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德塞都(ＭｉｃｈｅｌｄｅＣｅｒｔｅａｕ,1925—1986),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欧洲出现的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被称为“这个时代最大胆、最神秘、最敏锐的头脑之一”。

德赛都的理论代表作《日常生活实践》为他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广泛和持久的声誉,并为大众文化研究启示了一种可能的新走向。近年来,德赛都作为杰出文化理论家的地位日渐上升,国外学界对他的研究正逐步升温。国内文化研究领域的部分专著和译著中,也开始出现关于德塞都的一些零星资料。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德塞都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进行专题介绍,希望能提供一些新的信息。

一、作为实践的日常生活

研究日常生活,德塞都并不是开山鼻祖,当时的一部分法国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接触到这个领域。但是,很多学者对日常生活抱着一种类似于马尔库赛的悲观态度。保尔·路耶特(ＰａｕｌＬｅｕｉｌｌｉｏｔ)就表露了这种典型心态。他认为:“日常生活就是我们每天被赋予的(或者遗赠给我们的)、挤压我们、甚至逼迫我们的那些事物,因为当下的确就存在着这样的逼迫。每一个清晨,在我们醒来时,再次承受的是生活的重量,生活的困难,或者在一个确定条件中的生活,带着我们特定的虚弱或欲望。日常生活是从内部紧密地掌控着我们的那些事物。”

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德塞都却倾向于从实践中来看待日常生活。他认为,福柯的规训在生活中时时处处实施着自己的权力,生活犹如被一张细密的大网严严实实地笼罩着。但是,他也认为,日常生活虽然处于绝对权力的压制之下,但是它却没有被这种权力挤压成为索然乏味的单面体。在日常实践中,生活并不单一。因为在德塞都看来,在日常生活的舞台上,既存在着支配性的力量,又存在着对这种支配力量的反制;压制者和被压制者及反压制者都在这个场所中出现;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持续的、变动的、围绕权力对比的实践运作。因此,要涉及日常生活的问题,就必须进入日常生活的“实践”。正如德赛都所说:“一个社会是由一定的实践来构成”,要了解这个社会,了解这个社会的人群,就要理解这个社会的生活实践。

所谓实践,德赛认为就是人们相应于具体环境、具体规训机制而进行的具体运作,它既具有场所性特征,又具有主体性特征。日常生活的“实践”就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场所中,在各种机制力量、具体欲望、特定环境之中,小心翼翼地探求各方面的微妙平衡。这种特征其实就透露出日常生活实践的实际处境———实践主体貌似完全按照身处其中的既定规训的要求来行事,而实际上,他是结合了既定规训,以此为标准来检视、增删、改编自己的欲望,在机制内寻求着一定限度的自我实现。因此,在《日常生活实践》一书的总序中,德塞都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是一种连续调查的组成部分:它针对那些通常认为被既定规则压制和引导的使用者的运作方式”。

二、避让但不逃离

既服从于既定规则,又在规则的空间里寻求个人的生存空间,德赛都用这种“使用者的运作方式”为我们勾勒出日常生活实践的真实状态。这一实践状态被归纳为德塞都的一个重要概念———“抵制”(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德塞都的“抵制”概念,属于日常生活,属于那些长久以来被压制在社会底层的平常人的活生生的生活,从而打上了深深的底层烙印———处于“压制”性的规训之下,但是又时刻反制这种规训。这概括出“抵制”战术的基本特征———“既不离开其势力范围,却又得以逃避其规训”,简言之,即“避让但不逃离”。德塞都眼中的“抵制”不是暴烈的革命行动,它不是要与压制机制、支配性权力以及这种权力所代表的秩序和势力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正面冲突。相反,它是弱者和他者被规训、压制、控制在权力角落之中时的战术反应。弱者和他者的力量过于分散、微小,因此表现出对于强大压制力量的驯服;而这种驯服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逐渐麻痹了压制力量的警惕性,弱者和他者借此得以一种相对自由、安全的方式混迹于这种权力关系之中,并借助这种地位和姿态,悄悄地迂回、避让开压制力量的权力锋芒,在一些细微的、不易引起过多觉察、不会激发过分反应的地方,针对压制性的权力、规训,运用一些巧妙的计策、战术,实施个人的、小集团的违规、违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独立性,完成一种个人确认。这种抵制战术实际揭示出一个真相———作为他者和弱者,其实并不完全屈服于压制权力、规训机制的统辖,它们的个性和创造力量在这种小规模的违抗中得到了保持和延续。由于这些他者和弱者在现代社会属于边缘性的大多数,它们的这种抵制战术就存在于社会机制的各个角落,也从各个角度改变着权力机制的面貌,揭示出我们眼中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

