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解释中国(蒋庆)



善的目的只能用善的手段来实现——蒋庆与盛洪对话连载之一

一、“以中国解释中国”

蒋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不是局部出了问题，而是根源处出了问题，根源处出的问题需要从根源处着手才能解决。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不断被误读，被曲解，甚至被刻意丑化与恶意践踏！到现在，她的内容体系是什么已经搞不清楚了，她的精神价值何在已经不得而知了！现在的中国人，言必称西方，言必称美国，或者言必美希腊，言必美罗马，言必美希伯莱。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之深且细，已经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他们视西方文化为己之家珍。家珍者，自己家中所具有之宝物而弥足珍贵者也。），而他们对自己固有的文化——中国文化——的了解则一团雾水，不甚了了，支离破碎，不得要领，且不说其中之偏颇者对西方文化的崇拜敬仰之情与对中国文化的刻意歪曲之意了。就算大学和研究院中研究中国文化的严肃学者，大多只是在整理文献、校勘古籍、疏理史实、解析名物上有成就，但在对中国文化大义微言（精神价值）的阐释上往往不得力，甚至多所误解。即使是以弘扬中国文化精神价值为己任的港台新儒家，在对中国文化的解释上亦存在着许多误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一原因就是前面所说的中国文化在根源处出了问题。那么这一根源处的问题又是什么呢？这一根源处的问题就是这一百多年来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中“以西方解释中国”，中国丧失了“以中国解释中国”的能力，中国文化沦为被西方任意解释（肢解、曲解、丑化）的对象，中国渐渐成了“西方的中国”，中国文化成了“西方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化”，进而“中国的中国”不存在，中国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文化亦不复存在了！

我们知道，一个文化的活的生命力，并不表现在这一文化遗留的典籍文字中，而表现在由该文化典籍所体现出来的普遍的精神价值中。即是说，该文化的典籍文字本身是不会说话的，要该文化中的人不断对典籍文字进行充满存在感与历史感的诠释解读，典籍文字中普遍的精神价值才会被激活，从而才会显现出来，这一典籍文字所代表的文化才会具有活生生的生命力。庄子说孔子“繙经”，就是说孔子对“三代”的文化重新诠释解读，使“三代”文化重新显现出其普遍的精神价值，从而使“三代”文化具有了全新的活的生命力。在中国古代，这种对文化典籍中普遍精神价值（大义微言）的阐释是通过所谓“书法”、“家法”或“师法”来完成的，所以“书法”、“家法”、“师法”，就是进入中国文化的不二法门，是理解中国文化大义微言的唯一管道，是突显中国文化独特义理价值的言说体系，是“以中国解释中国”的一整套中国解释系统。如果打乱了这套解释系统，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就会颠倒混乱；如果抛弃了这套解释系统，就不会知道何为中国文化的普遍精神价值了。因此，要亡一国，必先亡其文化；要亡其文化，必先亡其经史；要亡其经史，必先亡其“书法”“家法”；要亡其“书法”“家法”，必先乱其“书法”“家法”；乱其“书法”“家法”，即乱其文化中所本有的解释系统；其解释系统乱，则文化的评价系统乱；其评价系统乱，则文化的普遍精神价值乱；文化的普遍精神价值乱，则国不国而文化不文化矣！所谓亡文化甚于亡天下也已！

