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园的学术发展脉络

　　1987年第3期的《文学评论》上，“新人评介”栏目评介了赵园。在王培元所写的这篇《文学研究的个性与文学性——漫评赵园的现代文学研究》文章里，称赵园以“独特的选题角度与研究方法的自觉”以及“突出、鲜明的文学意识与文学性格”，“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界而引起人们注目”。此时，赵园刚刚出版了第一本书——《艰难的选择》。初登场即达到成熟，使得执著于不断突破的赵园举步维艰，而她恰恰总在一段时间后于人所不意处绽出繁花，对现代文学研究贡献颇巨。本文试选择赵园的三本著作为基本点，从中或可勾连出她的学术发展脉络。

一《艰难的选择》——“卓然不群的研究个性”

　　《艰难的选择》是赵园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经过“太‘艰难’”的“三年间断断续续的跋涉”[①]，1985年6月交出书稿，1986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文艺探索书系”。正是这本书为赵园奠定了在学术界立足的根基，这不仅是从其在学术界获得的品评而言，更是就其个人的发展路向而言，其学术兴趣、表述风格在初登场之时已经表现出相当成熟且自觉的自我“选择”，并且一直坚持至今。

　　赵园是一个执著于探寻自我的人。在《艰难的选择》一书的扉页，她题下了这样的话：“在我，最猛烈的渴望是认识这个世界，同时在对象世界中体验自我的生命。”在自我与世界的碰撞中，赵园的“对象世界”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知识分子群体，她把对自身的探寻放大到了这样一个群体，“我的意图，在于由文学史，由形象，探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特征，同时由中国知识分子探寻现代中国——中国的历史文化特征。”[②]她认为研究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种认知，她不断挑战着思维的极限，在回还往复的思想里饱受折磨，“在不断的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中，我无法使任何写下来的东西‘定型’。尚未成熟的思维每一分钟都在怀疑前一分钟达到的结论。我甚至一再试图摆脱这课题，中止进行中的研究，然而预定目的和内心命令，总把我拉回到书桌边来。”但快乐也在于此，“我感到充实，因为我思考着。”[③]这种类似于自我折磨的状态与个人气质相关，却也同时正是她的研究对象所呼唤的。至少在赵园看来，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恰恰就是这种自我反省的能力。当然，这也同时形成了赵园特有的为文风格，是回还往复，而不是摇曳多姿，我们看到的是不断锤打、逼问对象，同时也是在逼问自己的写作者。在毫不留情的对知识分子灵魂深处近乎残酷的挖掘中，读者也免不了直面那些本不愿去正视的地方，而这种痛苦对思想并写作的赵园来说又该是多么“艰难”的自我审视啊。不仅是由于这种对自我的残酷会引发思考的规避，还由于“寻求统一性，是研究活动中顽固的思维定势”[④]，思维对呈现多样性的“艰难”也会有逃避，于是我们看到的是赵园在这本书里和自己思维的搏击。当她最后终于将其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文本交出的时候，她还是对自己不满的。1985年6月的《〈艰难的选择〉跋语》已经表示了对书稿“秩序”的怀疑。1986年12月又写作了《关于〈艰难的选择〉的再思考》，发表在《文学评论》上，从“统一性”对“多样性”的遮蔽（包括“乡土中国”与“都市性格”、“人伦日用”与“根本、终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以及方法论上可能存在的突围（如关注文本的思想史意义而非仅仅美学价值、从文本的形式内容使用材料、以“哲学——描述”的方式更新历史研究的方法），对《艰难的选择》一书做了多方位的重估。到了1998年5月的《〈艰难的选择〉新版后记》中更是对“当年所拟问题、提出问题的方式”、“据以提问的那些被认为不言自明的前提”都表示质疑，以至于要“全面审查当时使用的概念工具”。这种执著没有一颗足够坚强的心来负荷绝对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这种对自我探寻的执著背后是有“人间情怀”的。赵园在一篇散文里提到“止庵关于我那本《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书评，说到那书的某些章节‘沉郁顿挫’，‘读之如看老杜之诗’，令我大为感动。”她深爱杜甫的“对家国及身世之感的表达的沉痛，透露于诗作的对于苦难的态度，那种纤细至极的悲悯情怀”。“始自中学时期的读杜，与‘文革’中的读鲁”[⑤]，还有更早开始的俄国文学的“浸染”与“笼盖”[⑥]，这种阅读经验，加上社会大背景赋予这一代人共通的生活经历，使得赵园怎么可能如某些批评者所言“不食人间烟火”[⑦]？恰恰相反，赵园的书里有太多的爱和沉痛，只是越到后来表现地越沉潜而已。在《艰难的选择》里，年轻的激情配合着80年代时代的激情，文字是飞扬恣肆的，并且更敢于下判断，于是有人读出了其中的“几分冷酷”[⑧]，当然还有一些喷薄而出的对未来的乐观。但即使这些，也都在在体现了“文革”后思想界对国家、民族的思考和关切。上篇“形象与形象创造的历史”其实不仅是“对于现代文学进行总体研究的一次尝试”，其所梳理出的更是“包含在现代文学中的现代知识者的心灵历史”[⑨]，按时间划分的四部分实在是就社会文化氛围为大历史叙述展现了一条线索。只是她选择了专业范围内可供选择的材料，而问题的实指早已溢出了本专业的范围。[⑩]

