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伦理道德话语的双重转换

    1999年7月,一批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发出“企业信誉宣言”,试图通过一部分企业家的联合行动来建立一个可靠的商业信用环境。这一举措深刻地表明,在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那一套道德话语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适应市场经济的一套商业道德话语已经自下而上地走上前台,潜移默化地在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伦理道德观,中国正在出现道德话语的转换。
    然而,我国道德话语的转换还不仅在此。当中国市场经济的道德话语因为市场需要而走向前台的时候,在当今发达国家久盛不衰的一种道德伦理:环境生态伦理话语,几乎和市场经济的道德伦理观同步登陆,为我国现行经济体制的道德伦理建设提供了更具前瞻意义的伦理框架。尽管这一伦理框架还处在不太成熟的阶段,就是在西方也没有成为主流的伦理学,它也显然从理念上超前于我国当前的道德伦理建设,但我国20余年在经济上的迅猛发展,已经出现不少相关于环境生态的伦理问题。由相关于环境而滋生的各类价值评价问题,对于我们也一点都不陌生。自然资源的开发、大江大河和沙漠化的治理、三废和垃圾的整治等等,我国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似乎都既和市场经济的伦理规范息息相关,也和生态环境伦理所考虑的问题息息相关。
    中国在世纪之末的这场伟大改革,浓缩地经历了西方近百年的道德建设过程,在今天同时要面对这两套伦理体系给我们提供的伦理规范。这使得我国的道德伦理建设除了有中国自身文化传统道德的参照系之外,还有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这两个各有特色的价值系统作为参照系,这将有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伦理道德建设的全面和完善。
    以人类中心主义文化为基点的价值观,把自然看成是人类应该去征服和支配的对象。在这种逐渐征服的过程中,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和人相对立的自然界的一切都不过是为人类服务的工具和手段而已,它们不存在自身价值。这种价值观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主流道德伦理观念。而以生态或者生物为中心的价值观,则把以人类为中心的伦理学扩展到生态整体或者扩展到有生命体,其基本出发点是把人和自然的关系颠倒过来,这个颠倒后所形成的伦理学,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欧美盛行的环境伦理学或者称自然主义的伦理学。其基本出发点是: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要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道德伦理建设,尽管还处在要解决被许多有识之士所担忧的“信用危机”问题或者说“道德无政府状态”问题的阶段之中,尽管超越私人或者权利关联的法律支撑体系还有待构建,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道德共识还在经受人治传统的纠缠,但迅猛发展、规模越来越大的中国经济建设,也同时把生态和环境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
    因此,我们应该实施中国伦理道德话语的双重转换,不仅要开拓市场经济伦理道德的话语空间,而且要同步地开拓环境伦理的话语空间。切不可认为生态问题还离我们有些距离,还不是我们应该拓展的对象。应该着眼于以环境伦理学的基本观念,来规范人的个人行为和商业行为,因为环境伦理学是市场经济伦理道德观念的自然扩展,它吸纳了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的有益成分,同时又抑制了人在自然面前的张狂。它把对自然客体的保护看作是人类行为的伦理前提,它是一种对自然表示敬畏的价值观。

