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中国国内，民族主义讨论只是知识分子的学术小圈子内的话题，但在西方学术界，乃至大众传媒，“中国的民族主义”早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已有不少文章和专著发表，而且几乎所有有关中国的政治及对外关系的文章中，都会提及这个字眼。这至少在两个意义上有一定道理：第一，中国目前压倒一切的共识是发展经济，但除此之外的次一级思潮中，民族主义确实占有一定地位；第二，如果说民族主义仅仅是占有一定地位，那就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因为在当今世界的任何角落，民族主义都占有一定地位，但中国的民族主义标志着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公众的政治意识的某些重要方面发生了微妙变化，尤其是因为八十年代的中国是十分反常地非民族主义的。

　　然而，如何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及其所标志的中国公众政治意识的微妙变化的缘由，以及这些变化对于中国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的影响？从更大的视野说，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的未来走向的总趋势究竟是什么？西方一些对中国局势持乐观态度的人士认为，中国的居支配地位的共识是发展经济，这是任何领导层的更替都改变不了的；而发展经济则意味着与世界其他部分必须保持良好关系，因此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必然是和平友善的；而中国的发展最终将导致走向政治上的民主。这一乐观派人士至少在中国的对外关系方面未能回答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及中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的人们的挑战，因为中国确实出现了比较过去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而按照悲观派的解释，民族主义给失去了意识形态吸引力的极权主义政府提供了思想武器，民族主义加上经济实力将使中国成为世界其他部分的重大威胁。从某种程度上讲，悲观派（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肆意歪曲和丑化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及被他们贴上 “民族主义者”标签的人们，他们在编织一个自成的预言。但实情并非如此。

　　从“逆向种族主义”向正常民族主义水平回归

　　就像在运动中，人们强烈感受到的是加速度，即速度的变化率，而不是速度本身，九十年代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其相对于八十年代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reverse-racism，该词的英文本意是指美国的反歧视行动在客观上对白人利益形成了损害，笔者在此处赋予其在中国背景下的新含义），形成了较大反差。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反常现象：这就是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潮，这种思潮认为中国文化是劣等文化，中国民族是劣等民族，其中善良者认为中华民族必须脱胎换骨才有资格在地球上生存，而更具种族主义色彩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无情地认为他们自己的民族在人种上就过于卑劣，不值得允许其在地球上生存。

　　这种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在八十年代笼罩了整个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乃至略有文化的中国一般公众，并受到了官方的鼓励。西方人很少注意到或很少提到中国官方曾在八十年代鼓励过“逆向种族主义”，他们却对于九十年代所谓的中国官方利用民族主义“填补意识形态空白”十分敏感并大力渲染。这也并不奇怪，首先，官方鼓励“逆向种族主义”是一种中国八十年代独特而绝无仅有的现象，因而超出一般西方人的想象力（美国式的逆向种族主义是某种形式的内部补偿，政府在某个阶段考虑到社会整合而加以鼓励是并不奇怪的）；其次，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宣传意味着赞颂西方人，西方人很难想象与西方敌对了几十年的中国政府会鼓励这样做，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持不同政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倾向。但实际上，中国官方支持了大量这类观点的出版物的发行，组织或赞助了许多所谓“文化战略”研讨会，将许多持有这类观点的知识分子破格提拔到了各种各样控制舆论的重要岗位上（而不是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迫害他们）。比如“《河殇》现象”就很有代表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官方鼓励、整个知识界为之倾倒狂热（中国的知识界自己称之为“文化热”）的“逆向种族主义”呢？这里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完全否定自身的传统、自身的文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是自“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界传统，这个传统有时与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召唤相悖，但从历史哲学角度上却与共产党“反封建” 的意识形态相符合。我们都不应忘记，“文化大革命”就是以“破四旧、立四新”为目标，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残迹的。在“文革”之后，人们对于“文革”之中的一切政策都进行了声讨，然而却完全继承了其历史哲学观，因为历史哲学观是深层的，潜移默化的。笔者曾不只一次地指出：中国许多对“文革”深恶痛绝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方法却完全是“文革”式的。因此，在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的“文革”过去之后，人们立即把一切过失，包括“文革”的所有过失都归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头上，并再次掀起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声讨浪潮，却从无人想一想这里的荒谬之处。虽然带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色彩的“五四”思潮恰恰是民族主义的，并未留给“民族虚无主义”或 “逆向种族主义”半点位置，“文革”也是如此。但是，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到“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种族主义”的发展还是符合逻辑的。

