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人以及他们为了自身生存所创造的人为条件之间的不协调问题,在文献中被称之为“生态问题”,而由此所造成的局面则被冠以“生态危机”。人们为了解决并消除这种危机,建立了许多国际性组织,出版了数千种期刊,召开会议并起草各种呼吁书和宣言。然而,迄今为止,生态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可以说它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而今天,生态危机的消除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认识到它的那一时刻相比,则显得更加“遥远”。
    我们认为,面对这种形势,哲学的作用不应再局限于编写大量的“拯救自然”的呼吁书,而应对已发现问题的起因与后果进行清醒而诚实的思考。
    哲学的任务在于提出问题并找到答案,即使提供答案的不是哲学本身。换言之,生态问题并非作为哲学某个应用部分(人们甚至为它起名为“生态哲学”)的问题而被哲学所关注,而更可能是将其作为一个纯理论问题来看待。正是从哲学角度出发,生态问题才受到特别关注,因此它是“人造的和自然的”这一总体问题的一个具体表现。
    为从理论上解决上述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基本任务:(1)必须考察与分析“生态取向”与“非生态取向”观点对某种道德价值观的依存关系。因为生态问题就其现象而言,是人依据某种价值所作出的一定行为反应的结果;(2)发现这种依存关系才能弄清“危机”的实质———在新的条件下,即在整个人类进化过程中特别是在现代形势下,旧的道德价值对支配人的行为无能为力;(3)揭示这种“危机”的本质,才能弄清现代危机———“生态危机”的特点,也就是说,可以切实地考察现代存在的变化及其现象后果的演变;(4)对存在变化的基本趋向的公正分析将会表明,从纯理论观点出发,可以论及用如下方案解决生态问题,即不是要“环境适应人类”,相反,是要“人类适应环境”。
    因此,本文将表明,从纯理论角度出发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法,不可能是传统上所希冀的使文明回归自然,取而代之的途径是人将其自身引入人造的状态。在人种进化过程中可能迈出的这一步具有充分的本体论根基。

    通过伦理学看生态　　
    总之,对当前生态状况的分析可以说明,有必要对伦理因素也加以分析,因为在历史对人类发出新的挑战的条件下,摆脱生态危机的道路本身就要求制定崭新的行为调节项目。在对生态问题作深刻了解的过程中,我们能发现什么呢?
    例如,Ａ.汤因比认为,当今人类已失去清晰的坐标,“看不见通向未来的道路”,等待他的或是自取灭亡,或是在世界极权制度下的个性消失。Л.马弗尔德和П.古德敏等人曾预言,被技术奴役,丧失精神与道德独立性的人将消亡。Л.马弗尔德则认为,当今“数百万人的生命处于大灾难的阴影之中”。
    是什么东西与道德的起源相联系呢?大多数研究道德的人员认为与前人类群体由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有关。由道德前状态向道德状态飞跃时有一个过渡阶段,那么制约着这种飞跃的过渡阶段的特点是什么?大多是与危机的出现有关。例如,依我们看,Ю.博罗代及其拥护者的解释最为奇特。他认为前人类向直立行走转化的特征是女性机体内部器官形状的根本改变,由此导致性成熟女人生育时死亡率骤然增加,其结果是男人数量剧增,而男人正常的要求却得不到满足,不得不将这些要求和精力升华至理想的境地。这种解释既神奇又动听。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来说主要的不是这种解释是否近乎情理,而是它确认了危机。
    我们也认同这样的结论:人(如今则是人类)处在危机状态下会释放出如此强大的内在能量———不一定是性欲的能量,而更可能是一种精神与肉体的能量,这种释放可以导致质的飞跃,就像在完成任何一次发现时所出现的那种情况。危机———凭借这一“纽带”调动全部生命力———在一定意义上是人极为必需的,也只有借助于从前自然界中发生过的危机,人自身才能成为人。人只有作为动物界的异类,或者说是危机的产物,才能作为对一系列危机的总体回应来繁衍自身。人的天才、人与其他高级动物有别之处就在于,这一物种———无论是反射还是心理层面上———都完全不知道将如何应对周围世界的每一次挑战,如何应对前述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其中包括道德关系)的危机。他们的应对总是带有不可预见的创造性。正是这种危机情势构成当今人类社会状态的特征。

