在日本战后早期以尖锐的方式触及的是竹内好：

    我对“左联”不太清楚的地方很多。不过总而言之，它源自“自由大同盟”，鲁迅也称之为防卫的组织。就是从历史上看，它也确实是人民战线的母胎。好像并非日本的纳普那样的党派性质的结社，而是一种大众组织，本来便含有人民战线的成分。

    ……

    我认为在历史地评价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时（为了日本文学的进步，这是必要的工作），“左联”将是一面镜子。“左联”和纳普是友好团体，本质也没有什么不同。为何日本未能产生“左联”，这一问题其实相当于为何未能产生鲁迅那样的人物，对这一疑问，我觉得应从鲁迅所说的“国情不同”的“不同”两字上加以探究。〔3〕

     如同字面上已清楚阐明的，竹内好这一批判的根基显现出这样的姿态：他回顾日本近代史的过程（革命运动、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失败、军国主义的支配、侵华、太平洋战争直至战败），将其同中国的现代史（从1930年代的运动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经抗战的胜利，到真正的新中国的诞生）进行对比，从中寻求日本批判的立足点。可以说这既鲜明地体现了战后一段时期的思想、精神特色，也代表了战后日本中国研究的一个“初衷”。丸山真男写道：“经历了带引号的现代化的日本和现代化未获成功的中国，在‘以群众为基础的现代化’这一点上，如今正发生着相反的对比。”〔4〕说的也是这一层意思吧。

    至于竹内好，在他的中国论中作为有意识的“方法”选取的视角，与其说是通过和中国的对比来构筑日本批判的立足点，不如说是先存在着强烈的日本批判，然后将中国设定为对立的一极。其结果便导致一种倾向：当竹内好的日本批判敏锐地击中要害时，被设定为另一极的中国所具有的特质就被尖锐地刻画出来；但另一方面，倘若竹内好的日本批判稍稍偏离要点，就那一问题描述的中国像和中国现实的偏离便十分明显。这是我一直暗自持有的也许有点独断的看法。当然，竹内好的视角并非只是日本批判到中国论的单方向，其日本批判本身也借助中国论不断迸发出新鲜和有深度的见解。不过如果说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倾向，我以为还是前者，那正是竹内好的中国论的魅力和特色所在。

    竹内好的问题不是本文的主题，这里暂且不论。总而言之，上文看到的视角确实给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带来了专门的“中国情况”“介绍”所没有的强烈的刺激和影响，并且产生了很多成果。

    与文章开头引用的评价作对比，竹内好那样的见解的确稍稍美化了“左联”的现实。如在一些场合谈过的，我自己对《纪要》的看法持有很多疑问和批判。即或不谈《纪要》，在今天看来，也很难否定，中国现实的复杂性已经大幅度地超出了中国研究的“初衷”所描绘的中国像。

    但是，我并不认为既然如此，那么竹内好等描绘的中国像就只不过是虚像、其视角便不具意义。将1930年代的日本和中国的历史是败北和胜利的对照性历史这一点作为出发点，并考虑划分明暗的原因这一课题，如果略去的话，将无法思考1930年代；而且考虑这一课题时，又不能不以人民战线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作为重要的中心之一。因此可以说，在今天，对我们而言问题在于，首先设定一个前提，即同样在中国，通往胜利的道路总是经历了无数次探索失败和错误的反复，历尽曲折才被开辟出来，这作为事实已然彰显；而1930年代的运动则应视为其中的一部分重新审视，并且不把问题局限于探讨个别事实评价和学说的变化，而是作为从中能有所汲取的即所谓思想层面的问题来进行再思考。本文便试图作为一种线索，对问题多少作一些整理。

                        第一节  问题所在

    《纪要》的内容中，特别应当注意的有两点：

    (1) 确认1930年代文艺处在“王明路线”的影响下。

    (2) 提出把1930年代处在“王明路线”影响下的部分同“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文艺运动”两者区别开来考虑的视点。

    此外，不采用过去惯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这一范畴，而将别林斯基等人一律划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做法的意义等，虽然也非小问题，但在此姑且不谈。
    不过，在此指出的上述两点，绝非首次被提出。

    只要读一读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5〕（1945年4月），几乎谁都不难想象，1930年到1936年间展开的“左联”运动和大概同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处于统治地位的三次“左”倾路线不可能没有关系。我在“文革”以前也谈过这个问题〔6〕。而且在“左联”内部，鲁迅的独特想法往往使那些“左的可爱”的年青人感到不协调。这一点从史沫特莱的文章也多少能感受得到〔7〕。早在1954年，松本昭便已经指出“国防文学论战”中，当时周扬等人对统一战线的理解，如果借用一般说法，即包含了右翼的倾向，而且问题的关键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密切相关〔8〕。我们之间有共同的看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松本和我们的理解已十分全面。比如，“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一说法在当时现实中的实际样态，与其说是根据事实进行具体思考，不如说并非不存在语言先行的倾向。我对“文革”中的论调也有同样的感觉。总之，由于怀有这种程度的认识，就难以简单同意反右运动中的中国对这一论争的评价；对于“文革”中被视为存在“歪曲”的人民文学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内容，也一直不能释然；而且反过来，对“文革”发生后的“换汤不换药”的评价也不得不表示异议。

    “国防文学论战”，本文将不作特别论述。〔9〕与此相关的鲁迅对周扬等人的不信任，“文革”发生后受到关注，不过即使在中国，早在反右斗争之前，冯雪峰就已含糊地指出过这一点。〔10〕台湾和美国，也出现了特别关注这方面的研究。〔11〕这大概和他们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将焦点置于第三国际和中共的不和、矛盾的倾向，是出于同样的动机吧。

    可是，尽管如此，“文革”中提出的上述两点，虽然外界的说法中国共产党自身也承认了，但是“承认”的内容和外界的说法有所出入，“承认”的方式中隐含着不少新的问题。下文将从这一问题的探讨开始。

                             第二节  鲁迅和“左联”

    已有报道称，自1973年年中开始，中国大量出版了鲁迅的小说、杂文和书信等。其中一部分也进入了日本。当中包括十几封未曾发表的书信。其中一封，鲁迅是这样写的：

    廿五日来信，今天收到。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飚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哀哉！（1930年3月27日，致章廷谦）〔12〕

     “茄花色”的“注”中解释为浙江省东部的方言，意思是不鲜艳、无用。

    章廷谦是绍兴出身的作家，为鲁迅的同乡晚辈。使用笔名“川岛”，是杂志《语丝》的撰稿人之一，当时应当是在杭州教书。他没有加入左联。未名社是鲁迅在北京时创立的团体，出版了《莽原》、《未名》等杂志，还以“未名丛刊”的形式出了很多译作。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走出象牙塔》以及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等都为“未名丛刊”的一部分。狂飚社是原先未名社的成员高长虹创办的，高不久便开始中伤鲁迅。事情的来龙去脉从《两地书》等可见一斑。所谓“受欺”，大概指的就是这个吧。朝花社是1929年鲁迅和柔石等发起的，进行外国文学、美术的翻译和介绍。自由同盟是指“自由运动大同盟”，1930年2月15日举行成立大会，抗议当时言论、出版等一切自由被剥夺的状况，打出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宣言。鲁迅和郁达夫等50人一起担当了发起人。〔13〕虽然不知道章廷谦的信的内容，不过按字面推测，大概讲的是先生被年青人当作梯子利用这样的事吧。日期为3月27日，距左联成立的3月2日还不到一个月。那个时期，鲁迅指出年青人不仅“皆茄花色”，而且连是否具有利用自己当梯子的能力都堪忧，可以说这个看法超过了严厉的程度。