　　八十年代鼓励“逆向种族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策需要。八十年代的中国要求迅速地打开国门，接纳来自西方的从投资、技术到思想、娱乐形式等一切东西。从整体上看，“逆向种族主义”的风向很是符合总的政策需要。当然，这不是说当时中国的宣传政策不可以做得更细致、更巧妙，一方面鼓励对外开放，与西方友好，学习西方，另一方面避免这种自虐狂式的“逆向种族主义”。在近代史上有许多非西方国家进行了追随西方的现代化转变，有些十分成功，如日本等，却没有一个国家出现过像中国的这种荒诞的“逆向种族主义”。

　　无论在当时“逆向种族主义”是否必要，无论怎么评价“逆向种族主义”的“历史作用”，它都不可能是中国人意识的常态。这道理是再简单不过的，很难让任何一个民族永远保持认为自己是卑劣的、理应屈从于其他更优秀的民族这种思想，遑论中国这个有着相当灿烂辉煌的过去，有着十二亿人口，在近代史上虽屡遭挫折却远未显示衰亡迹象的大民族。这是一个用不着什么高深的理论来“证明”的道理。任何生命都有自我肯定的机制，舍此就不能生存。于是，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在中国的知识界出现了对“逆向种族主义”的反思，直至九十年代汇成了强有力的“民族主义”潮流。但值得指出的是，“逆向种族主义”在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掌握学术及教育权力的高层知识分子当中，仍占有主导地位。

　　认识到了上述历史背景，就会明白，所谓九十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只不过是中国知识界从八十年代的自虐狂热向正常的、较为平和、较为多元化的心态的回归。应该说，九十年代的这种心态才更接近于常态。因为是常态，无论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西方人，都必须面对这个常态，与其相处，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如果你拒绝这种常态，对它施加过度的压力，以期强行改变它，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我们这里还必须指出：“逆向种族主义”的自虐狂热在今天仅限于上层“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中。一般公众虽然也受到“逆向种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在总体上并无这种自虐狂热，指望足球场上的球迷们为了外交而为对方球队叫好是不可能的；为了“文化战略”，为了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这些深奥的东西而热爱外国球队、仇视本国球队就更不可能。实际上，“沉默的大多数”，即一般公众，对于“逆向种族主义”一直是反感的。

　　笔者在一次与意大利安莎社记者Sisci 谈话中提到这种八十年代的反常自卑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Sisci 先生的回答很有启发。他说因其不可能长久维持，所以这种自卑反过来可能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很可能转变为过度的进攻性，转变为过度的显示或使用力量的饥渴症。他告诉我说，意大利人在法西斯上台之前就处于这样一种过度的自卑之中。因此对此也要有所警惕。

　　西方光环的消褪与国家利益意识的觉醒

　　中国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除了是对八十年代“逆向种族主义”的逆反之外，也表明了中国人对于真实西方的了解有了加深，因而西方的光环逐渐消褪，中国人自己的国家利益意识逐渐觉醒。

　　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有着一圈神圣的光环。他们把西方想象成物质极度丰富，人们高度文明、高度道德的天堂。比如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天真地想象西方不存在嫉妒，因而发明了沿用至今的“东方的嫉妒”一词。当然他们并不知道真实的西方是什么样子。但他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来作自己的西方梦。譬如一个中国人会想象西方是一个可以随意与任何漂亮姑娘上床的性自由天堂。

　　然而，到了九十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海外长期生活和学习，对于西方有了更多的了解，西方的光环逐渐在中国丧失了垄断地位。许多被列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的人是曾在西方留学过的中国人。如张宽，他因对西方持批判态度而被“自由派”知识分子愤怒地形容为因个人在西方境遇不佳而怨恨西方的人；盛洪，他到美国访问了一年后写了一篇《什么是文明》，认为中国文明优于西方文明，从而掀起了一场讨论；张承志，在国外转了一圈后写了《神不在异国》及其他许多文章，因其原有的知名度及文笔的优美，掀起了中国思想界的一场更大的讨论。《神不在异国》这个篇名本身就是发人深省的：这意思显然是作者本以为神在异国，但亲身转了一圈之后才发现神不在异国。作者写道：“你曾经在出发之前抱过一个幻想。你曾经确实想过去找到它，并且使它成为你人生的支撑”，然而“你的梦失败了。就像你猜测的他们的梦根本不存在一样，你的追踪他们的梦狠狠地撞了墙”。