    危机是人类臻于完善的条件　　
    20世纪之前,绝大部分伦理学说可依据的前提是,自然界、自然界的各种系统并未因人的积极活动而发生变化。由此得出结论,作用于非人类世界的活动,在伦理上亦应是中性的。整个传统的欧洲伦理学曾具有人类中心论的色彩。加之伦理绝对命令(康德哲学中的伦理学原则———译注)只局限于现在,即完全不扩及未来。因此,生态伦理学的出现,就是对已经变化了的世界情势的一个回应。
    由于生态伦理学的出现,在“人—人”的道德关系范畴内融入了“人—自然”这一新的系列关系。这是否意味着道德基础的回归?在我们看来并非如此。问题在于道德具有社会自然本质,所以道德的确定性标准不可能仅仅是自然的或只是社会的。因此,生态调节也牢牢地植根于道德之中。
    70年代初,人们意识到了对生态伦理学的需求。这种意识成了生态伦理学产生的起动器。人为的环境污染、自然资源的枯竭、20世纪末地球人口数量成指数增长以及其他许多原因,上述过程构成了令人不安的结论的根据:现代人类已处于危机状态,既然这种危机带有明显的生态性质,因此称之为“生态危机”。
可以设想,在地球的整个历史进程中,生物系统积累了大量的遗传信息,足以导致地球现存生物(构成生态群落的动物群与植物群)的自我调节机制的产生。所以,破坏了这种生态系统,人类就破坏了生物的自我控制,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灾难。
    毫无疑问,这个问题的清单还可继续加大。但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不是确认事实本身,也不是对生态问题本身的分析,而是在分析生态问题的过程中有可能被发现的那些本体论原因,因为揭示人的存在及周围世界的存在的变化可以表明道德的变化。但在着手研究生态伦理学本身的状况之前,我们将先论及当今世界的重大本体论特征。

    生存的变化　　
    生活在技术文明条件下的现代人的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表现在以下方面:
   (1) 现代人的社会存在的特点是交往的节奏和频率大为提高,开始出现超越国界和族界的现实前提条件。人类作为统一体的轮廓从而变得更为清晰可辨。
   (2) 人的自然(环境)存在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有因人类活动而引起的,也有宇宙进化所形成的。
    ａ.因人类活动而引起的变化———环境污染和地球演变过程中气候条件的式微变化———尚带局部性质,未扩展到地球轨道和地球空间的范围之外。
    ｂ.宇宙进化所形成的变化———设想中的地球磁极轴位置的变化、大陆的偏离、地球体积的膨胀及其可能与其他大宇宙体相撞,以及太阳活跃期的波动等———具有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和非局部性质,这些变化也会促使对人的存在进行重大调整。重要的是,人不仅要意识到自身物种的统一,而且要意识到宇宙的统一。人类生活的地球的演变被融入整个宇宙的更加包罗万象的演变之中。
    在确认了现代的存在变化的主要观点之后,我们想再提出几个与我们关注的题目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在现代条件下,个人利益能否像在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创始人那里所发生过的那样,成为道德的基础与标准?如果不能,那么社会利益能否成为这样的基础?在人类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利益”是否已是一个过时的术语?或者是否有理由确信,危机条件下人的存活,向大气层释放的废弃物减少,停止核实验,关闭核电站等等对人类有益?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以下问题是合理的:如何理解“有益”?