　　赵园自己也“疑心自己‘灵魂深处’、‘骨子里’是旧式文人”，而且在精神气质上是儒家。当然也正如她讲，“看看四周，像是找不出一个‘道家’”[11]，更何况在1980年代的中国。但无疑，赵园与传统的联系更为根深蒂固。从进入学术界起一路走来，她始终坚持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观照历史和对当下发言。身在80年代“走向世界”的潮流之中，而赵园所受西学的影响是很少的。用孙郁的话来讲，“她属于东方”[12]。《艰难的选择》一书还使用了高尔基“思想体系”的概念，以后的书中就几乎没有出现过使用国外理论框架的情况。当然在写作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北京：城与人》和《地之子》两本书里，出现了稍多一些的对外国学者著作的引用，但那主要还是一些材料的征引，并非观念的——而且显然那不为她所擅长。其实这也是她那一代学人共同的“尴尬”，也许所有的只能是“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的“反戈一击”吧[13]，虽然我认为这也正是中国学术的精魂之所在。于是我们看到当她终于寻找到明清之际后，就不再勉力而为了。虽然她提倡“越界读书”，但她也更懂得给自己划定适合的边界。“我曾经拼命努力攫取知识，终于在某一天，心情大变，不再认为所有的书都应当与我相关，也如不认为所有打身边经过的人都有必要留意。放弃了‘博雅’这一目标，竟有一种自如之感，调整了姿势，于是游动起来便利多了。我曾一再引用《庄子》有涯无涯的说法，鹪鹩、偃鼠的譬喻，觉得实在智慧。”[14]当她在“极其自觉的状态下”选择“明清之际士大夫”这一课题时，也是由于“对‘边际’的越来越强烈的意识：由于知识准备与理论准备的不足，我的经由文学的‘知识分子研究’注定了不能越过的边际。”[15]这种缺欠实是“理论工具的匮乏”，她自己也很清楚“因为不懂得语言哲学，不懂得符号学、叙事学等等，阅读中不可避免的浪费”[16]，同时，针对一些课题（比如对北京的城市研究），如果能够引入一些地理学、社会学等等方面的考量，应该会更完善。所以其实赵园的研究是有边际的。但她越来越懂得在“边际”内自由游动更为重要，想来这也是她晚近被认为气度变得“雍容”的主要原因吧。