一言以蔽之，亡文化就在于亡其解释系统。在今天，典籍文字意义上的中国文化依然存在，汉字及其文献遗存形式永远不会灭亡，而会随着中国人的存在长期存在下去。但是，在百年来中国文化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过程中，中国人自己先乱了自己的文化解释系统，演变到现在，中国人几乎完会抛弃了自己的文化解释系统。其结果自然是“以西方解释中国”，中国文化成了“西方的中国文化”。其对治之道必须是反其道而用之，即必须“以中国解释中国”，把西方化了的中国文化还原为“中国的中国文化”。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恢复中国文化的固有解释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因应时代的需要创造性地重建中国文化的解释系统，然后再用中国文化的解释系统去了解六千五百年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伏羲画卦至今约6500年）。然而，这在今天的中国谈何容易！面对今日西方文化铺天盖地的强大解释功能与中国文化这一百多年来不断被西方文化解释得苍白虚弱而无力自立的状况，以及中国文化内部被解释得一团乱麻甚至黑白颠倒的现状，中国文化哪里还有能力去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因此，若要复兴中国文化，若要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就必须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必须先把自己文化的处境搞清楚。这就要明白中国文化在根源处出了问题，丧失了自已文化的解释系统，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重建中国文化的解释系统，用这一解释系统去正确、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具体内容与精神价值。现在我们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都是乱的，我们自己对自已的文化都没有一个共识，自己这套学问的价值和意义到底在哪里自己都说不清楚，这怎么行？前些年所谓“文化热”只是在表面上热，深入到文化的深处仍然是冷！所以我觉得现在亟需做的重要事情就是要深入到中国文化内部去真正把握中国文化的真精神、真价值与活生命，然后才会有力量出来回应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这需要花时间和精力，中国文化如此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这么多的内容需要了解，而且并不是读了就会懂得，还得慢慢体会，这需要有时间、有环境、有心境。中国人现在必须首先建立自己的文化解释系统，并以之理淸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上达到共识，才有能力回应西方文化。如果你自己都一团糟，自己都搞不定，怎么能去回应别人呢？这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不断解构，不断按照西方文化的价值义理去塑造，其始作俑者不只是西方的政治家与汉学家们，更多的是我们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他们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用西方文化的解释系统来解释中国文化，他们实际上都是一些西方化了的中国汉学家。

盛洪：“用中国解释中国”的提法确实很有冲击力。不过，对它本身也要解释。比如，什么是中国？是一个国家吗？我想不是。中国是一个超国家的文明。对照欧洲，我们就知道中国不能套用欧洲的民族国家概念。由于历史轨迹的不同，欧洲没有形成中国这样的文明统一体。中国显然不能同作为欧洲分裂结果的民族国家相提并论。梁漱溟先生曾说过，中国是仿照天下而建立起来的国家。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是一个汤因比定义的文明吗？又是又不是。历史地看，中国与一群特定的人相关，甚至似乎与他们的种族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她是汤因比意义上的文明。然而从另一角度看，中国又是一种天下主义的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又不是那种有自己独特利益，与其它文明处于竞争状态的文明。她忽略种族因素，而只以道德水准界定自己的边界。因此，讲到“中国”，首先是一种心态。一种天下主义的心态，一种开放性，一种包容性的心态。也许讲“中华”更好点。

当然，讲“用中国解释中国”，涉及到主体性问题。实际上，所谓以西学解释国学，并非真正懂得了西学。西学在主体上是很清楚的，即以本民族文化、即西方文化为本位。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主体性”，即价值要由当事人自己判断。所以所谓西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也并没有掌握西学的精髓，他们最缺乏的就是主体性。然而讲“中国”的主体大概有两层意思。一层是中华文化的特定传人；一层是具有天下主义意识的人。在今天的现实中，这两层含义的主体大部分是重合的。但不要忘记，它们也可能不重合。“解释”就得有方法。刚才讲的“心态”是宪法原则，方法低一层次。几千年来，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方法”是很重要的，它是在“中国的宪法原则”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最有利于“解释中国”。然而“中国的宪法原则”具有方法上的包容性，它完全不排斥其它方法，当然包括西方的方法。这种方法上的包容性在宋代的儒学革命中表现得很清楚。宋儒不仅“援道入儒”，“援佛入儒”，也强调“理一分殊”和“格物致知”。所以我们在强调“用中国解释中国”时，也要注意避免在方法上的封闭倾向。

还应看到，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处境，也有所谓“坏事变好事”的一面。一方面，用“西方文化解释中国文化”给了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新的角度；另一方面，儒学被边缘化以后也增加了变革和创新的动力。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化，是不怕自我批判的，也是在挑战中发展的。

厚生：要重建中国文化自身的解释系统，史学也是必不可少的。

蒋庆：所以，我觉得这要花几代人的工夫，从春秋到汉武帝中国人对儒家文化的了解花了近四百年的时间，宋代中国人为回应佛教的挑战重新对中国文化进行理解花了濂洛关闽好几代人的工夫和时间。文化的复兴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不象经济的复兴可以短时间见效。此外，文化的复兴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化进行理解、诠释和弘扬，扩大文化理解与解释的范围，从而丰富文化解释的内容，比如在不改变儒家根本义理架构的前提下，汉儒参照道家解释儒学，宋儒参照佛家解释儒学，丰富了儒学的解释内容。