    众所周知，向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对这段历史都是这么说明的：经过“革命文学论战”，创造社、太阳社的错误态度被纠正，鲁迅也主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由于共同敌人新月派的出现，革命文学派和鲁迅之间迅速统一起来，终于实现了“左联”的成立。

    前面提到的以暴露“左联”内部的共产党员文学家们同鲁迅的不和为主要目的的夏济安的论文认为“左联”成立后开始一段时间，两者的关系还比较融洽，但1933年末到1934年初，鲁迅身边的冯雪峰和瞿秋白相继离开上海赴苏维埃地区以后，两者之间失去了中介者、润滑油，摩擦开始急速增多。这封信揭示了“左联”成立初期鲁迅的看法和他参加“左联”后的心境，可以说在新资料中也具有A级别的重要性。
    不过，至于这封信说明了什么，问题并非如此单纯。比如，如果由此得出鲁迅一开始就对“左联”不抱任何期待这样的结论，把原因归于他对当时“左倾路线”的批判，我以为那就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一种无视历史复杂性的读法。

    对“左联”成立之前的活动的尽可能详细的爬梳，在日本有竹内实的论文〔14〕；在中国，弄清那段时期鲁迅和革命文学派——尤其是以同创作社的关系为中心——的一些饶有意味的事实的工作中，可以举出沈鹏年的《鲁迅和创造社交往的两点史实》。〔15〕沈鹏年是一位踏实的研究者，他之前编辑了《鲁迅研究资料编目》〔16〕这样一本大部头的资料索引。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他介绍了冯乃超与鲁迅的“友谊”，现在就其中引人注目的部分概括如下。冯乃超在1927年末到1928年初期间由日本归国，成为第三期创造社的中心人物和年青理论家。他在《文化批判》创刊号（1928年1月）发表的《艺术和社会生活》中，形容鲁迅“在幽暗的酒家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着窗外的人生”，从而使得鲁迅写了《“醉眼”中的朦胧》，成为“革命文学论战”的导火索之一。据某一文学史，1929年下半年，他和夏衍、李初梨一并接受了中共江苏省委派予的促成“左联”成立的任务。〔17〕

    据沈鹏年的文章，冯乃超在1929年的冬天，由柔石陪同拜访了鲁迅，此后，两人的隔阂消除了。1930年初冯所写的《人类的和阶级的》登载在鲁迅编辑的杂志《萌芽》的第二号（1930年2月）上，而且鲁迅也将自己翻译的本庄可宗的《艺术及哲学、伦理》投稿给冯乃超编辑的《文艺讲座》第1卷（1930年4月）。两人结成了合作关系。

    一九三○年春天，他们见面的次数更多了；二月二十五日，他们一同出席了自由大同盟的成立大会；二月二十六日在公啡咖啡馆召开的关于新文学运动讨论会上，他们又碰头了；此外，为了具体商讨左联的成立，他们更有过多次接触。当时党分配沈瑞先（夏衍）、冯乃超同志参与左联的指导工作，冯乃超同志被指定负责起草左联的理论纲领。二月二十四日，冯乃超同志带着刚写好的左联理论纲领去看鲁迅先生，把纲领交给鲁迅先生，征求他的意见。冯乃超同志说：“我自己感到文笔很笨拙，写得不好，要请鲁迅先生修改。”鲁迅先生当场就仔细的看了，很谦虚也很认真地说：“没有什么可修改的。这样的文章是不容易写的，如叫我写，我也写不好的。”他只在极个别的字句上润饰了一下，文件交还时，他还表示：他是同意这个纲领的。二月底的一天下午，正是左联将要召开成立大会的前夕，鲁迅先生郑重其事的邀请了沈瑞先、冯乃超等同志叙谈，向他们征求关于将在左联成立大会上讲话内容的意见。鲁迅先生说：“要我在大会上讲些什么呢？……我想讲这样几点，第一，……，第二，……你们看行不行？”接着，他就把《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的内容扼要谈了。三月二日，左联在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沈瑞先同志担任执行主席，冯乃超宣读理论纲领，鲁迅先生讲了话，鲁迅先生讲话的内容果然是事先提出来商量过的几点。

    引文有点长，不过它是我所知道的讲述“左联”成立前鲁迅和党员组织的关系、特别是关于理论纲领的具体事实的唯一资料。

   之后，沈鹏年还介绍道：鲁迅经常向年青党员们确认：“这是‘卡沛’（KP）的意见吗？”“这是‘商务’的吗？”（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书籍封底，正好有一个英文商标“CP”）；“左联”的会议后，有时会一起去喝酒，鲁迅还曾冲着冯乃超莞尔地说：“喝两杯是勿会醉眼朦胧的”；史沫特莱写到的鲁迅五十岁寿辰，冯乃超也出席了。

   今天从致章廷谦的信能清楚了解到当时鲁迅的看法。那么又该如何理解沈鹏年讲述的事实呢？如果从沈鹏年写作这篇文章的年份1962年考虑，也许有可能是在“周扬一派”授意下的历史伪造。若进一步考虑沈鹏年是如何得知这些事实的，从内容推断，我想冯乃超自己提供的可能性很大。倘若如此，也许其中有冯乃超对自身经历有意无意的合理化和美化。〔18〕但是，我对这两种看法都不能苟同。虽然这两种看法都似乎包含着几分真实性，但如果遵从历史的复杂性，原原本本地从当时鲁迅和上海的共产党文学家者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出发，就会发现以上两种看法都是无力的。

    那么，我对此是如何理解的呢？在论述自己的意见之前，我想再提出一份类似的材料。

                           第三节  鲁迅和“党”

     在周建人写于“文革”开始后的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1930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找鲁迅谈话，要鲁迅发表适合于他们错误路线需要的文章，并说如果遇到危险，可以到国外去。鲁迅听了，根本不同意这样做，当场拒绝了来者的要求。〔19〕

    这也是“文革”发生后首次披露的事实。这儿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从时间上推断，最有可能是李立三。众所周知，“李立三路线”是在被称为“瞿秋白路线”的第一次“左”倾路线于1928年终止之后，于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酿成，1930年6月形成“路线”，在1930年9月的六届三中全会上被否定。虽然周建人未写明这位“代表人物”的姓名和他们会面的时间，但将他推定为李立三还因为冯雪峰和许广平都记录过这一期间鲁迅和李立三会面的事情。