　　赵园也有对自己研究方法的坚守。如果说她是一个极其注重个人感受的学者，那应该是没有错的。曾经窃以为如果要给李健吾的印象式批评找继承者，赵园会是很合适的人选——他们都强调个人阅读体验，而且赵园文笔又是那么清丽。但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于李健吾立志以随笔表述，而赵园则在“邂逅‘学术’”后以学术论文为在学术界发表声音的途径。她一直抱怨学术研究对心灵的戕害，所以时不时需要写一点随笔来润泽一下久已枯槁的心灵。但她毕竟选择了以此为业。在研究中注重个人感悟就不是一件轻松惬意的事了，相反，它需要下苦功夫。赵园是下了足够的苦功夫的。1978年应考“中国现代文学”，“直到去应试，我还不曾读过五四新文学的经典作品，《子夜》、《骆驼祥子》之类”，因而，“我的读书，从来不曾像研究生三年间那样艰苦过。事后回想，那真是一种可怕的经验。”[17]“三年的学生生活，除结识了几个朋友外，别无乐趣可言。到毕业时，原本浓密的头发，只能扎成鼠尾般的一束，而因过分的紧张导致的疾患，已在隐隐地作祟了。”[18]这种个人回忆如果令人怀疑它的真实性的话，那么，看看《论小说十家》这张成绩单吧。《论小说十家》是赵园出版的第二本书，但实际应该是包括她的硕士论文在内的最早的学习、研究成果，虽是出版于1987年，却是1980到1985年间陆续写作的十几篇小说家论。正如赵园在《写在前面》里所说，“文章、书稿当排成铅字之先，可能已成陈言，象过夜的菜”，这本书在她学术生涯中的地位也许并不在具体的内容，而在它体现出来的赵园的学术成长路径。首先，这是一条将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道路，也就是比一般的文学研究更注重个人的阅读感受，也更讲究表达。其次，十几家的综述所要求的阅读量可想而知。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学术训练的方法。赵园常说“那三十年的文学，经得起审美度量的作品实在太少了，阅读中不得不用了极大的耐心”，但她也说道“正是研究生三年及毕业后的继续训练，思维的以及写作的（那难以数计的大量摘录、札记），使得此后的研究得以进行。”[19]而这种阅读在赵园这里的特点一是对文本的细读，二是这种细读综合于对个体作家的体贴和揣摩。于是这使得赵园的知识分子研究呈现出的不仅是新鲜的个人感悟，而且是在大叙事中的细致入微的对于个体（从单篇作品到个体作家）的分析。近几年赵园也多次在一些座谈中强调要对第一手资料进行深刻、缜密的阅读，甚至认为“深度阅读”比发现新材料更为重要。

　　尽管赵园从第一本书起就明确地表现了她的“兴趣始终不在纯粹的专业范围”[20]，但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恰恰是她对专业坚守的一面。她的研究范围确实一直在对现代文学三十年进行突破，一开始就涉足思想史、精神史的“知识分子研究”领着她走向当代，继而又退回明清之际，抹上更为浓重的史学趣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她其实始终坚持着凭借文学眼光，使用文学材料进行研究。而更为深层次的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执著则根本深深扎根在了她的课题上——大概只有现代文学的学科品性才会激发出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上下追索吧。情怀这里可以不再重复，文学性的研究方法倒是值得一谈。在这里研究的目的和过程都聚焦于对于“人”的关注，赵园是通过“读人”来读历史的。也正因此，即使在做城市研究或是几乎是史学研究的课题时，赵园都是通过具体的文本，考察某些具有代表性的个人，从而铺开整个论述平面的。特别是当她以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身份闯入古代历史研究的领域时，就更可清晰地看出这种方法的特殊。由对人的关怀，很自然地以个人文集入手进行历史研究，“而这一部分文献往往被史家与文学研究者搁置或舍弃”。研究往往又都属于某种“话题”。而且由于这种对人的关怀，也使得赵园的工作“位于‘思想史’研究的边缘上”，在思想史的那些“公认的主题”之外，她更“力图把握‘人与思想’的连结，在生动的‘人的世界’寻绎‘思想’之为过程”。[21]这一切都使得赵园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文学的方法当然不止是对于人的关怀这一种眼光，还有对“形式层面”的敏感。对语言、文体的敏感和强调大大扩展了文本提供的内容，使得研究者可以从中读出更多也许更加有意味的内容，思想得以穿透表层。

　　就赵园对文学的执著而言，还有一点值得一说，作为一个研究者，她或许更多的是在利用文本作为研究思想的材料。但其实她又是一个非常在意文学的审美价值的人。[22]在《艰难的选择》里留下了很多属于20世纪80年代的乐观的痕迹，其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文学自身的。在那里，文学呈现出一种线性的历史发展，几乎在每一章的末尾都有着类似“历史车轮”的结句，认为文学始终在向着更成熟、更丰富的方向发展。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赵园认为自身是承担着帮助文学发展的责任的。所以书中不断清楚地指出每一阶段文学的新收获和不足。这一点在后来的研究中慢慢淡化，特别是90年代转入明清以后几乎不存。但是应该看到赵园的这一面，在80年代中期（也就是她常常充满感情地回忆起的充满激情的“八五新潮”时期），她曾经相当活跃于当代社会的文化建设，不仅参于文学评论，甚至一度进入影评界[23]。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赵园激情的一面，也有助于理解其曾经一度转入当代文学研究的又一背景。