    二、资源概念和市场经济伦理观念的变迁

    资源概念,在中文中,如字面意义所理解的,是财富源泉的涵义。中文辞海对资源的解释:资财的来源,一般指天然的财源。用通俗的解释,资源的象征意义如一棵摇钱树,人们从这棵树身上可以追寻到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产品和货币所有权。
    英文的资源一词由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表示,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一词的词根ｓｏｕｒｃｅｓ是“源头”之意,前缀ｒｅ.则是“重新”之意,这就使得英文的资源一词的涵义和人类对其产生的某种作用相关。实际上,西方国家的资源一词,从来都是表示和自然物等同的东西。正是人对自然物的加工改造,对自然重新进行调整,才使自然变成对人有用的东西。因此,资源可以看作是对人有价值的那些自然物。这个关于资源的定义,隐含了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人成为改造自然的主体,自然则是为人类提供资源的客体,资源就成为自然的同义语,有时又简单地修饰为“自然资源”。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在论及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时,也谈到了资源,谈到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同时也等于是告知了这个经济体系所接受的道德伦理基础。
    亚当·斯密认为,最能满足人类生活需求的经济体制,是通过市场来自由选择劳动和劳动力、通过市场来自由交换劳动产品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有在这样一种体制下,资源才能够有效分配,分工才能够合理发展,消费才能够有效地得到满足,生产效率也才能够不断提高。市场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由一种自发的力量来隐形地调动着全社会的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使全社会的需求得到满足和不断提升。
    从亚当·斯密的那个时代开始,200年来,工业社会就是在这只“看不见的手”指引下,想方设法使自己的资源产生最高的价值。人在社会活动中的经济行为成为道德上中性的,“私恶等于公益”的推断使个人的权利成为道德出发点。在这个基础上首先是对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假定,这些权利包括个人财产不可侵犯权、言论自由权、选举权等等。根据对个人权利的法律尊重,在道德伦理领域中又产生了基于个人的、用以保证市场良性运行的契约伦理观念和信用伦理观念。
    这些伦理观念都把为了人类自身而开发资源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亚当·斯密之后的100年间,自然资源如此之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们沉浸在对自然征服过程中不可战胜、人是这个世界的中心的喜悦之中。
    这种对资源的人类中心论观念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伴随着政府对市场干预力度的加强,在表现形态上逐渐弱化,在伦理观念上也有一些新进展:人类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不断受到质疑。因为在实际上,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本身是不平衡的,并不存在纯粹的市场。如果我们听凭市场放任自流,垄断、外部效应、经济危机等“市场失灵”现象就会产生,就会使经济的发展受到影响。这就需要在运作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同时,还求助于另一只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手、一只“看得见的手”,即政府之手来加以干预。
    这个对个人权利予以限制的过程,也是一个对人类作为世界或者自然的中心地位产生怀疑、将人类角色重新定位的过程。这个过程并没有否定市场经济,而只是对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并且使得市场经济这一体制在原先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中获得新的运用。这是一个十分自发和自然的过程,就像最初的市场是自发和自然产生的一样。而我们所说的对人类角色的重新定位,是指人们在重新认识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人们对于自身的看法、人们对于自然的看法、进而对“资源”概念的看法有了新认识。这里,我们集中讨论对资源概念产生的新认识,和人类依据这种新认识应该吸纳的伦理新准则。

    三、从环境伦理层面对资源概念的再认识

    环境伦理学的资源,如同我们在上一节所提到的,它是和自然以及包含在自然界中的人类这两者紧密相联的概念。如果我们就自然、资源和人类这三者的联系而言,资源一词,由其前缀和词根所表达的涵义,它表达了把自然引导入人类设计的渠道。用罗尔斯顿的原话:“如果这样的话,‘资源’一词就更突出地令人想到生发万物的大地之源”。(罗尔斯顿,第105页)
    对资源涵义采取这种理解,就应该思考人类如何在资源消耗和资源保护之间来寻求平衡。因为人类生命是飘浮在以光合作用和食物链为基础的生物生命之上,在生命之河中向前流动的,人类在这个流动的过程中消耗着资源,人的素朴的延续生命的意识将把人的思考引向对资源的保护。生命就是在这消耗和保护之间具有的微妙张力中延续。资源所表示的源头涵义启示我们:只有当源头可以更新时,生命的延续才有可能。
    从经济价值或者工具价值角度来看待资源,提倡生态环境伦理的哲学家一开始就把资源保护的问题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而当他们探寻资源的更一般的意义时发现,仅从工具价值来看待资源其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常规断言。这个断言认为:对于人类来说,任何事物都不过是为人类服务的一种资源而已。无论是人类通过对自然的改造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还是尽力保护自然的原生状态,都只是人把自己之外的对象、甚至把个人之外的对象当作了资源。
    把一切事物都归之于万能的资源公式之中,是200年来人类人本主义的一种自大。这种人本主义的自大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确定自然或者说确定环境,而不是根据自然或者环境的本性来确定自己。但是,当美国的本土领土,依据罗尔斯顿的说法,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超过98%的地域(参见罗尔斯顿,第235页)作为人类资源被开发成农场、牧场、林场、狩猎区、居民区等等的时候,人们就需要对资源概念予以重新思考了,因为美国对本土资源的上述开发范围已经接近其地域的极限。
    中国经过20多年的超常规发展,本土资源的开发范围占全国地域的比例虽未见准确数字,但从直观上可以预料,用不了多少时间,也会达到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所达到的水平。因此,我们同样需要对经济意义上的资源概念予以重新思考。
    在经济意义上来看资源概念,这种资源概念是以“环境资源”的涵义出现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环境资源,无论是西方的市场体制还是中国的市场体制,都是认可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的。这种经济价值由市场价格来体现,而环境资源的其他价值则因为处于市场之外而被忽略不计(参见徐嵩龄)。但是,环境资源的价值所有权却呈现和一般商品价值所有权不同的特性。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时,把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性之间的矛盾,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克服的矛盾,只能由新的制度体系来解决这个矛盾。马克思也曾注意到生态和环境问题,但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人类还在高奏征服自然的凯歌,人类对自然的开发还没有严重到产生生态危机的程度,人们对于自然主义伦理的呼吁还是非常微弱的声音。
    现在则不同了:和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样,今天的环境伦理学家发现,环境资源作为经济价值,和环境资源的公有性质之间存在着冲突。环境作为资源方面有经济价值,但在其所有权性质方面,则呈现多样化的非私有属性,至少有“全球共有”、“多国共有”、“国家所有”、“地区所有”四个层次的非私有属性。
    环境资源不仅具有非私有属性,它还呈现有限、多元、不可逆性等特征。这些特征告诉我们:当我们把人类的整个外部环境作为自身资源时,仅仅依赖市场经济的规范来保证资源应用的合理性或者正义性是不够的。环境资源的外部特征和其经济价值之间有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不是市场经济的伦理学所能克服的,这种矛盾在呼唤着新的伦理观的出现。
    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当然不是简单地否定市场经济体制,也不是重新来衡量我们曾经应用过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用一种既现实又前瞻、既维系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又尊重自然的眼光来看待资源。