    1930年夏天，李立三同志约他见面谈过话，他们两人讨论过关于鲁迅先生自己的战斗任务和方法问题。〔20〕

    在上海时期，就是自由大同盟成立的前后，党中央研究了鲁迅在各阶段的斗争历史以后，认为鲁迅一贯站在进步方面，便指定李立三同志和鲁迅见面。〔21〕

    两人的记述虽然时间上有出入，但在1930年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这段时期和鲁迅见过面的人中，符合“‘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的，很难再想到其他人。

    不过，冯雪峰、许广平两人虽然和周建人谈到同一会面，但所写内容几乎正相反。顺着上面引用的部分，继续看许广平接下去的叙述，可以发现其差异更加明显。

    这次见面，对鲁迅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时，党着重指示两点：一，革命要实行广泛的团结，只有自己紧密的团结，才能彻底打败敌人；二，党也教育鲁迅，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为什么它最先进、最革命？就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经过那次会见之后，鲁迅的一切行动完全遵照党的指示贯彻实行了。

    也就是说，冯雪峰和许广平是在强调鲁迅和党的关系是如何密切，鲁迅是如何尊重党的方针、指示时提及这次会面的（许文所在一章的标题是“党的一名小兵”）。而与此相对，周建人则是将鲁迅反对“左”倾路线、拒绝请求的事作为鲁迅乃“真革命”的证据〔22〕。

    周建人的文章整体上强调的是鲁迅虽然高度评价青年的革命性，但也不怠批判这种革命性容易陷入的观念性及同现实游离的倾向，是和陈伯达、林彪批判相关联的“左”倾批判的一部分；能够明显地看到“左”倾批判对于事实评价的影响，和“文革”初期相比，又添加了一个新的要素。但是即便如此，如例中所见，其中的差异已超越事实评价的范围，左右到事实真相的判断。

    如何看待这一点，以及如何从这种倾向导致的错综复杂的资料中拣拾出历史的真相，这是一个问题，不过这里暂且不谈。为了思考鲁迅致章廷谦的信和周建人这样的看法出现的意义，这里简略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是如何处理鲁迅和“左联”的关系，或鲁迅和党的关系的。可以分为反右斗争之前、反右运动发生后、“文革”开始之后三个时期。

    首先，反右运动前的一种典型见解是冯雪峰的看法。他在上文引用的《党给鲁迅以力量》中，强调“左联”中党和鲁迅的合作关系，不过又说：“我这里不谈到我们是否有错误的问题，也不谈到鲁迅先生是否也跟着我们而有错误的问题”，但没有深入论述。在《回忆鲁迅》中，他再次提到这个问题。

    鲁迅是左联的首脑和当时革命文化战线的主帅或主将，并非说说的话，而是根据事实的评定。因为实际上，那时候在上海的我们的党中央，也只是通过了我们这些年轻的党员来执行党的领导的，而我们却都是一些不仅很少政治斗争的经验，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及关于文学艺术的知识也都非常薄弱和幼稚的人。那时候，大概说来，我们这些人唯一可取的，只是都还比较地纯洁，相当勇猛，很有些所谓“乳犊不畏虎”的气概；我相信，鲁迅先生喜爱我们的，也就是这一层。

    ……

    我们知道，左联有过许多错误，但这些错误都不应由鲁迅先生来负责。那些更重要的错误，我觉得和那时候在上海的党中央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有关（象我们的中央在后来所正确地指出来的），在这里不可能有详细的叙述和分析，但我们这些参与左联工作的年轻党员却都同样要负责的。而那次要的错误，则我们简直是常常犯的了。还有，除了瞿秋白同志个人对左联有实际的领导与很大的帮助外，那时候在上海的党中央对于文艺斗争和文艺创作问题，不仅缺少经验，而且关心是很不够的，同时也没有给我们以明确的方向，这些当然都不能和后来毛主席亲自领导文艺运动时的情形所可比较的。我们的党，真正关心和重视了文艺斗争与文艺问题，真正给予了文艺问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指示和明确方向的，是从毛主席亲自过问和领导文艺运动的时候开始的，这是任何人都已经明白了的历史事实。〔23〕

     反右斗争时虽然批判冯雪峰的论点各不相同，但针对的都是冯对鲁迅与党、“左联”关系的上述看法。其中有阿英的批判。众所周知，他在“革命文学论战”时使用的笔名是钱杏邨，为太阳社的代表论客，写过批判鲁迅的文章《死去了的阿Q时代》（1928年5月）。“左联”成立大会上，他和鲁迅、沈瑞先一起担任大会主席，并被选为常务委员。此后以阿英的笔名专门从事文学史研究，在清末小说史的资料整理等方面做出了出色的工作。就我所知，“文革”期间虽然报纸上没有对他进行点名批判，但流传着江青“阿英是叛徒”的发言。〔24〕

    对于冯雪峰在上文说当时的党中央未曾充分指导文艺斗争和文艺创作问题，阿英认为这是在侮辱党。他这样写道：

    这时左翼的文艺组织，最初有创作社、太阳社、我们社，不久我们社并入了太阳社。太阳社全部是党员，有自己的党组织，秋白同志还亲加指导。中央对于文艺工作是有讨论和布署的。后来其它组织，如引擎社、摩登时代社、以至艺术剧社、大道剧社的成立，也都有党的领导。到左联以至文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成立，不但各方面都有党的组织和领导，有些党中央同志，也都参加过我们的会议，许多中央同志，还个别的经常关心我们的工作，我能说出从当时中央局书记起一大串名字。从团结鲁迅先生到文艺领域各方面组织以至文总的建立，无一不是由于中央的策划，甚至对某些重要工作进行具体的领导。我想今天还有不少老同志可以证明的。〔25〕

    接着，阿英批评说从冯雪峰的鲁迅研究得到的印象是：没有他，鲁迅不可能加入“左联”，“左联”不可能成立；没有他，“左联”文学运动的道路也不可能正确；党的文学事业的丰功伟绩，好像全部都应该归功于冯雪峰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阿英，文学史家王瑶等的冯雪峰批判〔26〕也都持大致相同的论调。

    由于阿英等自身也是当事者，因此其看法并非不可视为自吹自擂。以为从中可以看出“周扬一派”利用这个问题巩固自己权威的形迹，也有几分道理，但是我不那样看，至少我以为问题的主要方面不在于此。

    原本冯雪峰批判便是作为反右斗争的一环进行的，而当时右派斗争的一个焦点便是承认还是否认党的指导的必要性及党的指导能力。此外，这一批判的外围环境中，以斯大林批判为契机，产生了世界性的否定以往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文化运动历史的倾向，存在着如何对待这一状况的问题。拿冯雪峰刚才的文章指责它是对党的侮辱，这种说法作为批判并不具说服力，我也不赞成。不过这和承认当时弥漫着使得阿英等人采取这种论理的空气是两回事。

