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写于1960年代初到1995年间的16篇论文的中文译文。距其中写作时间最晚的论文，也已经十年过去了。最近十年，我也多少做了一些工作，不过依据的主要资料大多是中国知识分子讲述各自建国后“坎坷”人生的自传与回忆录，当然在文中我会作出评价、寄予感慨，但对于能够直接用原文阅读那些资料的中国读者来说，我的工作还是只具有“二手”的意义吧。而且，对于那些资料的解读方式，由于问题的政治性特征，总是不得不涉及到微妙的政治问题，我担心会产生预料不及的误解。这并非我的本意，所以本论文集暂且不收这些文章。如果有读者对我关于那些问题的看法感兴趣的话，因为还没有汉译本，请参看《文化大革命に到る道——思想政策と知识人群像》（《至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思想政策与知识分子群像》，岩波书店，2001年)。
    先稍微回溯一下吧。我学习中文的契机，是1948年4月在旧制高中(相当于今天的大学一、二年级)被分配到战后新设的中文班。开始学习中文以后，才第一次从学长们那儿听说中国有一位叫做鲁迅的伟大文学者。虽然我原本就打算升入与文学相关的专业，可是中国文学的知识几乎等于零。知道了鲁迅的名字，但读他的原文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过于困难，日文翻译也很难找到，于是再怎么读作品，总还是不能很好地理解。更为强烈地引发我对中国的关心的，乃是现实中中国革命的进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开始十分关注中国共产党和以毛泽东为首的革命家的存在。在此前后，美国对日政策的方向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即从瓦解军国主义、实现日本的民主化转向致力于把日本重组成反中反苏的最前线。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与此同时各界开始清洗“赤色分子”，而且这一清洗也几乎将要波及大学。在这一情势下，很多学生产生了危机感，学生运动开始高扬。而不知什么时候，我也成为了其中的一分子。对“五四运动”、“文学革命”等历史也逐渐萌发深切的同感。可以说，那时我虽然还年轻，却也是将中国作为尊敬与憧憬对象的无数人中之一。
     这种“尊敬”与“憧憬”第一次蒙上阴影，是从反右开始的。
     之前的“胡风事件”，我也觉得仅以公开的资料(在日本也能订阅《文艺报》，然而本应作为报纸附录的《胡风意见书》并没有寄给日本读者)无法判定他是“反革命”，但既然中国共产党已经对此正式定性，我想或许是还有未公开的决定性证据，对这一疑问也就不再深入思考。
可是，反右中被打成右派的丁玲、艾青、冯雪峰，之前我也多少读过，因此无法简单信服。
此外，进而日本、中国所处的世界形势发生激烈变动，我也受到影响，具体的展开在此省略。本书所收的论文中，有稍微详细涉及这方面内容的部分，请参照。
     本书即汇集了追索这一经过的我论及以鲁迅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论文。至于收入现在读起来或许会觉得陈旧的文章(特别是第二部分)，那是希望读者了解我作为日本的一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所持有的问题意识以及视角的深化(能否如此断言只能有赖于读者的评判)。
     本书的16篇论文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直接论述我的鲁迅观的文章，也可说是本书的总论。最早两篇写于“文革”前(1966年以前)。第三篇《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于1972年发表，虽然写作时间是在“文革”中，但与其说是直接论及“文革”，毋宁当作我第一本专著《鲁迅——他的文学与革命》(平凡社“东洋文库”，1965年)的继续，总论的特征依然比较强，因此仍收在这一部分。
     第二部分都写于“文革”期间。后来被称作“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刚开始一段时间，日本不明白中国究竟正在发生什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后，“文革”在日本还曾被叫作“文艺整风”。一家有权威的报纸登载了由著名学者和“中国通”参加的座谈会的纪要，会上甚至有人想象“姚文元”不会是毛泽东的笔名吧。我虽然知道他从反右前后开始在文学领域发表评论，但还未认真地读过。
     关于“文革”，使我感到这并非可以简单置之不问的问题的，是由于读了1966年4月18日的《解放日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文中说“30年代文艺”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文艺思想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好的”只有“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不过，此后看到之前未公开的材料(比如，毛泽东对于文艺界状况的两次“批示”)被公开，我的确依然留有怀疑：是否还存在着不为日本人所知的其他重要事实呢?
