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够否定中国的现实正在发生巨大而充满矛盾的变化，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是环境污染严重，矿难频仍，上访大军与妓女的人数均居全球第一，……我们几乎可以无限地继续列举出新世纪中国的“新景象”。对于这个“新景象”，中国知识分子正在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述、阐释，这些描述和阐释之间的巨大差异，不仅可以反映出中国知识界观察中国问题的认知角度的不同，更可以体现出他们不同的道德立场和知识人人格。

　　在《新世纪文学：跨出新文学之后的思考》一文中，批评家张颐武提出了他的“新新中国”论。他认为，新世纪的中国已经完成了它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过程，已经告别90年代的“后新时期”――他所认为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前期”，并形成了“新世纪文化”或“新新中国”的文化景观。作者认为，与80年代（即“新时期”）相比，被命名为“后新时期”的90年代是一个 “过渡性”时期，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过程已经开始，但是其前景并不清楚。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对于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现实极度失望，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前景极度悲观（有人用“旷野上的废墟”加以形容），但这种失望和悲观在张颐武看来是以一个虚幻消极的“未来”想象为基础的，他们关于一个“没有信念、没有意义、失败、堕落的中国”的判断产生于他们自己不切实际的虚幻想象，它“变成了一种精英主义式的对于历史的看法，也就是历史以失败告终的判断。”张颐武认为这个 “充满了末世心态”的悲观判断“没有现实的依据”，当然也不可能实现。它只是反映了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性规划的缺憾，以及现代性经验的残缺不全，而这种缺憾和残缺又主要表现为对所谓“日常生活”和“消费”蔑视。与此相反，张颐武为“新新中国”论就是以对于日常生活和消费的合理性的热切肯定为基础的。作者认为，中国“五四”以来的现代性规划一直压抑和蔑视日常生活和物质消费，“在历史的层面上，‘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性’历史的展开，从来没有一个让日常生活成为社会关切中心的机会”，“在观念层面上，‘五四’以来几乎没有对于一个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的阐释和表达。”

　　让作者感到欣喜的是，新世纪的市场化、全球化景观粉碎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悲观预言，“历史与这些悲天悯人的忧患知识分子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于是出现了一个所谓“最为尖刻的历史讽刺”：“中国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结果’居然使得原先必然失败和破产的‘结果’没有出现，反而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历史发展和中国的‘和平崛起’ 的新的历史景观”，这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历史景观除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外，在观念层面上说就是“中国内部的千百万人民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的梦想”，也就是“视个人物质生活的改善为人生最大目标”。张颐武对此极尽赞美：“这个中国崛起的历史景观，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使得20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的全球性的信息革命有了新的基础和动力。中国内部的市场化的进程正在一个新的全球格局之下展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在作者看来，正是因为有了以日常生活物质关怀和消费主义为核心的中国的这种发展和崛起，才使得中国现代性的残缺性得以克服，因为它“从根本上脱离了、突破了中国‘现代性’所限定的历史和观念的限制。” 作者用美国的消费文化没有导致美国的衰败而是使它“腾飞为世界强国”为例，证明消费主义对中国而言远远不是什么可怕的怪物，“与消费主义相关连未必是民族的失败和屈辱，反而可能是一种重要的积极力量。”实际上作者认为：正是消费主义“使得五四以来中国的发展目标得到实现”，“历史并没有进入一个彻底的失败和倒退的惊人过程之中，相反，在新世纪之后反而显示了新的活力”。原先那张压抑物质和消费的现代性预言的失灵“使得旧的20世纪的历史框架没有了自己的原有的觉得的价值”，“中国的确有了消费主义和日常生活的新的历史，但是却没有出现人们所预言的失败和绝望。”

　　“新新中国”论的大体轮廓就是如此。这里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深思，一是中国是否真的崛起了？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崛起的？二是中国人为什么“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梦想？”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种改变？三，什么叫“‘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性”？它果真压抑和否定日常生活和物质消费么？

　　首先，作为一个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我对于中国的所谓“崛起”（准确地说是“发展”）的态度远远没有“新新中国”论者那么乐观。我不是否认这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消费的提高，问题是我们不能只看每年的所谓经济增长速度，不能只看中国大陆有些地区不断涌现的高楼大厦，不能只看发展的现实，更要看到发展采取的方式和已经带来和可能带来的后果。我虽然不是研究经济学或社会学的，但即使是偶尔对于新闻的关注也使得我（我相信也包括与中国的现实有最起码接触的绝大多数人）相信，中国目前的所谓发展或崛起付出的代价是环境的高度污染和资源的迅速枯竭，极端一点说，我甚至认为这种“崛起”采取的是断子绝孙的方式，这是西方国家根本不愿意采取的发展方式，我们应该对此有起码的反思，而不是沾沾自喜。