    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是，在反右斗争的形势下，无论批判者一方还是反批判者一方，都把否定“左联”时代的党的指导性和否定50年代党的指导性纠结在一起，把对“左联”文化运动的缺陷的指责和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的否定纠结在一起。冯雪峰说：与其把左联当作文化、艺术团体，毋宁当作实际从事政治运动的团体；阿英对此之所以气势汹汹地加以批判，那是因为在“为政治服务”的原则下，在不得不遭遇各种各样难题的当时的现实中，这一点显然牵连着现实的争端。而且指出周扬等当时的年青党员和鲁迅存在摩擦，这件事本身也很难不带现实的政治意味。正因为如此，许广平才会有下面的这么一段话：

    很可恼的是还不断有别有用心的人借鲁迅的名字来攻击周扬同志。去年鲁迅迁葬时，周扬同志和我都在上海，我在预拟的发言中把鲁迅说成“作为一个中国人民”，周扬同志建议改为“鲁迅不只是中国人民当中的一个，而是中国人民最优秀最忠实的儿子”，他建议改的这句话，是对鲁迅有较正确的评价，他代表党主持鲁迅纪念工作，非常热诚，鲁迅墓碑上的题字，也是他请主席写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周扬同志是代表党的身份，是以严肃的态度处理问题的。如果我们都能对事不对人，对组织对党忠诚的话，看问题自然也会两样了。〔27〕

    为慎重起见，我不惮腻烦再次重申：我以上的看法并非为了肯定和合理化反右斗争的逻辑；而且，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行为暂且不管，我并未完全否认其中混入了周扬等人的个人动机。只是，即使说是周扬等人的个人动机，也并非完全单纯的权利欲，而必然有着相应的思想和政治根据。如果认为他们仅靠宗派力量就能维持在文艺界长达数年的指导地位，那么新中国这十几年的历史岂不是一种最大的空虚？即便是个人动机，也是通过思想和政治的论理，或与其相结合产生作用。问题在于必须尽可能地抓住其结合的构造，或者个人的动机和秉性通过理论发生作用的方式的规律性。倘若对此置若罔视，把问题只归结为某个人的秉性和恶意，那就不仅将问题简单化，而且反而会导致对问题根本的批判模糊不清。我想强调：这一点不仅在评价反右斗争和“文革”，而且在弄清1930年代个人、集团间的各种不和、对立的性质及对其加以定位时也是十分重要的。

   言归正传。在这种强调党的作用、党和鲁迅的亲密关系的空气中，“左联”成立三十周年的1960年发表的许多论文和回忆录也都强调了党在“左联”成立时以及其后对“左联”的指导作用。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和沈鹏年的文章都很明显地带有这样的特点。于是，随着党的地位被不断抬高、绝对化，慢慢地它就被从构成现实中的“党”的各个党员的现实具体行动割离开，成为抽象议论的对象。我以为阿英的论点，与其说是作为1930年代运动的当事者的自吹自擂，不如说带有上述的特征。

    而且强调这场论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很自然地会发展到强调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了历史的全过程，进而强调所有问题的细节都贯彻着这一特点。这种理论的自我运动，更确切一点说，当一个命题被定为权威，其适用范围便会超过其当初确定时的范围、条件，有不断扩大的倾向。我想只要重读反右运动当时的文献，就可以一目了然。在此省略论证〔28〕。

    从这个角度看，如同上文提到的周建人对鲁迅和李立三会面的叙述所表明的，“文革”前当作反映党和鲁迅密切关系的事实被掉转了180度，鲁迅的伟大之处表现为他拒绝与错误路线合作。这里可以看出上文《纪要》中对1930年代运动评价的改变带来的影响。不过我以为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正相反的两个时期的论理，在深处贯穿着同样的东西。1930年代“党”指导的运动实际上是“王明路线”的产物这一意见提出后，相应地，鲁迅被肯定的原因似乎是因为他否定党的绝对化、无谬论，但实际上问题的重点不在于此，而在于以“左倾路线”是反毛泽东路线的看法为媒介，将“鲁迅=毛泽东路线”的评价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看“文革”发生后出版的鲁迅杂感集里的注释，很惹眼的是它将“革命文学论战”就解释为当时“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的一部分文学的错误”与鲁迅的论战。我以前曾指出在“革命文学论战”中，“革命文学论”和当时的“瞿秋白路线”之间，对现状的认识、思考方式存在着显著的共通性，并进一步这么写道：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的研究方法把各种各样的个人的思想、理论问题全都视为来自共产党的路线，把全部问题都还原成共产党的路线。我不赞成这种作法。……促成郭沫若、成仿吾思考方向的历史、心理背景，同时也是产生瞿秋白路线的根据，这种看法或许更接近事实。〔29〕

    令我惊讶甚而感到困惑的是，我在这儿警告和反对的倾向却以十分典型的形式出现了。以下两种视点，至少是极为薄弱的：即便是“错误”路线下的运动，总之历史只能以那样的形式存在，即便是“正确”路线，也不可能从和它毫无关系的地方产生出来；或者说“正确”路线也好，“错误”路线也好，反正都只能由活生生的人来担当，存在于现实中的人的无数实践，却无法全部还原成路线。

    如何看待1930年代，这一问题本身的思考方向在中国和日本稍微不同，对此继续一一深究没有多大意义。不过，在反思我们研究1930年代的方法时，还是希望先弄清上面的问题。我反对把问题还原为路线，并非轻视路线的意义。“路线”是在个人认识、实践总和的基础上产生的，靠其支持；而且不能否定的是，它一旦作为体系确立，反过来将给予个人强烈的影响。在某种历史局面中，它也有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差异。但正因为如此，在我看来，必须把决定各人思想、行动的多种要素及其运动法则与路线区别开来，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如何处理它们与“路线”的关系。模糊了这一点，将各人对各种问题的认识和见解的差异，甚至于个性和思考方法的差异直线式地同“路线”相连接，反而会模糊“路线”的性质和责任，扩散问题。我对“文革”发生后日本关于这些问题出现的为数不少的见解难以信服，原因便尤其在上述这一点上。

                                 第四节  面对1930年代的视角

    从我以上的视点看，问题将是怎样的呢？

    1930年3月27日致章廷谦的信显现出对“左联”毫无期待的鲁迅，同时在“左联”成立大会上担当了大会主席，而且就任常务委员。沈鹏年所写的事实，就写作背景而言，即便多少打点折扣，但大概是有事实依据的。而且，约一年后鲁迅这么写道：

     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献血写了第一篇文章。

    ……

    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繁难的象形字，又使他们不能有自修的机会。智识的青年们意识到自己的前驱的使命，便首先发出战叫。这战叫和劳苦大众自己的反叛的叫声一样地使统治者恐怖……〔30〕

   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31〕

    很难否认这两篇文章和致章廷谦的信的调子有所不同。这两篇文章中，前者写于悼念柔石等“左联五烈士”的死、向屠杀者抗议的《纪念战死者专号》上，后者是为《新群众》而作。〔32〕但即使考虑到这些，也还是难以否定文章中饱含着的坚定的声音和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热情。