二《北京：城与人》——揭示文化形象被制作的秘密

　　《艰难的选择》一书之后，怎样继续向前对赵园来说也许是更“艰难”的。关注点是明确的，可方法和风格业已成熟，突破似乎只能存在于研究范围的开拓。而赵园又是那样一个焦灼着寻找突围方法的学人。在《艰难的选择》的跋语中，她对自己的研究路向做了“预告”：“写这部书稿，是我对于现代文学进行总体研究的一次尝试。我还会试着从另外的角度描述文学史。本书的基本线索，将贯穿在我今后的文学史研究中；同时我也将以变换了的对象，继续我在本书中开始了的研究，研究作为现代知识者的精神产品的现代文学，研究包含在现代文学中的现代知识者的心灵历史。”[24]这里其实有着两种方向上的探索，一是对文学史的重构，一是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探寻。这两者并不矛盾，在《艰难的选择》里赵园就是通过知识分子研究达到重构文学史叙述图景的目的。但是当这种方法已经被行之有效地运用了以后，研究还要继续，而赵园当然不会满足于无所突破地沿袭，她总渴望不断挑战自己的思维极限。通过1987到1991年间相继所写的两本书——《北京：城与人》和《地之子》，赵园进行了艰难的探索。

　　这两本书有着一个相同的关注点，即乡土中国。《艰难的选择》一书的“余论”里就谈到了“与乡村、与农民的牢固的精神联系，助成了中国知识者特有的气质”。对这方面的把握当然也是与赵园个人的经历、气质的投射密不可分。在《有关〈艰难的选择〉的再思考》里，赵园反省了自己对“背面、另一面”的忽视，尽管“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结构的特殊强韧的方面，是与土地，与‘乡土中国’的那一重联系”，但是也“现实地存在着一种异于传统文化的都市文化与都市性格，……我却在‘乡土中国’这一概念下，将这一种研究中的‘艰难’回避了。”有这样的反省却并不一定表示非要也踏入这个方向，赵园还是坚持了最与自己的人生相关的那部分，在意识到这种研究方法的缺陷（本来每种研究方法都不可避免有缺陷）之后，她继而更加退守一端，完全进入“乡土中国”的这一面。《地之子》单看副标题“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而稍前的《北京：城与人》显示了她曾经有过的努力。这本书虽是论城市，但一开始就把这座城市描述为中国文人的精神乡土，将其定位为“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之田园都市”，于是把对北京的研究上升到沟通“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高度上。这里的北京实是处于两者之间的，也就是说赵园思考到了超出“乡土中国”的那一层面，但她的立足点还是站在乡土这一面的。[25]

　　正是在强调乡土这一点上，赵园把重构文学史的努力和知识分子研究推向细化、深化：中国知识者的乡土气质是一种事实，而中国现代文学史如果引入城市/乡村的考量角度，也的确对既成格局有很大的冲击。《地之子》是沿着这条线索走下去的，赵园在这里除了把《艰难的选择》里就已存在的一些思想细化，还把她的研究延伸到了当代[26]，对当代作家作品做了很多分析。但写作的完成已是“为了告别与结束”，赵园自己也意识到其实自己并没有取得太大的突破。“一九八八年，在大致完成《北京：城与人》之后，我有了难以摆脱的厌倦之感。”是对失去活力和生机的研究而厌倦吧，“我事实上一直在寻求挑战——陌生的知识领域，陌生的理论架构，以至陌生的表述。”[27]此时的研究似乎只是同义反复的延伸。但应该注意到，在这本书里，叙述不再按照时段展开，五四新文学被直接与新时期文学勾连。虽然论述主体放在当代文学的时段上，可是时空随时跳转，即使同在当代文学的论域里，叙述也并非以时间为线索，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她跨越了时段的束缚。而由此，被叙述突出的就是问题而不是文学史本身。也就是说，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赵园“试着从另外的角度描述文学史”已经悄悄地被掩入了写作的目的之中，而不是作品本身探讨的问题了，知识分子研究被放大。