    四、给环境资源的开发以伦理规范

    今天我们对环境资源的主流看法,还是把它当作是人类可资利用的对象。所谓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根本上还是从人的角度出发来谋求长远发展。这是人在资源利用问题上的一个可喜的进步。尽管我们对资源概念的经济涵义并没有什么根本的转变,但是我们毕竟从谋求代内平等的伦理观延伸到了谋求代际平等的伦理观。这种环境伦理观的一个有代表性的表述是:“每一代人使用资源的限度是:使资源的循环利用成为可能,或者,即使某种资源被用光了,但并未损害地球产出资源的总能力。”(徐松龄主编)
    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特殊地位,很容易形成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模式,使人把自己之外的对象都看作是一种资源。但各种自然资源在所有权、价值及利弊关系属性上和其他商品的区别,引导我们换一个角度来对我们的资源概念做出限制。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可持续发展的限制,我很赞成罗尔斯顿所提出的从自然主义立场出发对资源开发的限制。不要把自然界的一切都当作资源,请为自然留下一点神性的东西吧,就像要保留一点生命的神秘一样:“生命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秘密/大地正是这秘密的居所/因为有这个居所/生命才有安全/因为这个秘密/世界才充满意义。”这是一首赞扬生命同时也赞扬自然的小诗,我从罗尔斯顿的一段描述中也看到了同样的对生命和自然的守护。罗尔斯顿劝告我们不要把一切都看成是资源,因为还有比资源更为神圣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守护:“在父母与神的面前,人们想到的是自己的生命之源,而不是资源;人们寻求的关系,是与超越自身的存在在一起,处于根的生命之流中的体验。我们在自然中的地位,使得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些资源的关系,但在某些时候,我们是想了解我们如何属于这个世界,而非这个世界如何属于我们;是想根据自然来确定自己是什么,而非仅是根据自己来确定自然是什么。”(罗尔斯顿,第207页)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情感,罗尔斯顿面对美国还不到2%的荒野国土发出呼吁:保留这些荒野吧,不要把仅存的这点荒野作为资源开发掉了。
    罗尔斯顿这个保留荒野的呼吁使我想到:中国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资源开发高潮,很多项超大规模的工程或在筹措或在实施之中;我们当然要和自然界建立许多种资源关系,但是,我们也应该给我们的本土留下一些神性,留下一些不被我们当作资源来开发的东西。
    如果需要给环境资源开发制定一些伦理规范的话,那么,“留下一定比例的荒野国土”,应该是这些规范中的第一条。
    这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也许超前于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准,但是我相信,就像平等观念、自由观念、公正观念、正义观念等等,从来都是引导人们不懈地去追求的理想观念一样,人类在其和自然共同成长的过程中,将会越来越把自身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既有责任、也有某种超越的情感来守护自然,我国的资源开发当然不会是一个例外。

    参考文献
    罗尔斯顿,2000年:《哲学走向荒野》,吉林人民出版社。
    徐嵩龄,1997年:《产权化是环境管理中的重要环节,但不是万能的、自发的、孤立的》,研讨会论文。
    徐嵩龄主编,1999年:《环境伦理学进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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