    必要的工作既不是以致章廷谦的信为依据否定这两篇文章，也不是根据这两篇文章无视致章廷谦的信的意义，而是将两者统一起来领会，甚而可以说，是了解两者其实已经统一于鲁迅身上，有一种强韧的力量连接着两者。那正是被称为鲁迅精神的东西。

    我第一次读到鲁迅给章廷谦的信时，受到的冲击不小。不过最初的冲击平静下来之后，头脑中自然浮现上来的是文学革命时期鲁迅的姿态。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废得很了。〔33〕

    处于这种状况的鲁迅，“主要出于对先驱者的同感”，应友人钱玄同的约劝，拿起笔，写了《狂人日记》及此后的小说、杂感。这些内容没有重复的必要。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失望、颓废，然而《新青年》一出现，被请求协助运动时，立刻挺身而出、挥笔为文的鲁迅像，与经历了未来社、狂飚社、朝花社等1920年代的文学运动，感叹其成果的贫乏和自己的期待被背叛，然而“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响应青年的要求，加入“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的鲁迅像，可以说是几乎重合着的。倘若加以补充的话，可以说还有一层重合：鲁迅虽然抱着怀疑的态度参与文学革命，但结果发挥了最实质性的作用；而他在“左联”也成为实际上的中心。

    正因为鲁迅悉知中国现实的沉重，所以他从不轻易相信能够真正动摇中国沉重现实的力量可以简单地产生，在此意义上，鲁迅的思想确实不是单纯的乐观主义。而且，因为深深知道改变现实的不易，知晓除了依靠现有的力量对它加以培育之外别无他途，所以鲁迅思想中包含了超越幻想及作为其反面的绝望的因素，这和卑俗意义上的悲观主义完全不同。

    对鲁迅来说，“左联”就是这种既非单纯的乐观主义，也与卑俗意义上的悲观主义完全不同的因素。或者也许可以说它仅是这样的因素。

     至于这里的新的文艺运动，先前原不过一种空喊，并无成绩，现在则连空喊也没有了。新的文人，都是一转眼间，忽而化为无产文学家，现又消沉下去，我看此辈于新文学大有害处，只有提出这一个名目来，使大家注意了之功，是不可没的。〔34〕

    如向来的说法，这一时期鲁迅正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但是对他而言，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终点；只是因为它多少能给当时中国的现实带来改变的途径，因此逐渐地引起鲁迅的注目。当时的年青一代中，不用说鲁迅和辛亥革命，有人连“五四”都不了解，其中有的甚至连北伐都不清楚。他们几乎都是直接知道、信仰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思想的。30年代正是鲁迅和这样的年青人初次正面接触的时代。当然，这些年青人当中会有史沫特莱所写的那种人，那可能和“左倾路线”有关系。不过，我想他们带着失误和不成熟的“年青”里，肯定有什么打动了鲁迅的心。以鲁迅为尺度来指责他们的失误和缺陷，固然很容易，但那是否也就否定了30年代对于鲁迅的意义了呢?

   我以为今天对我们来说必要的不是性急地确定什么为“正统”，然后从那个角度出发去批判“异端”，也不是相反地去进行“异端”的再评价，而是再次调查、重新构成当时的问题状况本身。当时的状况之下，各位文学家以何为目标，为何所动，如何行动，写什么，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想、想法和理论在各人身上的具体表现，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进入到各人个性深度的层次，去发掘、探讨它们在当时剧烈变动的场域中处于何种位置。

    对于我来说，30年代研究才刚刚着手，所以议论总会流于抽象。为了尽量避免这种缺欠，在此举几个例子。

    比如1932年胡秋原提倡“文艺自由论”，与“左联”机关报《文艺新闻》发生论争，瞿秋白、鲁迅对介入论争的自称 “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加以批判，发生了所谓的“第三种人”论争。这在以前被当成“左联”和反动派的一场斗争，定位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露骨攻击站不住脚之后，改变了形式对“左联”进行攻击。其中的胡秋原是“社会民主党”的中心人物之一，并且是第二年11月福建革命“智囊团”的成员，于是这次论争的性质变得复杂，这一点以前已被指出过。而且出人意料地，苏汶等人的所谓“第三种人”团体的性质和在当时的地位也并不单纯。

    直接参与“第三种人”论争的是杜衡及在鲁迅的《再论“第三种人”》中被批判的戴望舒两人。这个团体的成员主要是聚集于施蛰存、杜衡合编的《现代》杂志的同人，曾为太阳社成员后来加入“左联”的杨邨人也和他们接近。

    首先，杜衡和戴望舒两人是“左联”成立时的成员。〔35〕而且不仅如此。“左联”成立之后不久的国际劳动节，与“左联”相关的杂志共同出版了《五一特刊》——即“五一”劳动节增刊号。〔36〕参与的杂志有太阳社系统的《拓荒者》、《现代小说》，鲁迅、冯雪峰共同编辑的《萌芽》，及社会科学杂志《新思潮》等13种，戴望舒、杜衡、施蛰存、刘呐鸥、杨邨人等办的《新文艺》也加入其中。可见后来的“现代派”和“第三种人”团体在这一时期几乎作为“左联”的一部分，采取同一步调。特别是其中的《新思潮》，以中国的“托派”陈独秀等人的“取消派”杂志《动力》为正面批判对象，刊载过拥护中共路线的评论。而另一方面，众所周知，《动力》后来变为《读书杂志》〔37〕，胡秋原的一部分“左联”批判便登载于这个杂志。以前的文学史几乎都把“第三种人”一派和胡秋原置于同样的位置，但至少在30年代，他们各自所处的位置是相当不同的。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以上13种杂志中竟有4种，即《拓荒者》、《现代小说》、《大众文艺》、《南国月刊》，是由现代书局发行的。〔38〕还有一点——虽然我的论述顺序有些颠倒——戴望舒、施蛰存从1928年起都成为刘呐鸥主持的水沫书店的编辑，以“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的形式出版了鲁迅翻译的《文艺政策》、《文艺与批评》〔39〕等译著的也是这家书店。

    也就是说，“第三种人”论战反映了“左联”成立两年后出现的一种分化。但是现在这种分化的过程和性质还尚未明了。当然，在此之上，就本质论来说，原有的说法也依然能够充分成立。宏观地看待历史的话，区分这种对立原本是存在于外部还是从内部发生的，可能并无多大意义。但我以为今天我们的工作还是应该从弄清事实、确定其意义开始。轻易地依赖宏观的“历史本质论”，与当类似的现象发生在眼前的时候，困惑于其呈现方式的复杂性，这两种表现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而且，即使说他们是从“左联”分化出去的，其后的状况也并不单纯。当时“第三种人论战”中“左联”方面的主要论文，比如易嘉（瞿秋白）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周起应（周扬）的《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以及鲁迅的《论“第三种人”》，都刊载于当时的《现代》上〔40〕。这一事实，还是无法轻易忽视的吧。再如，第二年，也即1933年，鲁迅写了悼念柔石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也是发表在《现代》第2卷第6期上（1933年4月）。《现代》这一期还登载了柔石的照片和笔迹，以及珂勒惠支的版画《牺牲》。广为人知的是，这张版画是1931年9月《北斗》杂志创刊时，鲁迅想写点有关柔石的东西而不成，于是刊载了这幅画，算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心里知道的对柔石的怀念。