　　《北京：城与人》写作先于《地之子》，之所以我会放在后面讨论，是因为这本后来为赵园带来显赫声名的著作，不仅无心插柳地对城市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更是在赵园自己的学术脉络里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赵园自己对《北京：城与人》这本书并不是很满意，她认为“写得熟、浅”[28]，但这部“较为轻松的书，所得反应超出了我的预期”[29]，“在《艰难的选择》之后，这或是我的书里最为人所知的一本”，并且在多年之后编《自选集》时发现，“我的几种关于文学的研究中，《城与人》是较能经得住时间的一本”。赵园在写作这本书的当时，并没有很明确的提出新的研究方法的意识，她的思路还未脱学界大背景中的对于“风格现象”的研究，但事实上，在此后相继兴起的地域文化热和城市研究热中，此书实在已成为开山之作。[30]对这种错位的读解是很有意义的，不应该只是依据赵园自己有关巧合的说法轻轻滑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始终与学术时尚保持距离的坚持自我的研究者，是怎样和学界的风向达到合致的。很大程度上，这与前文提到的她对北京的定位有关。将“乡土/都市”的思考角度引入现代文学研究，其实赵园在《艰难的选择》里就提出了。《北京：城与人》不消说自是与此相关，特别是赵园还用了整整一章“城与文学”来说明这个问题。但在学界“城市”的重要性之被提出，以至于后来有了渐成显学之势的城市研究，其根源实是出于对“现代”的探究。她其实是以北京和上海为标本（当然都是某种经过制作的城市形象）解释中国现代化可能存在的两条道路。应该说她其实是在强调从乡土走向现代而不是从洋场摩登走向现代的这条道路。当这本书因城市研究的兴起而大放光芒时[31]，实可被视为学界大背景转向的一个标记，正是从赵园无意识的“领军”，我们得以从中窥查出学界转向的内在动力，它其实是那么圆转。九十年代学人对现代性的执著与八十年代学人对现代化的焦灼其实是有所勾连的。

　　回到赵园自己的学术发展脉络里，《北京：城与人》也是赵园学术转型的一个连接点。在本文第一节中，我提到了赵园“读人”的研究方法，没错，赵园一直着眼于对“人”的体察，而这种体察又是通过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形象的把握而进行的。对“人”的兴味其实与对“形象”的兴味是联系在一起的。《艰难的选择》上篇题为“形象与形象创造的历史”，赵园正是通过对“形象”和“形象创造者”的分析展开论述的。如黄子平为其所写的“小引”所言，“一时代文学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时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塑造”，其中那些“歪曲、变形、放大、缩小、隐瞒、装饰，恰恰又正是知识者身内身外的具体处境使之然。”思考的热情使得她不断往表面的形象背后挖掘。人物是一种形象，城市也是，这种由文化参与构建的形象背后有着更为广阔的可供研究的领域。“当我试图讲述城对于人的塑造，和对于创造其形象者艺术思维的干预时，不能不暗自怀着兴奋。因为这也属于人与其生存世界间的神秘联系，是他们共享的一份秘密。”[32]这时，在“形象”和“形象创造者”之外，又引入了一个重要元素——“文化环境”。在《北京：城与人》里赵园着力于城的描述者、城、被描述的城的居住者三者的张力，其所想要表述的是“人类创造了自己的文化环境，同时承受了上述创造的后果，自身又成为文化的创造物——一个巨大的‘圈’”[33]。我们发现，这第三元素的引入，导入了不同代际知识分子自我影响、自我塑造这一重要问题。[34]而同时，“形象”这一元素的重要性被削弱。也就是说在《艰难的选择》里最为突出的是“形象”与“形象创造者”之间的矛盾，而到了《北京：城与人》，更为吸引人的是“形象创造者”与“文化环境”之间的矛盾。[35]但这个“城”太阔大了，它需要太多的考量维度，比如地理学、社会学、建筑学等等，仅就文学，也有古往今来太多需要阅读的文本，这种摸不着边际的课题不适合赵园，所以她后来再也没有继续下去，在一度的心理危机之后，赵园终于寻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空间，而对“遗民”形象、以及明清之际这个时段的形象的被构建进行解析。

三《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将“知识分子研究”置入历史

　
　　孙郁在读了《地之子》之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甚至想，对现代小说的审视，赵园在方法论上走进困惑阶段。仅仅从小说的内涵和外延中发现深刻的文化命题，总觉得过于简单，也容易在方式上重复。”[36]这也是赵园自我意识到的问题——对文化问题的审视必须将它置入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去，但什么是合适自己的？这时友人向赵园建议可以尝试明清。当文学研究越来越理直气壮地越界，北大学风中偏史的趣味也越来越与海内外学界的思路靠拢时，向明清之际的跳转是比较容易得到认可的。不过这也意味着她要放弃“对于现代文学进行总体研究”的学术思路，专心于她的研究兴趣点——知识分子研究。是转向，但其实也是延续，只是有所放弃而已。“我试图由‘现代知识者’上溯，到其前身‘士’；我久已渴望达到历史的纵深，探寻‘士与中国文化’。……我首先感到了‘明清之际’这一时段的吸引。吸引了我的，是其时士的积极姿态，言论的活跃，精神现象的丰富，其间杰出人物所提供的深度与魅力。那是一个造出了‘大人物’的时期。”赵园在《艰难的选择》之后，再一次与所倾心的研究对象“遇合”，找到了“人生意境与学术境界的合致”。[37]