    譬如说还有另外一组问题。道德是严格规定群体内人际关系调解的总和。实际上所有研究道德的人都同意这一总的论点。道德的作用范围———这在不久之前还被视为不言而喻的———仅仅涉及群体内的个人。然而,生态问题却提出了一组崭新的问题。如何理解“自然形成体的价值”?它与人的价值相比是等同抑或有高低之分?这里所谈的其实是本体论的地位,而不仅是人的道德及周围世界的地位。
    Ｂ.Ｐ.布甘巴-采列拉说:“因此,生态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它的原则是否应该建立在承认自然形成体独立的内在价值,或者,这些价值的确定应与人和人的需要联系起来,在我们看来,这一问题的解决应有利于后者。”
我们从这个论点中看到,在认识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时采用的是典型的“人类中心论”观点。我们认为,正是这种观点使现代人去关注生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生态危机不仅指能源的危机和环境污染等,生态危机首先是指人与世界、人与自然整个关系体系的危机。
    人陷入了两难境地:“抑或改变自己(作为某个个人和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分子),抑或注定要从地球上消失。”

   “人应当改变自己”意味着什么?　　
    Ｈ.Г.佐洛特尼克夫认为,必须恢复对“人—自然”相互关系中美学内容的需求,即将自然中精神的、美学的特殊价值“归还给”自然。但是,道德准则如同美学标准一样并非是先天的,而是在人们的社会活动过程中,在整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社会试验组织形式的特点是将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归结为自然。柏拉图在《国家篇》一书中描写了社会结构的匀称轮廓,并将其比作宇宙结构。为了充实地生存,即履行极为必需的一切功能———繁衍后代、作战、证明定理、去剧院、为神灵建造庙宇等等,社会需要丰富的产品,这是任何一种文化的永恒的条件和伴生物。那么,什么是被人的周围整个世界奉若神明并处于各级神仙保佑之下的丰富产品的源泉呢?历史告诉我们,人(在这里我们理解为“作为物种的人”)在自己身上发现了潜能。古希腊和古罗马(前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把自身以及自身的体力和脑力变成了丰富产品的源泉。所选择的道路是众所周知的:起初是古代奴隶制,后来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制。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示意图如下:
                                      示图1
                               (1) 环境……人
                               (2) 环境—目标……人—手段

    人将自身变为生存的工具(人的奴隶地位)　　
    从我们所探讨的生态问题的观点出发,不得不作出如下结论: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古代文化)根本未曾遇到现在所理解的生态问题,就是说,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从生态角度讲是纯洁的。
    抛开晚期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以《圣经》为依托的中世纪,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犹太基督教传统一方面把人的精神与肉体对立起来,而另一方面,赞许人对一切“生灵”的统治。按照许多生态学家的看法,正是犹太基督教学说,为新欧洲实验—实用主义自然科学的出现准备了条件,这种自然科学的代表人物开始积极地开发并掌握自然界。一方面,犹太教不将大自然奉为神明;另一方面,基督教禁止使用古希腊和古罗马获取丰富产品的源泉———奴隶。从此,人不再是人的奴隶,而是都成了上帝的奴隶。虽然这种直接的从属关系并非总是得到关注,注意力通常集中到另一方面:犹太基督教传统使自然摆脱了泛鬼神主义,使人摆脱了对自然的自发力量的依赖,并以此指明了探索新的丰富产品源泉的途径。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示意图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示意图2
                                    (1) 环境……人
                                    (2) 环境—工具……人—目的

    人将环境改变为生存的工具(自然的奴隶地位)　　