    至于杜衡及“现代派”，鲁迅这样写道：

    所谓“文艺年鉴社”，实际并不存在，是现代书局的变名。写那篇《鸟瞰》的人是杜衡，一名苏汶，他是现代书局出版的《现代》（文艺月刊）的编辑（另一人是施蛰存），自称超党派，其实是右派。今年压迫加紧以后，则颇像御用文人了。
    因此，在那篇《鸟瞰》中，只要与现代书局刊物有关的人，都写得很好，其他的人则多被抹杀。而且还假冒别人写文章来吹捧自己。在日本很难了解其中奥妙，就不免把它当做金科玉律。〔41〕

     正如鲁迅所言的“今年压迫加紧以后……”，从写作《为了忘却的纪念》到这封信的大约一年间，事态更加发展，但对第三种人的认识决非到了1934年才产生。这种认识和上述事实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在此无暇深入探讨，不过我们应该已经清楚，鲁迅和“现代派”的关系，或广而言之，在当时状况下的对立和合作的样态，决不单纯。我还想补充的是，关于周扬等人和鲁迅的矛盾、对立，以及鲁迅对他们的不信任的问题，“文革”前美国、台湾方面曾十分强调，而且“文革”发生后被正式提上台面，但我以为研究者们还未认识到：要弄清其中原委，需要进一步理清其周边的事实。

    以上谈了情况的复杂性，关于对个别文学家进行研究的必要性，这里再举一个例子。

    “左联”成立时的成员中，创造社和太阳社派系的人占多数，同为共产党员，柔石与冯雪峰的地位也有点不同，在此之前他们就与鲁迅相熟。《鲁迅日记》中，柔石的名字于1928年9月27日第一次出现，而冯雪峰于同年12月9日经柔石的介绍初次拜访了鲁迅。〔42〕上文提到的冯乃超同鲁迅的会面是在1929年冬，因此他们两人比这早一年就认识了鲁迅。将柔石介绍给鲁迅的是他的同乡，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学生王方仁，此间经过，竹内实已有详细论述。〔43〕

    至于柔石和冯雪峰，他们是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窗。柔石于1918年入学，冯雪峰晚三年。〔44〕学级比柔石高一年，后来也加入“左联”的有魏金枝。受文学革命的影响，当时的浙江第一师范成为一省的文化活动中心，柔石他们就在这里成立了名为晨光社的文学团体。当时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的朱自清和叶圣陶是他们的支持者和指导者。社员里有教师、学生，也有校外的人员。当时的学生社员中，除了柔石、冯雪峰、魏金枝，还有加入“左联”、1934年死于天津狱中的潘漠华，以及诗人汪静之。晨光社的活动只持续了一年左右，好像1922年下半年就已终止。不过1922年春应修人来杭州旅行并和他们见了面。其时他在上海的中国棉业银行任职员，同时写诗。最初是读了汪静之的诗，开始与汪通信，而后经汪的介绍，和冯雪峰、潘漠华也互通信件。应、汪、冯、潘四人还以“湖畔诗社”的名义共同出版了《湖畔》诗集。不久魏金枝、谢旦如（澹如）、楼建南（适夷）等也加入了他们的团体，到1925年为止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版了四种诗集，还曾出版过《支那二月》这样的小型文学月刊。

    不久，柔石、潘漠华、冯雪峰三人来到北京，成为北京大学的旁听生，听过鲁迅讲课。此后有的当教师，有的从军北伐，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参加了大革命，并以相似的方式渡过“四·一二”武装政变后的反动风暴，迎来1930年代，在此前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应修人是1925年的“五卅”之后入的党，1926年被党派至广州，在黄埔军校工作。鲁迅到该校作著名的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时，迎接的人便是他。〔45〕此后他到武汉政府劳工部工作，1927年赴苏联，1930年回国，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江苏省委员会等任职，也参加了“左联”，写过两篇童话。1933年5月14日，丁玲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时，他在同一地点自四楼的窗户坠楼身亡。〔46〕

    以上所谈的并非他们的文学的本质，只是其周边的一些事情。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的目的也不是专论他们，所以只谈这些。但即使就这些来看，“左联”内部的共产党员中，与创造社、太阳社的文学家们的思想、文艺经历不同的人所构成的一个团体浮现出来了。〔47〕

    我所谈的并非“左联”内部的人际关系，即俗称“人脉”的问题，而是由于个人或者集团间存在经历、体验的不同，由此在其思想、理论方面产生的微妙、有时是很大的性质上的差异。据说在“左联”成立之前，共产党员间对于鲁迅的评价问题意见不一〔48〕，这无疑也是由于上面的差异导致的分歧之一。可想而知，现实中的各个人并不是在某处产生的理论、政治立场、“路线”的旗手、代言人，而应该是作为有着自身经历的人存在着的。“路线”便是在这样的人的集合体之上成立的，同时通过各人具有的差异发挥作用。反过来，每个人所具有的差异，因为和“路线”相关联，时而凸显加强，时而消失踪迹。重要的是如实地把握在当时具体状况下两者的关系，如果忘却了这一点，便会导致将个人间的差异全部归结为“路线”的不同，或者反之，将“路线”问题消解于个人差异之中的倾向。

    如上所述，在重新考察1930年代时，今天看来包含各种各样幼稚和错误的当时人的活动中，还是能见到培育抗战力量的曲折过程，我以为这作为中国现代史、革命史不可欠缺的一页依然有留存的价值。即便他们的运动未曾超出都市范围，但倘若没有在这些运动中培养起来的大量干部，也不可能有日后在根据地发生的运动。我认为，处理、定位中国革命中都市和农村的关系这一问题还未完全解决。

    对我们（日本研究者）来说，中国革命的意义不在于输入其得出的结论，而在于通过我们自身对其过程、经验的考察获得的发现。我在文章的开头敢于使用战后的中国研究的“初衷”这样的说法，原因即在于此。