　　其实一个现代文学的研究者的选择明清也是学科使然。且不说将断裂的中国文学史重新整合起来考察可能会有的发现，单是晚明以及明清之际的思想资源在现代的被不断利用就是一个思考的出发点。周氏兄弟借明清野史、笔记的论说何其之多！那段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在以后的叙述中它又被塑造成何样貌？后人又是以怎样的出发点对其做了怎样的利用？这都是对现代文学关系重大的问题。[38]不仅是进入时会有厘清这些问题的目的，研究中也难逃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视角，比如对王夫之的大量引述总会使人感觉背后有鲁迅的影子，而得出的许多结论当然更是会对理解现代文学史中的许多人和事大有启示。

　　明清之际是赵园终于找到的一块可以自由挥洒的空间，在这里，她终于可以跳出文学史的限制，直接面对整块的历史，在历史丰富性的刺激和挑战中“描述、展现变与不变纠结缠绕的具体过程，复现生动丰富的‘历史生活’”[39]。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赵园首先做的是对大事件的厘清，她揭示了正史之间的互相模仿，观念、人物类型的相互复制，正史叙述对中国人的想象、价值和人物分类造成的普遍影响。我们看到，在这里，“文化形象”、“形象创造者”与“形象”三者的紧张关系仍是研究的角度，只是这里的“文化形象”已是“历史”（包括观念、人物类型等等），而“形象”在这里相当暧昧[40]。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因素，“形象”在这种紧张关系里的重要性仍然薄弱，强有力的问题仍然是“文化形象”与“形象创造者”之间的纠缠。而当历史成为“形象”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赵园由对文学形象的关注一路走来，是怎样与新历史主义所提倡的“文本的历史性、历史的文本性”合辙的。

　　正是伴随着这样的研究，她“有关‘历史’的概念”得以“扩大”，“对历史生活的日常的方面，有日益增长的兴趣”。“‘鼎革’这一事件对于日常生活层面的影响，还远没有被描述出来。复现朝代更迭中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无疑是繁难而诱人的课题。”[41]而这一切给了赵园向着这个方向继续开拓的热情。虽然“以诗证史”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也恰恰是靠近“由史所不书处读史”的途径——它更能保存鲜活的被正史叙述筛除的大量细节。这种对丰富性的不断追寻就是赵园在此书出版后继续的工作：“在对‘明清之际’的继续解读中，除了新的题目外，我所注意到的，还有已经涉及的那些问题的另一面，事情的另一种可能，现象的另一种诠释……我注意到的，还有易代之际日常生活的继续，社会生活中未遭破坏的那些方面，等等。”[42]这种对于历史的复原，很自然地又参与到了学界对“日常生活”关注的潮流之中。

　　后来有了《易堂寻踪》。在一次座谈中，赵园说对她自己而言，那么多学术著作中最重要的就是这本小书，因为其他都是“为人”的，只有这本是“为己”的。对于一个有才情的研究者而言，长时期的学术生涯对性情的戕害早已使她痛苦不堪[43]，所以她才会写随笔，借以“缓解‘做学术’的紧张”。但这本书更大的意义还是在于：这是她又一次的突围。她一直在寻求突破，“包括寻找文体、笔调，寻找别种表述的可能性。”[44]赵园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里就已经尝试通过论述文体的改变，最大可能的保留历史的丰富性。上文已经提到过赵园原本的论述风格就是回环往复的，而这本书为了“复现那个‘众声喧哗’的言论场”，甚至在论述每个问题时同时保留“相互牴牾的议论、陈述”，于是全书保留了大量的材料。所以甚至会有学界前辈说赵园的“研究的意义，或许在将大量材料”依照她“选择的题目整理了，给后续的有关研究提供了基础”。[45]大概这就是她的一次尝试，一次符合学术规范的尝试。因对文献的搜集、梳理花了足够多的气力，“《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出版后，有评介文字说那本书是我的‘第一本称得上是严格意义的’学术作品，”[46]。但实在难以想象文字轻灵的赵园竟会在这本书里写得如此滞重。于是有了《易堂寻踪》——另一种尝试，更具个人灵性。从“论述”到“叙述”，目的其实却是一致，正如陈平原为这套“寻踪丛书”所写的总序中所提出的“介于学术论文与散文小品之间”的“第三种笔墨”其实是“另一种苦心经营”，这种“取叙述而略论说（只是简略，而非省略）”的文体，得以保存“在通常的论文、论著写作中”“所舍弃的”“生动的‘感性’、‘个人’、‘日常’，丰富的差异、多样”。这里实在没有以一种文体取代另一种的愿望，只是希望以文体的丰富尽可能保存历史的丰富——鲜活的历史本身似乎具有无限的吸引力，刺激着求知者以各种方法去接近它。可以看见，赵园终于在“历史”这片宽阔的海域获得了她想要的“边际”内的自由——她兴奋地游动着，继续探索着。“我不想一味重复自己，想尝试未曾使用的方法，以至变换文体。其实我已经在设计‘续编’后的研究，希望那时的工作能在方式上有所不同”。[47]值得期待。