德塞都认为:日常生活实践中,“抵制”战术随处可见,他用“假发”(ｌａｐｅｒｒｕｑｕｅ)作为这种战术的典范:“‘假发’就是指一些雇员装作是在为雇主干活,但实际上是在给自己工作。‘假发’现象不是小偷小摸,因为工作的原材料的物质性价值并没有被偷走。它也有别于旷工,因为这个雇员事实上正儿八经是在工作现场干活。‘假发’现象形形色色,简单的可以一如某位秘书在‘上班时间’写一封情书;复杂的又可以发展为某个木工‘借用’工厂的车床给自家的起居室打造一件家具。对此现象,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叫法,迫使企业经理们对此给予惩处,或者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不知道,‘假发’这个现象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德塞都认为,在规训力量最为强大的地带———工厂、办公室,“假发”战术的出现,保护了处于枯燥乏味、毫无生气的工业化大生产中的雇员作为生产者的技能和创造力,避免了马尔库赛所说的“单面化”的命运。而当“假发”出现时,雇员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将个别雇员的“假发”,扩展成为整个雇员团体的共谋行为,从而形成雇员之间更为紧密的团结。于是,在“假发”的掩饰下,雇员———这些处于循规蹈矩地位的被压制者,他们的力量得以积聚和增值。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假发”战术有效地迷惑了作为规章制度的执行者、监督者的企业经理们;即便经理们也许会发觉并惩处装模作样的雇员,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干脆就会抱着“相安无事”的心态,对这些晃来晃去的“假发”视而不见。

所以,德塞都认为,雇员们每每借助“假发”战术,达到这样的战术目的:“成功地将自己置于周围的既定秩序之上”。凭借这种抵制战术,他们可以避免被既定机制的权力彻底压制。这样,“假发”现象就具有了社会战术的意义,并且,“出现在现代社会的大多数秩序领域中”。

三、“用作”:消费者的生产

德塞都用“假发”这个概念,揭示出日常生活实践中社会生产环节的抵制战术。他同样认为,在日常生活的另一个环节———消费阶段,消费者以自己的消费实践,实施着自己对于大规模文化工业所确立的消费法则的战术抵制,进行一种“消费者的生产”。

德塞都认为,要理解文化工业,就有必要研究消费者的行为模式,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消费模式都应在研究之列。他认为:“对电视传播的图像以及人们用多少时间来看电视进行分析的时候,应该补充进行一种研究,即文化消费者在这段时间里用这些图像都‘制作’(ｍａｋｅｓ)或者‘干’(ｄｏｅｓ)了些什么。同样要研究的还有消费者对城市空间、从超级市场买来的商品、报纸传播的故事和传奇等等商品的使用(ｕｓｅ)。”

对于德塞都来说,这种使用就是一种生产,就是消费者的创造力得以施展的空间,就是消费者对于统辖性的商品生产的抵制。而且,消费者的生产“并没有自己固定的产品,它也不是用自己的产品来证明自己的‘生产’,相反,这个证明来自于消费者如何使用支配性的经济秩序提供给他的那些产品”。