（原载藤井省三编《1930年代中国的研究》，亚洲经济出版会，1975年11月。）
 

注释

〔1〕《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解放军报》社论，1966年4月18日。随后被各报刊杂志广泛转载。
〔2〕《红旗》1967年9期等。《解放军报》社论和《纪要》有两处差异，一是《纪要》在“……杜勃罗留波夫”之后有“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夫斯基的思想”，一是《社论》为“到了30年代的后期”的地方在《纪要》中为“到了30年代的中期”。不过，根据内容推测，毋宁说《纪要》的原型为《解放军报》社论，在《纪要》发表之前以《解放军报》社论为基础进行了修改。
〔3〕《鲁迅和日本文学》，登载于《世界评论》，1948年6月。之后收录于《鲁迅杂记》（世界评论社，1949年）、《现代中国论》（河出书房“市民文库”，1951年）、《竹内好著作集》第一卷（筑摩书房，1966年）。
〔4〕《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后记，东大出版会，1952年。
〔5〕作为“附录”收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53年2月）。《选集》在文革期间出版时，这个“附录”被删除。原因据新岛淳良说是因为它“由胡乔木起草、经刘少奇大幅修改”（《中国现代史上的毛泽东思想——听近代史研究所张友坤、尹士德两位的谈话》），登载于《毛泽东著作语言研究》第3号，1969年。我没有直接核对这份杂志，所以引用了北田定男的《江西苏维埃反罗明路线的斗争》（登载于《亚洲研究》，1973年10月）的注释。
〔6〕1961年度中国文学会的大会报告《关于第三种人论战》及《鲁迅》（平凡社，1965年）的后记。
〔7〕史沫特莱谈到1930年9月17日半秘密性举行的庆贺鲁迅五十岁寿辰的宴会上鲁迅所作的演讲时，这样写道：
……演说全部完毕，他才站起来讲话，神态安详地谈他亲身经历的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思想动乱的历史——中国从根本上遭受到摧残的历史。……他说，现在有人请他出来领导一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一些年轻朋友在敦促他做一名无产阶级作家。然而要佯称他为无产阶级作家，那将是幼稚的。他的根在农村、在农民和读书人的生活之中。而且，他也不相信：不曾体验过工人的生活、希望和痛苦的年轻知识分子，能够在目前情况下创造出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的源泉只能是生活体验，而不是理论。……作为‘导师’，他奉劝受过教育的青年要和工人、农民同甘共苦，从生活中撷取素材，学习西方社会文学和艺术以借鉴其形式。
聚会结束时，一个青年人俯身向我摇摇头，愁眉苦脸地说：
“令人失望，不是么？我是指鲁迅对待无产阶级文学的态度。真叫青年人泄气。”
我终生难移的对于专业知识分子的厌恶又油然而生。中国知识分子永不从事体力劳动，他们的写作也是脱离实际经验的一种专业。照他们的理解，甚至“青年”一词也仅指学生，他们对工人和农民所持的是一种优越的、虽也是同情的态度。他们创作的“无产阶级文学”，到那时为止，显得矫揉造作，不过是俄国小说的拙劣仿制品。
对这位年轻的批判者，我说，我完全赞同鲁迅。（高杉一郎译《中国的战歌》，みすず书房，1957年，79页。中文译文根据江枫译《中国的战歌》，作家出版社，1986年9月，88—90页。）
这天集会的出席者，据《鲁迅日记》有22人，从其他资料能够确认其中的几位，但这位“年青人”的身份依然不明。而且史沫特莱的叙述，多少跟事实有所出入（例如史沫特莱说这次集会上他和鲁迅初次见面，但是根据《鲁迅全集》，他们俩至少已见过三回），我觉得这与其说是记忆的偏差，不如当作报告文学作家史沫特莱有意的虚构。在将自己的经历自然地混入当时鲁迅的演讲内容中时，也进行了这种虚构。不过他和这位年青人的交谈应当是当天或发生于那段时期的事情。
〔8〕《“国防文学论战”学习笔记——为一起阅读讨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时的理解》，《鲁迅研究》第9号，鲁迅研究会，1954年9月。
〔9〕关于我对“国防文学论战”的意见，请参照《围绕1935、1936年的“王明路线”——“国防文学论战”与“文化大革命” Ⅰ》（1968年2月）及《关于“国防文学论战”——“国防文学论战”与“文化大革命” Ⅱ》（1972年3月），都收录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论和思想》，日中出版，1974年9月。
〔10〕《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
〔11〕比如Tsi-an Hsia,“Lu Hsün an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League of  Leftist Writers”(1959), The Gate of Darkness—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ture Movement in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8。
〔12〕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的中文系选编的《鲁迅书信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9月，及其他。之前有三种鲁迅书信集：A�毙砉闫奖唷堵逞甘榧颉罚ㄧ媛薨妫�三闲书屋，1937年），B�毙砉闫奖唷堵逞甘榧颉罚ㄉ稀⑾拢�鲁迅全集出版社，194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1952年），C�薄堵逞溉�集》第9、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B包含了A中的所有书信，C收录了B之后发现的相当数量的书信，但也删略了B中的不少书信。“文革”中将此视为删去不利于自己的书信的行为，成为周扬等的一个“罪状”，但我认为删信的主要理由到今天还未十分明了。在此，“未发表”指的是上述三种都未收录的书信。而且其中多少包含了写给内山完造、鹿地亘等日本人的书信，其他的致日本人的书信收于以下几种书中，不过它们相互之间也多少有些出入：《大鲁迅全集》第七卷（改造社，1937年。中译本是《鲁迅书简补遗〈对日本人部分〉》，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鲁迅选集》第13卷（岩波书店，1964年），增田涉《鲁迅印象》（角川书店，1970年）。
〔13〕关于“自由运动大同盟”和鲁迅的关系，冯雪峰有如下的记述：“两者（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都在1929年年底就开始酝酿的。在上海的党中央希望鲁迅先生也做‘中国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派人来告诉我，要我先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我去和鲁迅先生谈了，记得他当时的表示是不大同意这种方式，认为一成立就会马上被解散了，可是他又依然立刻答应参加并为发起人之一。……‘中国自由大同盟’的成立大会是秘密开的，鲁迅先生也出席了，我记得他没有正式发言，可是精神很愉快，好像对于这种会他倒很感兴趣，几天之后他还谈起那天开会时的情形。”（《党给鲁迅以力量》，《文艺报》，1951年6月；冯雪峰《论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0年）
〔14〕《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前》，登载于《东洋文化》44号，1968年。
〔15〕《鲁迅和创造社交往的两点史实》，《上海文学》，1962年7月。
〔16〕《鲁迅资料研究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
〔17〕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1919—1942》，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293页。
〔18〕关于冯乃超和鲁迅的关系，冯雪峰也写过。下面的一节，在沈鹏年的文章中被使用，但未注明出处，内容则有所补充。即冯乃超在《拓荒者》第2号（1930年2月）的《艺术理论讲座（2）》中说，对作出这种说教的新月派梁实秋之流的人物，我们不得不奉送他“资本家的走狗”的称号。梁实秋加以反驳，写了一篇《我不生气》。鲁迅看了以后说：“有趣！还没有怎样打中了他的命脉就这么叫了起来，可见是一只没有什么用的走狗！……乃超这人真是忠厚人……我来写它一点。”于是他就写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1930年5月)。发表后，鲁迅说：“你看，比起乃超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回忆鲁迅》）