　　公正地说，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东西，包括物质方面的以及非物质方面的，都比中国要好，然而，没有中国人在八十年代所幻想的那么好。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知识界到了九十年代已经逐步了解到，西方人的个人行为，特别是国家行为并不完全是理想主义的，而是相当“realpolitic ”，即实用政治或强权政治的。在八十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心目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完全是道德的化身，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它们关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人权、民主，一心希望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如果说它们与中国有什么矛盾的话，也是由于西方人关心中国人的福祉才产生的。然而，现在中国人逐步了解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吃惊地了解到，许多西方人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与西方争资源、争市场，害怕中国人如果过上富裕生活就会妨碍他们的奢侈生活；他们逐步认识到，一些西方战略家与政治家想削弱中国并不仅仅是旨在削弱中国的统治者，而是中国的强大本身就会使他们不安；他们也模模糊糊地感到，关于“最惠国待遇”等问题，决不仅仅与“人权问题”有关，而是牵涉到美国的贸易利益。

　　这是不是说明西方有什么错，或者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认为西方有什么错呢？不能说明。中国人无权要求意大利的街上没有小偷，也无权要求美国人不考虑怎么多挣些中国人的钱。西方的行为没有什么特别不对之处，而是十分正常。问题在于中国在八十年代对西方所抱的幻想过多，于是便有西方光环的消褪和中国自我国家利益意识的觉醒。

　　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在世界上应取的位置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它的军事力量相当于其他六个最强国的总和。这种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是史无前例的。除此之外，它在宣传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生活方式方面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对外关系的中心都必然是对美关系。因此，中美关系也是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期对外关系的中心。中美关系从短期看是由双方政府决定的，这里有许多偶然因素，偶发事件，但从长期看，两国公众的看法也会起相当大的作用。在这里外国人必须消除一个对中国的误解，即他们认为在中国，政府可以随意操纵民意，而民意则对政府影响不大。也许在美国，民意对于政府的影响确实比在中国大，但在中国，民意对政府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譬如，在中国国内事务中，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作“花钱买稳定”，谁花钱？从谁那里买稳定？当然是政府花钱，从老百姓那里买稳定。如果政府的任何政策都可以不考虑民意，它又何必去老百姓那里买什么稳定？

　　讲到中国公众对于美国、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笔者曾在1994年和1995年参与或主持过两次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1994年的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方式，共取七千样本。1995年的调查题为《中国青年看世界》，采取的是读者自愿参加的方式，我们原本预期只有几千人会参加，没想到实际上有十几万人自愿参加（这两次调查有关报告分别发表于1995年1 月21日和7 月14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在这两次调查中，美国都被中国青年列为最不友好的国家和最无好感的国家。对于这两次调查结果，美国有关人士和中国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做出了两种指责。第一种指责是，这些数据是捏造的，是中国官方的宣传，并举出另一些有关中国人喜欢看美国电影，喜欢喝可口可乐，中国男人认为美国女人最漂亮等等另一些调查数据。对于“捏造数据”的指责，我们只能回答：“请你拿出证据。” 至于中国人喜欢美国电影之类的数据，笔者相信都是真实的，但这些数据和我们的数据表达的是不同方面的问题。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是对中美关系的现实状况的一种判断，在我们的调查中，有些对美国怀有好感的人也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在整体上对美国最无好感，与喜不喜欢美国电影、可口可乐、美国女人也是两回事。举个极端的例子说：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的士兵都认为美国的武器更好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仇恨美国人。另一种指责是承认调查结果是真实的，但认为这是中国官方多年反美宣传的结果。其实，正如笔者前文所述，中国官方在八十年代的宣传的基本格调是与美国友善，九十年代宣传口径有所改变，反映了中美官方关系的冷淡。迄今为止，虽然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反美情绪都有上升，但就中国的学术界和大众传媒圈而言，基本调门仍是亲美。

　　诚然，由于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贸易问题方面出现了紧张，舆论宣传工具加强了对美批判，不能说这对中国公众没有任何影响，但必须与某些其他因素结合才能真正产生影响。那么，在对美国的看法上，什么是这些“其他因素”呢？那就是美国对于中国的压力——不仅仅是对于中国政府的压力，而是对于中国整体的压力。