　　其次，至于今天的中国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梦想”，说穿了实际上就是放弃了 80年代的整体性现代化诉求（不仅要求经济的现代化，而且要求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转而“视个人物质生活的改善为人生最大目的”。这就是作者非常欣赏、一再赞美的“新中国梦”，认为是对于80年代的“现代性”理想的超越。作者所欢呼雀跃的现代性的“失败”，说穿了就是指中国政治领域的民主化诉求的受阻。在作者看来，这个只追求消费自由而不问其他自由，一味沉浸在日常生活的物质享受而不问自己的公民权利的中国老百姓的“新中国梦”不但使得“社会整体性破产”的预言没有实现，反而“在新世纪的新的背景下，有了一个令人惊异的新的中国的全球形象”，“如果我们从今天的‘结果’回溯90年代的‘后新时期’，无疑可以发现，这个世俗化的时代，这个饱受抨击和蔑视的，被认为丧失了‘理想’和‘崇高’的时代，有着远比我们所看到的更为积极的意义。” 张颐武完全认同这种放弃了原先的政治文化理想、“视个人物质生活的改善为人生最大目的”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认同那种只追求经济发展而压制政治民主化的所谓“和平崛起”和“盛世景象”。作者看来，这个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新世纪”景观，不仅可以“质疑90年代以来中国内部对于消费主义的极其消极的表述”，而且还纠正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性的局限，因为“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性“虽然不反对经济增长，但是对于消费主义的‘后果’的消极性和负面性有非常自负也非常武断的判断。”他认为，“中国的确有了消费主义和日常生活主导的新的历史，但却没有出现人们所预言的失败和绝望。”

　　第三，张颐武说，中国的现代性压制日常生活和物质消费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判断。“中国的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笼统而具有误导性的概念。我们要追问的是谁的现代性？那个时期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绝对不是铁板一块的东西。五四时期的现代性规划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和个人解放的规划，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解放，说它不关注日常生活、压制物质消费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难道“五四”青年走出大家庭的包办婚姻、追求个人的婚姻自主不是对于日常生活幸福的肯定么？难道“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和行动中没有对日常物质生活的诉求么？问题是到了解放后以后，特别是文化革命期间，中国的现代性道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把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和物质的发展、日常生活的幸福对立起来，从而导致了张颐武所说的情况（比如所谓“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吃吃喝喝决不是小事”）。但是这种极左的所谓“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不是对于“五四”现代性的继承而毋宁是对“五四”现代性的扭曲。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精英（无论是改革取向的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和百姓一致抛弃了这种否定日常生活和物质消费的所谓现代性道路（但是也没有把物质消费和经济发展当做现代化的全部目标），实际上又开始继承“五四”的现代性规划，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面的现代化作为发展的目标。只是从90年代开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又一次发生变化：取消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而把经济发展和物质消费当成现代化的全部内容，而悬置了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特别是政治方面的现代化。

　　现在很清楚，张颐武所欢呼就是这个阉割了政治现代化诉求、以单纯的物质发展和所谓“小康”为目的的“新世纪”和“新新中国”。

　　从后极权主义理论角度看，这个“新新中国”实质上就是后极权的中国。后极权社会的特定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经济物质上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上的享乐主义同时并存。如果说极权社会是一个全面限制和剥夺公民的各个方面自由（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娱乐的等等）的社会，那么，后极权社会特点有限度、有选择地开放某些领域的自由――这个领域当然就是物质消费和娱乐；如果说极权社会是一个专制而又贫穷的社会，那么，后极权社会就是一个专制而富裕的社会（或者以此为自己的目标）。简言之，专制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结合、政治上的高度一体化和经济上的有限多元化正是后极权社会的基本特点。

　　总而言之，所谓“新新中国”实际上就是后极权中国。所谓消费主义对于现代性话语的“修正”，实质上就是修正掉了现代性规划中的政治民主化诉求。

　　历史证明了一个专制而贫穷的社会是不会长久的，而一个专制而富有的社会是否可能长久则尚待历史的证明。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这样的社会即使能够长久存在，那也是中国的灾难而不是什么值得庆幸的“中国的崛起”。这种只有物质消费的“自由”而没有人性尊严的畸形生存境遇，在中国大陆已经产生犬儒主义、机会主义、及时行乐、醉生梦死、无聊郁闷等畸形的生活态度和心理体验，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所谓“新新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也就很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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