〔19〕周建人《学习鲁迅，培养青年》，《红旗》1973年5号。
〔20〕前载《党给鲁迅以力量》。《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附录《左联大事年表》提到1930年夏二人会谈的事情，我以为依据的是这篇文章。
〔21〕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139页。日译本有松井博光的《鲁迅回想录》(筑摩书房，1968年)。
〔22〕慎重起见我要附加注明我并未断定周建人所说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就是李立三。例如冯雪峰写道，1930年那时，“我们曾经希望他写些宣传当时政治口号的文章”，鲁迅说：“弄政治宣传，我到底不行的；但写点杂文，我比较顺手。”（《党给鲁迅以力量》）周建人所讲的是此类各种各样交涉中的一次也未可知。不过这时，问题点也还是一样的，即是重合作关系，还是强调鲁迅的拒绝。
〔23〕冯雪峰《回忆鲁迅》，50页以下。
〔24〕《江青同志和戚本禹同志接见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革命群众代表时的谈话》，《毛泽东主义战斗报》第2期（革命造反派砸烂文化部联合委员会，1967年2月23日）。
〔25〕《从对党的关系上揭发反党份子丁玲、冯雪峰的丑恶——并论冯雪峰对鲁迅和党的关系的侮蔑》，《人民文学》1957年10月。此外，关于阿英的冯雪峰批判，今村与志雄在《〈鲁迅回忆〉批判和“1930年代”的传统》（收入《鲁迅与传统》）也有论及。
〔26〕《关于现代文学史上几个重要问题的见解——评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文艺报》1958年1号。
〔27〕《纠正错误，团结在党的周围》，1957年8月4日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第11次会议的发言，《文艺报》1957年20号。
〔28〕关于“国防文学论战”，以后有机会再谈。不过我认为比起把“文革”中被批判的周扬等人的“歪曲”，单纯当作他们把自己和鲁迅相对立的过往经历正当化的行为，也许视之为这种“两条道路的斗争”理论的“自我运动”的结果，会更接近真实。
〔29〕《鲁迅和革命文学》，纪伊国屋新书，1972年。
〔30〕《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前哨》第1号（《纪念战死者专号》，1931年4月2日）。
〔31〕《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副题是《为美国〈新群众〉作》，注释说这是应史沫特莱之约，为美国《新群众》杂志而作，时间约在1931年4、5月间。但是否发表不明。据帆足图南次的《美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主轴〈新群众〉》（《文学》，1973年12月—1974年1月），似乎没有相当于本文的文章。
〔32〕鲁迅在被认为和周扬等人摩擦增大的1935年，9月12日致胡风信中，说了自己的不快后写道：“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但1931年的这篇文章恐怕不是“撒谎”吧。
〔33〕《〈自选集〉自序》，1932年。关于这一时期的鲁迅，详细论述请参照拙著《鲁迅——他的文学和革命》（平凡社，1965年）。
〔34〕鲁迅致曹靖华的信，1930年9月20日。也是最近刚发表的。
〔35〕见丁景唐《关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盟员名单》，收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1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1966年大安复印。就这一事实，今村与志雄依据同一资料已经指出：“两人加入左联的事实，使得中国及日本对所谓第三种人论争至今为止的见解迫切需要再检讨。”（《中国的鲁迅评价之变迁》补注二，收入其著作《鲁迅和传统》，劲草书房，1967年）。
〔36〕《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第9卷，1968年，收入大安复印。
〔37〕关于此间经过，戴国辉的《中国的“社会史论战”与〈读书杂志〉的周边》（《亚洲经济》第13卷第12号，1972年12月15日）有详细论述。
〔38〕现代书局除了《现代》，还出版了这个团体的很多著作，但其性质等尚不详。不过大概可以将它视为和“第三种人”一派有密切关系的出版社。
〔39〕《文艺政策》（1930年6月）是以对同路人作家的政策为中心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讨论会的会议记录。重译自藏原惟人、外村史郎翻译的《俄罗斯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该书出版虽然较《文艺和批评》为晚，却是鲁迅所译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方面的最早文献。《文艺与批评》（1929年10月）是卢那卡尔斯基的论文集，汇集了零散发表在各处的日文译文。
〔40〕鲁迅的《论“第三种人”》，除了发表在《现代》第2卷第1期之外，还登载于《文化月报》创刊号（1932年11月）。这件事情在《全集》注释和“文革”发生后出版的《杂文选》注释中都未提及，经过不祥。另外，《文化月报》是中国左翼文化同盟的机关杂志。
〔41〕鲁迅致增田涉的信，1934年4月11日。收入增田涉《鲁迅印象》。
〔42〕《鲁迅日记》以及前载《党给鲁迅以力量》。
〔43〕《鲁迅与柔石》，《文艺》1969年11—12月，这一部分登载于11月号。
〔44〕《回忆鲁迅》。下文如果没有特别注明，主要是根据以下的资料：魏金枝《柔石传略》，林淡秋《忆柔石》（以上出自丁景唐、瞿光熙所编的《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魏金枝《和柔石相处的一段时光》（《文艺月报》1957年3月），曾岚《应修人小传》，冯雪峰《潘漠华小传》，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45〕参见丁景唐《关于〈革命时代底文学〉》(《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及《鲁迅日记》。
〔46〕明确谈及应修人的死是和丁玲的被捕同时的材料，就我所看到的，并不多，丁玲在向宁谟、韦尔斯讲述当时情形的谈话（《续西行漫记》，复社，1939年4月）中，也未涉及应修人的事情。不过，根据下面的资料判断其为事实应该没有问题。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下午，当时修人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到上海北四川路昆山路昆山花园7号4楼2室联系工作，因那里的机关已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室内已预伏有几个特务，修人奋力拒捕，即被特务从四层高楼的窗口推下而牺牲。（上文提到的《应修人小传》）
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的垂暮，当丁玲和她的两个同志丁休和潘梓年在上海昆山花园的一间楼面的走廊上品着香茗的时候，一个袭击来了。在督察马绍武——已向南京自首的前共产党员——的率领之下，一队中国秘密警察来袭击这屋子，把毛瑟枪对着这三位作家的腹部，迫使他们退到屋角。接着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辩，丁休为了自由而作着斗争，可是被从阳台上猛掷了下来，立刻撞死在下面的石阶上。据警察们说，他是出于偶然跌下去的，但其它的人们都誓称他是被推落下去的。(Eeal H.Leaf著、步溪译《丁玲——新中国的先驱者》，收入《女战士丁玲》，每日译报社，1938年12月。此据香港的复制本。)
此外，竹内实的《关于丁玲批判》(《中国——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合同出版社，1967年5月)也引用了这一材料。波多野乾一的《中国共产党史》第七卷中的《丁玲小传》里也有丁休从阳台坠落而死的记述。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高杉一郎译，みすず书房，1957年3月）中，虽然未提及具体名字，但提到有一位作家从窗户掉了下来。此外根据《应修人小传》，应修人的笔名叫丁休。鲁迅在给增田涉的信（1933年7月11日）中有这样一段话：“丁修人，丁休人都错了，其实是应修人。此人……是诗人，曾用‘丁九’笔名，取名‘丁九’，以其容易写。”
〔47〕当然在同一意义上，创作社和太阳社之间也有差异。比如可参照佐治俊彦《革命文学论争和太阳社》，登载于《东洋文化》53号（1972年3月）。
〔48〕参见陈农菲《忆念李伟森同志》，收入上文提到的《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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