　　一位澳大利亚外交官曾对笔者说，他认为美国对于中国还是比较友善的，一个根本性的证据就是美国对中国开放了市场，两国之间虽有摩擦，但美国一直忍受着大量的对华贸易逆差。如果美国真正想与中国敌对，它首先就会关闭这个市场。可以这么说，美国目前对于中国的态度并非完全是为敌的，合作的方面是不少的，但是，中国仍旧明显感到美国的压力。这种感受不仅来自美国在诸如“银河号事件”、台湾问题、贸易摩擦等问题，来自美国对于中国的崛起所持的敌视态度，而且来自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霸权地位。应该说，虽然感受到这种压力，中国的反应，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中国的公众，都是十分理性的，这在中美多次关于贸易问题的谈判中，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有关美国的言论中都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在冷战后的世界秩序中如何生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对于世界的领导是十分仁慈的，其他国家由美国来管理，甚至好过由本国的专制政府来统治。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大致持这种看法。另一种观点是，不能将本民族的命运交在一个我们根本无法影响——如果说美国人可以通过投票来影响美国的统治精英的话，中国人则不能，因而美国的民主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对于中国人意义不大——的精英集团手里，无论这个精英集团仁慈与否，以什么方式产生，都无关紧要。这后一种观点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一般公众的民族主义的基础——无论人们是否能够作出这样清晰的表达。统治的精英集团可以仁慈，也可以不仁慈，可以无私，也可以自私，如果被统治者对其没有影响力，则被统治者的命运就完全操纵在了别人手里。这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关系中，都是适用的。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基本立脚点就是，中国的命运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即使美国人十分慷慨仁慈，也不能由他们来安排我们的命运，更何况在以往的交往中，美国人往往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对于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关注。

　　就美国而言，美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它将按照自己的最高利益行事，譬如，如果它与中国做生意无利可图，它当然可以不做；如果它根据其最高利益的要求对中国实施遏制，它当然也会这么去做，这都没有什么奇怪的。重要的是，应该让美国人明白中国的立场，什么是可以妥协的，什么是不可以妥协的。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不无道理地担忧：美国的压力有可能使中国被迫重新陷入与美国对抗的局面，这固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就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而言，从长远看，最易产生冲突的基本点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中国对于世界格局的主要影响是中国的发展（即使速度不像现在这么快）必将打破现有的平衡。不少西方人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是，中国的发展在事实上将要或正在打破现有的平衡，因而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维持现状对于自己最为有利的发达国家，必然要联手遏制中国。即使不能完全压制住中国的崛起，降低其发展速度也是好的；它们将采取种种手段，如分裂中国，以实现这个目标；这里没有对与不对、正义与不义、道德与不道德的问题，如果硬要说对与不对，那么，中国要发展是对的，发达国家要遏制它也是对的。笔者认为，他们真正道出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及日本的长远关系的实质。前文提到的意大利记者Sisci 先生特别指出：中国想利用美日矛盾之类是不可能的，日本必然与美国结盟，而不向中国靠拢，因为美国代表的是维持现状，而中国是打破现状。事实的发展已经证明Sisci 先生是对的。

　　这一结论对于中国人的教益是什么？首先，中国人应该理解“中国威胁论”自有它存在的坚实基础，中国人如果以为做些“永远不称霸”之类的声明就可以消除它实在是太天真了；另一方面，对它进行愤怒声讨也不会起太大作用。因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人均国力（这是笔者比照“人均收入”、“人均GNP ”而杜撰的一个名词）正在增长，而且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希望它增长。要知道，中国不是新加坡，以其十二亿人口和辽阔的国土，其人均国力只要每年增长几个百分点就会对世界格局产生巨大的冲击。然而，中国这个民族能够忍受长期的停滞、能够安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地位吗？显然不能。那么，中国人必须做好忍受一个后发展强国必须经历的那种磨难的准备。认识到这样一个前景，中国人就必须做好忍受“光荣孤立”的准备。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自己不应谋求孤立，恰恰相反，中国自己应该谋求的是打破孤立，与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发展关系。但能否打破孤立并不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因此，中国人必须做好准备，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乃至文化方面都做好准备。唯其做好准备，才能打破孤立，甚或造成一个其他国家不敢也不能孤立你的局面。除此之外，中国人还必须以冷静和理性的态度面对其他国家如美国的敌意和孤立企图。一方面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又能以冷静和理性的方式处理对外关系，乃是建设性的民族主义与感情冲动的民族主义的分界线。

　　就西方人而言，他们应该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如何面对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他们常常带着这个问题来到中国，热切甚至焦虑地问中国人怎么看这个问题，问西方人究竟应该如何对待中国人才能双方都满意，双方都能有安全感并共同繁荣。笔者的回答十分简单：西方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希望中国不要强大得太快，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过度的遏制，包括分裂中国的企图，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对于双方都不利；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必须给中国一个和平发展的空间，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改变现状，然而唯其如此，才能换得中国对于国际秩序的长久支持；就中国而言，中国所要求的并不太多，主要是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并且这个体系要容忍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其有关国家安全的幼稚产业；中国对于目前的国际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是满意的，至少认为是可接受的，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总是说当今世界的主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