赵园主要著述目录：

《艰难的选择》，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论小说十家》，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

《北京：城与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地之子》，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

《赵园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易堂寻踪》，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虎妞、祥子及其他（谈电影〈骆驼祥子〉、〈茶馆〉的改编）》，《文艺报》1983年3期。

《“有所追求的人们，我愿与之同行！”（读黄宗英的报告文学）》，《时代的报告》1983年12期。

《关于这个民族的诗：谈影片〈黄土地〉》，《当代电影》1985年2期。

《〈寒夜〉在银幕上》，《文艺报》1985年3期。

《在历史文化的深层：由影片〈良家妇女〉谈起》，《当代电影》1985年5期。

《乐声与市声的交响：〈绝响〉观后》，《当代电影》1986年5期。

《关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断想》，《书林》1986年6期。

《关于小说结构的散化：对文学史的一点思考》，《批评家》1986年9期。

《山林：神秘感与意蕴：关于〈山林中头一个女人〉》，《中国电影报》1987年1期。

《有感于〈萧萧〉的电影改编》，《文艺报》1987年1期。

《在色彩纷繁的生活中沉思：看〈太阳雨〉记所感》，《当代电影》1988年2期。

《由魏晋名士想到五四知识分子》，《上海文论》1989年3期。

《“难见真的人！”试说〈轮回〉改编原作的得失》，《电影艺术》1989年5期。

《试论李昂》，《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5期。

《也说“重写”》，《上海文论》1989年6期。

《黄凡作品印象》，《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4期。

《萧丽红的小说世界：读〈桂花巷〉、〈千江有水千江月〉》，《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6期。

《对〈文学评论〉杂志的建议》，《文学评论》1996年5期。

《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1期。

《开放学科边界与人才训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1期。

《经由学术读知识人的命运——关于我的“明清士大夫”研究 》，收入“《大学学术讲演录》丛书编委会”编《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304－30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谈兵——关于明清之际一种文化现象的分析》，《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2年1、2期。

《关于学科“生长点”》，《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

《左翼文学与现代中国》，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三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

《赵园访谈录》（赵园、赵稀方），《东南学术》2003年2期。

《游走与播迁——关于明清之际一种文化现象的分析》，《东南学术》2003年2期。

《由“载籍之厄”说起》，《东南学术》2003年2期。

《推荐沈从文的〈鸭窠围的夜〉》，《语文建设》2003年9期。

《“晚明”与“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1期。

《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笔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2期。

《明清之际士人游幕及有关的经验表述——以易堂诸子为例》，《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2、3期。

《明清之际士人的豪杰向慕与理想人格追寻——以易堂诸子为例》，《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6期。

《学术——人生——赵园先生访谈录》（邵宁宁、赵园），《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6期。

《在广泛的阅读中提高语文能力——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园教授》（桑哲），《现代语文（理论研究）》2004年12期。

整理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艺论从》第十四辑1－4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

主编《沈从文名作欣赏》，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

《独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窗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红之羽》，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

其他参考文献：

王培元：《文学研究的个性与文学性——漫评赵园的现代文学研究》，《文学评论》1987年3期。

王晓明：《更为艰难的选择》，《读书》1987年６期。

王家平：《缔结人与城的精神契约：评赵园的〈北京：城与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4期。