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消费者的生产实践的手段是丰富的。德塞都总结为“用作”(ｍａｋｉｎｇ-ｄｏ)、“现用手头材料”(ｂｒｉｃｏｌａｇｅ)。他认为,消费者通过此类抵制战术,重新控制了消费的方式;工业产品不再是必须由消费者原模原样接受下来,中规中矩地按照说明书来使用的物件,而成为了消费者手上的某种生产资料。消费者有充分的权力对产品进行改装、改制、组合,来达到自己的使用目的和消费意图。德塞都认为,“居住、晃悠、说话、阅读、采购,以及烹饪,都是制造出这种战术诡计和惊奇效果的活动”。

对于德塞都而言,“消费者的生产”始终藏身于形形色色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它们接受这种宏大机制的规训,但是又偷偷地、无声无息地突破了规训机制的防范,灵活随机地实施针对规训机制的小规模违反,并且随时准备改头换面。所以,德塞都认为:“这是一种‘弱者’在‘强者’建立的秩序中存活的巧妙诡计;是在敌手自家的地盘上,凌驾其上的艺术;是猎人的窍门;是机动变化、令人喜悦的、充满诗意的战争探险。”

这种“战争探险”不仅仅为弱势者提供了一个空间。德塞都认为,弱势者在用这种战术为自己创造空间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差异性迂回渗透到它“避让但不逃离”的那个机制之中,改变了这个机制本身的规训,或者迫使强者面对抵制,做出自己的改变。也就是说,德塞都的抵制概念,并不是一个被动的防卫性的战术,它同样具有进攻性。对于德塞都来说,在了解“假发”、“消费者生产”等抵制战术为被压制者营造的自由空间的同时,也有必要关注抵制战术中所蕴含有对于压制机制本身的改造。从这样两个层次来理解“抵制”这个概念,才可能开启认识的可能性,更加完整地理解日常生活中的实践。

四、文化研究的新走向

无可置疑,德塞都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开启了认识上的一种新的可能性,它鼓动人们去重新认识和理解那些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它发掘出日常生活实践中那些无处不在的权力斗争的战略和战术,呈现出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所蕴含的丰富、复杂和多元。这对于当前的文化研究无疑具有独特的意义。

约翰·费斯克认为,在近期的文化研究中,出现了两种主要的倾向。第一种倾向是:并不把大众文化置于文化场域的权力关系之中加以分析,而是用代表文化精英理想的“民主观”为社会文化中的差异性因素做出解释,从而将“精英”与“大众”的差异抹除。第二种倾向是:研究者们过于强调压制力量和规训机制的权力,将丰富多彩的大众文化始终置于被宰制状态,没有表现出大众真正的丰富性,大众文化仅仅成为文化工业强加给边缘大众的产品。大众被压制成为静态、被动、消极的人群,完全处于孤立无助的境地。

在这种学术语境中,德塞都以“避让但不逃离”的抵制战术为核心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展示出日常生活中大众的力量。这一敏锐新奇的立场为当前的文化研究提示出第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正如费斯克所指出的,“虽然它同样视大众文化作为斗争的场所,但是在承认宰制力量的权力时,它却更注重大众的战术。大众正是凭借这样的战术,对付、规避、抵抗着这些宰制性力量……这一走向并不死盯住主流意识形态那无所不在的、阴险狡诈的实践方式,而是企图了解日常的抵抗和规避怎样使主流意识形态的运作如此费力,而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维系自身及其价值观念”。

这“第三种走向”将大众和大众文化从绝对的被压制状态中解放出来;它乐观地注意到了大众潜在的、虽不激进但是韧劲十足的自主力量;它察觉到了大众的创造力,以及由这一创造力量给大众文化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它对由此而来的进步和变革的可能性,表现出乐观的期待。在近期的文化研究中,这“第三种走向”越来越清晰,普通大众在所处的文化规训机制中的主动力量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可以说,德塞都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的确为当前的文化研究打开了新的理论空间,开启了新的发展可能性。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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