    这里自然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基督教统治时期没有出现生态问题?因为基督教对待自然的态度尚处于由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对自然界的神化到对其统治的过渡阶段。一方面,基督教使人摆脱了由宗教所引起的人对自然的恐惧,并使人有根据地去思考,是上帝把自然交由人来支配;另一方面,基督教并未否定这样的观点,即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完美的。而上帝所确立的自然从属关系理应遏制自然界的改造,东正教的牧师(瓦西里大主教及其他人)把自然看成“神学院”。
    然而,这里应当作一个重要补充。根据西方中世纪的神学理论,自然界万物应当听命于人,而人听命于上帝。按照东方教父的传统,人不仅负有拯救自身和自己的灵魂的使命,而且在拯救自身的同时拯救坍塌的宇宙,以及拯救原罪中所描述的正在毁灭的自然。
    东正教走的是另一条路,一条“神化”之路,即与上帝见面之路。上帝就是存在。因此,源自上帝的存在的力量把存在赋予了这个现存的世界,在存在的万物之中都会出现这种存在。如格里戈里·尼斯基所说:“物质中没有的东西,存在中也不可能有。”这意味着,上帝无所不在,上帝以自己的存在照亮世界。
相反,在替代了中世纪即资本主义关系形成、资产阶级道德产生的时期,人们开始关注这样一些犹太基督教观念,根据这些观念,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占有”和“统治”。这个时期,“对自然的统治”的观念对机器生产与技术进步的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正是人的这种独立的、忘我的、改造自然的劳动奠定了新教伦理的基础。因此,控制自然力并使其服从人的需求就成为时代的重托。
    德国浪漫派作家(舍林格等)的“面向大自然”的呼唤并未被听到,却实际上已被淹没在欧洲文明的工业化海洋之中,这种对待自然的态度一直延续至当代。然而,如上所述,在当代,人们正在重新反思这种对待自然(生存环境)的态度的正确性。当利用外部自然作为生存的工具并将其视为丰富产品的源泉时,人们惊讶地发现,“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人造的人　　
    已经改变了的外部环境不再适应仍然保留着自身本质的“自然人”。20世纪的人能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摆脱困境的方案呢?我们知道,曾经采用过几种尝试(前苏联、德国、中国、越南、柬埔寨及其他国家),以便通过回归示意图1来达到积累人—自然资源(产品)的目的。
    现实历史表明,所有这些尝试在新的(现代的)条件下显得毫无成效,而在积累人—自然资源方面,面对继续加紧完善示意图2的社会组织形式,则更显得束手无策。
    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问题变得清晰可见———罗马俱乐部宣言的出现证明了这一点:外部环境的不可逆转的变化直接促使示意图2的拥护者们真正地放弃它。他们得出了什么结论?或者说得确切些,在现代条件下欧洲唯理论提出的是一条什么样的出路?
    我们认为,下列示意图可以展现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的论断:
                                   示意图3
                            (1) 自然人———自然环境
                            (2) 自然人———人为环境
    新欧洲唯理论的代表人物发现,现代人的“窒息”、“中毒”、“变态”、‘患病”都是由伴随欧洲文明的种种现象、疾病等引起的。现代人的第一反应是———改变周围环境,使其回到以下状态:
    (1) 自然人———自然环境
    但是,除了华丽的生态辞藻外没有任何结果。在这方面极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由于某些非洲国家的黄金加工实现了专业化,从而使得“这些金元富国”的废渣和垃圾得以“清除”。换言之,“在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中不存在生态清洁的工艺”,指望建立这样的(自营养系统等)工艺是不现实的。
    在这种情形下,新欧洲唯理论得出的总的结论如下:应当改变的不是人为环境并使其回归自然环境状态,相反,应当使人由自然状态进入人为状态。因此,应当向新的生存源泉———人自身的本性来一次冲刺,而示意图3对这一点描绘得淋漓尽致。
    (2) 人造的人———人为环境
    我们再一次强调,生态问题的实质在于,就本性而言的自然人与他所创造的自身存在的人为条件不相协调。但是根据示意图3可以看出,实质上人造的人与实质上人为环境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因此,如果这个示意图是切合实际的,那么在这个示意图完全实现的情况下生态危机将不再成为问题,充其量是个假问题。人将会踏上,而且正在踏上的不仅是自我生存之路,而且是自我设计、自我创造和自我遐想之路。
