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启发。我想结合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谈几点意见。

　　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问题，不宜脱离历史来谈。我认为，学术的文化自主性，不是我们所要提倡的一种主观前提，而是在历史中产生的客观结果。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它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文化自主性的问题并不突出，至少没有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基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而提出的文化自主性。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与文化自主性之间有所抵牾。即使在佛教传入的过程中，尽管很多问题是以夷夏之辨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但真正的问题不是在文化这个层面的，佛教只有在与固有的礼制发生矛盾时，才会激化成冲突。文化自主性的问题基本上是近代中国所发生的问题，这一点很多人在发言中都已经指出过了。

　　近代以来，为什么会发生文化自主性的问题呢？我认为至少有两个条件：一是西学的传入。显然，异文化的传入是造就文化自主性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它不一定是充分的，因为佛教的传入并没有导致真正的文化自主性。如果说西方文化的传入，不仅是传入，还欺侮了我们，所以激起了我们的文化自主性，就像张之洞所说的，要保国、保种、保教，这倒是一个确实的理由。不过我不太喜欢这种“刺激——反应”的历史解释模式，也不想采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的模式，我更赞成说近代之后中国开始进入一个与西方相互依存的“共同历史”之中。

　　近代以来文化自主性产生的另一个条件，是在进入一个所谓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后，中国学术出现了一个抽象化的发展趋势。这一发展趋势不是从理论上推论出来的，即使不套用近代化、现代化一类的范畴，也能从历史中观察出来。

　　关于学术的抽象化发展，有两点是很明显的。一是如梁漱溟曾经描述过的，中西文化的接触，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再由制度到道德与精神层面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越来越抽象化，最终中西的差别被归结到中西形上学的差别上。二是经学的衰落和诸子学的兴起。洪涛先生提到经学的废止是学术上的一大损失，这一点我很赞成。晚清的经今古文学都是自己打倒自己的，在疑经的气氛之下，诸子学开始占上风。另外就是自曾国藩开始宋学逐渐复兴了。诸子学之后紧接着就是“新宋学”。从经今古文学到“新宋学”的发展也是一种抽象化，经学对政教系统的依附性很大，很难抽象的继承，而宋学就很容易和“哲学（Philosophy）”接上轨，当时很多人认为，所谓哲学，就是中国的宋学。

　　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初叶，学术的抽象化发展会导致文化自主性呢？因为只有在抽象的精神的层面，忧心于中国命运的学者们才找到被西学浪潮冲击掉的文化上的自信。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都反映了这种自信心恢复的端倪。我们可以说就在这个时机，文化自主性产生了，并且贯彻在此后的绝大多数的中国思想的研究中。

　　我不认为，只要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而进行的学术研究就一定能体现出合理的文化自主性。例如在钱穆《国史大纲》和唐君毅等人的《新儒家宣言》中，都曾经大力提倡对于中国文化应该抱持一种同情的态度。这固然是好的，但是如果它被理解为一种预设性的要求，按照“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必须如此如此”的逻辑加以强制，那就是一种非理性的前提了，对于学术研究是很危险的。

　　二十世纪上半叶，各种关于中国思想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要对中西问题做出某种解释，所谓文化自主性是在这些解释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它是结果而非前提。对中国文化怀有自信，是一种文化自主性，对它十分悲观，也是一种文化自主性。总之，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被以各种方式揭示出来了。我们不一定非给文化自主性加上浓重的价值色彩，它只是在中西文化背景下进行学术研究时，很难避免地要产生出来的一种表示差异性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是研究者要坚持文化自主性，而是研究本身总是呈现出文化的差异性来，这两者是很不同的。我当然知道，我们今天提出这个问题，认真地讨论，对于中国学术的现实来说，可谓用心良苦，但是矫枉不宜过正。

　　讨论文化自主性问题，应当做出适当的限制。比如在自然科学的领域就没有必要讨论文化自主性问题，物理学只有“中国的物理学”，而没有“中国底物理学”。社会科学的领域比较复杂，在座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都有很高明的见解。在哲学领域，也有一个限制问题，如逻辑学、某些方面的语言哲学、现象学研究，不好强调文化自主性。当然哲学中有些是有文化自主性问题的，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其自称是一种世界哲学，但是结论却是将德国看作是世界历史的顶峰和楷模，这样一来就产生了文化自主性问题了。罗素曾经批评过这样的哲学。所以说，讨论文化自主性，合理的限定是非常必要的，否则笼统地强调文化自主性是颇为危险的，也许会损害学术，也许会催产出某种新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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