孙郁：《“在对象世界中体验自我的生命”——赵园的学术品味和个性》，《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5期。

钱理群：《回顾八十年代》，《天涯》1998年5期。

黄子平：《危机时刻的思想与言说》，《二十一世纪》1999年10月号。

汤莉：《传统士大夫的北京想像——读〈北京：城与人〉》，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五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

2005/6/30改毕于万柳

作者简介：汤莉，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硕士生。

①②④  赵园：《有关〈艰难的选择〉的再思考》，《窗下》76－7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③  参见赵园：《〈艰难的选择〉跋语》，《艰难的选择》456－458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①⑦  参见赵园：《阅读经验（之二）》，《红之羽》133－135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

②  赵园：《书缘（之一）》，《独语》14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③  参见赵园：《〈红之羽〉跋》，《红之羽》202页。

④  参见孙郁：《“在对象世界中体验自我的生命”——赵园的学术品味和个性》，《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5期；赵园：《致友人》，《独语》24页。

⑤  赵园：《〈艰难的选择〉跋语》，《艰难的选择》457页。

⑥  这也造成了必然的缺陷：作家不能代表所有的知识分子。当然，文本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是或多或少可以有所补充的，但首先这些形象本身仍然大都是人文学科知识分子，其次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其实是在文本中的形象和作家本人的张力之中，在此其他知识分子的心灵事实上还是缺席的。

⑧  孙郁：《“在对象世界中体验自我的生命”——赵园的学术品味和个性》。

⑨  参见钱理群：《回顾八十年代》，《天涯》1998年5期。

①  赵园：《京城夜话（之十）》，《红之羽》113页。

②  赵园：《〈自选集〉自序》，《窗下》120－121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③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后记》，《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54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④  赵园：《书缘（之三）》，《独语》17页。

⑤  赵园：《代价》，《独语》29页。

⑥  赵园：《邂逅“学术”》，《独语》40－41页。

①  赵园：《有关〈艰难的选择〉的再思考》，《窗下》76页。

②  参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后记》，《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547－549页。

③  包括她认为批评本应是“独立的艺术”（参见赵园：《论余杂谈（代跋）》，《论小说十家》396－409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她一直致力于将精确的感觉作传神描绘的学术文体。

④  参见赵园：《“票”影评》，《独语》185－187页。

①  着重号为原著所有。

②  参见拙文《传统士大夫的北京想像——读〈北京：城与人〉》，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五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0月。

③  但在五四新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之间，她显然跳过了难以言说的十七年文学。

④  赵园：《邂逅“学术”》，《独语》42－43页。

⑤  赵园：《〈地之子〉后记》，《地之子》387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

⑥  赵园：《〈自选集〉自序》，《窗下》120页。

①  赵园：《〈北京：城与人〉新版后记》，《北京：城与人》22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  当然，在此之前，这本书先在地域文化热里被发现，但对文化热，这本书只是众多参列者之一，还是在城市研究里它的独特意义才被发掘。

③④  赵园：《北京：城与人》小引1－2页、144页。

⑤  这实在反映了知识分子自我负责的气魄，但也是相当程度的精英理念。

⑥  其实“文化环境”也是一种形象，但它的特别在于它不仅是被塑造出来的，更强有力地参与到了对“形象创造者”的塑造中，虽然这种塑造可能是隔代的。

①  孙郁：《“在对象世界中体验自我的生命”——赵园的学术品味和个性》。

②  赵园：《“邂逅”学术》，《独语》42页。

③④  参见赵园：《“晚明”与“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1期。

⑤  在此之前，赵园的研究一直使用小说为材料，而进入明清之后，转而从个人文集入手，材料文体的转变使得“形象”似乎失去所指。但个人文集多半会被有意识地进行自我塑形或者他人改写，特别是还要考虑到留存下来的文字必须是不犯禁的，所以文集里的自我其实也是一种“形象”，赵园一直在努力辨析这种“形象”与“形象创造者”，而这恰恰击中了“以诗证史”的限度问题。

⑥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后记》，《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549页。

①⑥  赵园、赵稀方：《赵园访谈录》，《东南学术》2003年2期。

②  参见赵园：《代价》，《独语》28－31页。

③  赵园：《〈易堂寻踪〉后记》，《易堂寻踪》162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④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后记》，《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545、547页。

⑤  赵园：《〈北京：城与人〉新版后记》，《北京：城与人》226－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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