    因此,我们看到,存在的变化正在为人类开拓迄今从未见过,而且也完全无法预测的新视野。原来,存在本身并不禁止去创造人为设计的人。当然这里所谈的是纯理论模式,然而,这种纯理论模式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主要的结论是,现实地和客观地存在着一种解决“生态问题”的办法,这种办法与当代大多数生态学家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解决办法———“使自然摆脱生态灾难”———是相悖的。完全由人设计的人已经不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本性意义上的人”,他不再是“生”出来的,而是“设计”出来的。

    无可奈何的结论　　
    通过对生态问题的分析,我们认为最为本质的结论有以下几点:
    (1) 一位现代研究人员,如果他是位诚实的研究者,就不得不承认一个难以置信的结论:古希腊和古罗马农奴制从生态角度看是清洁的,而新欧洲人道主义从生态角度看是污秽的。
    (2) 新欧洲人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去“控制”、“改造”对他们来说是外部的自然,可是,当他发现自然资源可枯竭时,便致力于设计人自身的本性,换言之,“占有”的客体是人的本性自身。
    (3) 人的本体论地位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他的道德和伦理取向的改变。因此,可能出现一大批复杂的问题,如“人造的人”的道德标准是什么?是否需确立实质为人造的人的“人为道德”呢?“人为的道德标准”的调节地位如何?许多问题在今天并不是空谈无意义的。我们现在正亲身经历着人类的过渡状态,有着许多过渡的价值观(不过已是人为的了)。如安乐死是否道德?对于自然人来说这是反常的、荒谬绝伦的,甚至认为是合法的杀人。但对于“人造的人”来说,这不仅是符合道德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这就像是多年生长的已提供了几次收成的植物,迟早会自觉地被其他植物所代替。换言之,现代人的存在经历了彻底的变革之后,客观上定将引发道德的必然变革。形成人的新型道德行为的本体论前提直接证明,“道德类型”依赖相应地存在,伦理学依赖本体论。如不能理解在本体论范围内发生的变化,那将是十分短视的。
    与此同时,对于人类历史是否按照以上提供的方案向前发展,我们尚无足够的信心。归根结底,在这个逻辑积中将不再是两种成份,而是更多:人或者将基本上是人为地回归自然的怀抱,或者将自己改变成人为的状态,或者人与文明一起消失,或者……。为确证我们所陈述的观点是应加以探讨的,我们最后举出两个十分严肃的论据:一个是对“人造的人”的出现持“赞同”立场,而另一个则持“反对”立场。
    论据1:(“赞同”)。根据假设之一,石油这种自然界产物源于有机体,即它的出现是生命有机体分解的结果。这意味着,要在地壳中形成当代含油层,就必须在古代的数亿年间,有数万亿的生命有机体产生并由生到死再变成石油,其中每种有机体都度过了自己仅有的一生。如果考虑到需要通过石油进行再生产的惟一有生命的东西是人,那么,就会产生可怕的失衡:数亿年甚至数十亿年的自然进化却只是为了确保仅有200年历史的人类文明。问题在于,这样利用生物界的“目的”和“使命”,就要有一个合乎逻辑的结局。如果说为了200年的技术文明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自然要提出一个问题:为了在未来的自然界总体进化过程中创建更完美的生活方式,人本身不就像是准备好的材料吗?
    论据2:(“反对”)。然而,创建人造的(确切地讲是设计的)人尚存在一个重大障碍。问题在于,作为设计者的人已经学会了通过基因合成动物体,尽管目前还不完善(存活率很低等)。但有一点却未必值得怀疑,即当前对人造的人的设计工作正在全力进行。然而,在设计人员前进的路上必然会碰到一个致命的问题:人是否拥有他要创建的东西的一切必要的信息呢?只有承认这样的原则,即有条件地称之为“建造者绝对优势的原则”才能作出解释。我们会作出解释。我们设想,人希望建造一个人工智能,只要他依靠对智力自身的认知,就能做到。然而,人本身并未创造出自身的智能,而是从自然界(上帝)那里获得了现成的这种能力。因此,我们有权认为,自然比人本身曾拥有过并且现在仍然拥有更多的有关人的智能的信息。如果这一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按定义称呼的人永远也创造不出来,也不可能创造出等同于自身智能的智能,因为他不可能掌握创建者在支配自身的智能时曾拥有的全部信息。
    因此我们看到,生态问题的讨论所提出的问题要比所获得的明确答案多得多。正因为如此,生态问题才引起了哲学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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