      在这种背景下，我决意对于“文革”中提出的“新”见解，不单单抛出反对意见，而从分析这些见解是否成立着手。最先写下的，便是《中国的文学评论与文艺政策》。选择何其芳，是因为读到他的论文《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被姚文元当成“毒草”。反右及其他批判运动中被批判的文章与发言很多无法直接读到，而何其芳的这篇论文已公开发表，并且当时加于周扬的非难——“大会上说红话，小会上说黑话”——也不适用于这篇文章，因此我想先来检讨这一针对何其芳的批判的论理。今天看来，我的讨论深度还不够，而且对那之前何其芳的评论活动从整体上该如何评价这一问题，还欠缺充分的探讨；但总之这是我从文学方面检讨、批判“文革”中出炉的“论理”的最早一篇论文。
      之后关于“国防文学论战”(中国的叫法是“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的三篇，大标题各不相同，但由于本来的设想便是探讨同一问题的系列论文，因此对副标题作了统一，分别标明为Ⅰ、Ⅱ、Ⅲ。
     在这一部分的最后一篇论文《作为问题的1930年代》中，经过上述一系列论文的探讨，我的视角也稍稍扩展，不局限于个别论文和运动，还涉及到把握整个1930年代文艺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自己意见的意义上说，这是我多少有所偏爱的论文。
     除此之外，我从文学方面论及“文革”的文章还有《作为文艺理论家的姚文元——“左派”文艺理论的特点与形成过程的一个方面》。由于对姚文元的历史评价已尘埃落定，毋庸今日再论，因此本论文集未收。
     第三部分是“文革”结束的1980年代之后所写的东西。关于萧乾的两篇，不论是在同即便在中国、反右后也被人遗忘的萧乾相遇的意义上，还是在成为更宽广地追溯和思考中国知识分子艰辛历程的契机的意义上，对我个人而言，都可谓开拓研究新阶段的论文。
     萧乾这个名字，我知道还更早。在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兴趣后不久，尚处于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的我，经常去逛内山书店(战争期间一直在上海的内山书店，战败后迁到东京，是当时日本唯一一家经营中国书籍的书店)。因为听说1948年东北开展萧军批判、有所关心的时候，应是1949年，或最晚也是1950年的事吧。边想着有没有萧军的作品，边浏览书架时，萧乾的名字映入了我的眼帘。后来一想，好像是摆着巴金编辑的《文学丛刊》，不过当时自然不知道。滑稽的是，那时我想萧乾不会是萧军的笔名吧，于是就抽出来看，但似乎不像，还是放回书架。这便是我与萧乾连相遇都称不上的“相遇”，好像只有他的名字存留在我记忆的角落。《萧乾选集》全4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1984年)出版时，我虽然对他毫无了解但立刻购买了，年轻时的那一记忆似乎是原因之一。而买下《现代中国作家选集•萧乾》，也可谓乃其继续。
      其《后记》写道，他难以忍受“文革”中的迫害想要自杀，对夫人文洁若说一起死吧，但文洁若说：“不！我们要活下去。活着要看这帮恶魔的灭亡！”于是他打消了这一念头。我读到这一段时深受震撼。因为虽然深切严重的程度无法相比，但我个人也有类似的体验。
     我在1956年秋天患上急性肾炎。未能痊愈，转成慢性肾炎，开始了定期检查的生活。1976年8月，被医生宣告进入肾不全阶段、再过一两年需要人工透析。那个时代，透析这种医疗方法还不为人所知，以一般人为对象的书则写着即便透析也只能维持四、五年生命。我最先想到的是，我怎么能就这样连一趟中国都没去过就死呢。其次想到的是，在中国承认“文革”是一场错误那一天之前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死。结果，我从1980年开始透析，已经又活了25年，中国也去过将近10回，那时自己想得那么严重似乎显得滑稽。不过，那之后仅两个月“四人帮”就被逮捕，即便中国人也几乎想象不到吧。因为说起1976年，那一年1月周恩来去世、“四•五事件”后邓小平再次被开除，对中国人而言，是最为黑暗重锁的时期。
     关于这两篇论文，我不仅得到萧乾、文洁若夫妇的各种指教，此后还承蒙赠予今天不易买到的珍贵旧著，感受到他们令人难以忘怀的深厚情意，这一点对我来说也是特别值得纪念的。
《由〈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引发的思考》是以我在东京大学文学部最后一堂课的讲稿为基础修改而成的。之后3篇是我在东京大学年满退休后、任职樱美林大学期间所写的论文。
     第四部分的文章写作时间各异，不过比起用关于特定个人或问题的论文，还是以重点置于研究史与研究方法的文章来收束本书。
     这些文章中，一部分有幸得到中国学者关注，其中文译文已在杂志等发表。不过能以这种形式结为一册，让广大的中国读者更方便读到，作为研究者，这是最大的喜悦之一。从本书的策划阶段开始，就得到以孙玉石、陈平原两位教授为首的北京大学中文系诸位教授的很大帮助；此外，原鲁迅博物馆的王得后副馆长等诸多尊敬的学者先生们也给予我各种各样的鼓励。
     所收论文的选定、构成方面，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尾崎文昭教授出力甚多。陈平原教授在一些重要的地方给予了宝贵的建议。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部的艾英女史也积极地提出意见。
     翻译方面，攻读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研究科中国文学博士课程的王俊文君，以献身的精神不辞辛劳，每篇译稿都经两三次修改，将我暧昧、委婉的表达(这也是我文章的缺点)和保留、限定很多的文章翻译成贴切通畅的汉语。对于已有的译文，就其中难以用汉语表达的地方，也在确认作者的意图之后调整为适当的中文。我与他的电子邮件来往，虽忙碌但收益良多，十分愉快。
     承蒙协助的朋友无法一一枚举(他们有的默默地给予我帮助)。虽然由于字数的关系不得不就此打住，但请容许我向包括上述各位的诸位友人，表示我衷心的谢意。是为后记。

                                                                丸山升    
                                                               2005年9月2日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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