我注意到，这几年来你从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儒学，这是一个很独特的解释向度，丰富了传统儒学解释的范围，得出了一些与儒家义理相吻合的结论，如关于天下主义的结论。其实，经济学的解释也是西方的解释，但由于你对中国文化抱有温情敬意，并且善用西方的解释工具，因此能从对中国文化的同情理解上升为对中国文化深层价值的心领神会，从而能够体会到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与活生命，并以之来解释并对治人类近代史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由此可见，西方的解释工具并非完全不能用，只要在不改变儒家根本义理架构的前提下，对中国文化抱有温情敬意并善用其解释工具，其解释的结果就不会是西方化的中国文化，而是以西方文化来证成中国文化。

因此，一个人如果认同中国文化的价值，并且善用西方的解释工具，其对中国文化的解释可以说就是中国的解释。在这里认同中国文化的价值并不是关键，关键是善用西方的解释工具，因为不善用西方的解释工具，就算认同中国文化的价值，其解释的结果也可能是西方的解释，当代港台新儒学就是显例。所谓善用西方的解释，只是借用西方的解释工具作为方便，而不是把西方解释工具体现的义理价值视为究竟，更不是通过解释以中国文化的价值来附会或证成西方文化的价值。比如，把中国的“王道”解释成西方的“民主”，或者把“王道”解释为黑格尔的“历史理性”。你的经济学解释，我认为只是你解释中国文化的方便法门，其中的义理并不是你信奉的究竟价值，因为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的预设，是建立在人性自私与通过理性最大限度地精确计算私利的基础上的，这种“经济人”的预设，不可能得出儒家人性善与道德优先的结论，因为儒学的预设是反对理性计较私利的“道德人”，这与经济学的预设完全冲突。如果你把经济学预设体现的义理作为你信奉的究竟价值，你对中国文化的解释肯定会得出负面的结论。所以，所谓善用西方解释工具，是在认同中国文化究竟价值的前提下明确西方解释系统的工具性、有限性、方便性和运用不当时的有害性，（主观上欲弘扬中国文化的价值，客观上则损害中国文化的价值。）最恰到好处地运用或者说驾御西方的解释工具来解释并证成中国文化。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解释过程中实践的智慧问题,这需要很高的智慧与艺术。如果具有这种智慧和艺术，能够驾御解释工具不使其损害解释对象，即便运用西方的解释工具解释中国文化，其解释仍然是中国的解释。你就属于这一类型,你仍然是“以中国解释中国”。只要心灵是中国的，智慧是无执的，操作是知权的，至于工具则可取可舍，可多可少，可中可西，以善用适道为究极。

但是话又说回来，西方的解释工具绝不能与中国学统中的“书法”“家法”相提并论，即“书法”“家法”是理解中国文化的究竟法门，而不是解释中国文化的方便工具。不经由“书法”“家法”，我们不能理解中国文化，但理解中国文化后，我们不妨用各种工具来方便解释。理解是为自己懂，解释则是为别人懂；为自已懂必须通过“书法”“家法”的中国学统，为别人懂则可以借用各种解释工具，包括西方的解释工具。我们必须先理解才能解释，所以“书法”“家法”的优先性与重要性远在各种解释工具之上。这层意思很复杂，今天不可能展开讨论。总之，我反对的是完全用西方的解释架构来消解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通过解释把中国文化变成西方的文化殖民地，而不反对善意的有选择有限度的借用西方的解释工具来解释中国文化，从而证成中国文化。像你这样以西方理性分析的方式建立起对中国文化的信仰，在近百年来的中国确实极少见。你通过理性的分析逐渐认同儒家价值，我常给朋友讲你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很特殊的一个，厚生也是比较特殊的。

盛洪：现在也不尽然，现在很多年轻人看待传统同以前就不太一样，而且现在存在一个相反的有趣现象。上次中评网开成立会的时候，有一个讨论会，有位朋友上台去，大骂中国文化，说中国古代文化都是垃圾。他下去了，走上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就说我不同意前面那位老先生的话，他说我这几年就专门在图书馆里看这位先生所说的垃圾文化，他觉得都是宝贝！过一会儿，又走上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对这位先生又是一顿抨击！

至于经济学，在我看来，从极致上讲，经济学可能达到中华文化的高度。它虽然建立在功利主义理性主义的基础上，我们知道，理性是“有限的”，人生的意义不能用功利来穷尽，区别在于怎样理解成本和收益。如果从永久和平和全体人类的角度理解成本和收益，用经济学的方法就可以达成天下主义的结论。战争不正是最大的浪费吗？死亡不正是最大的成本吗？只不过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成本和收益并非如此。可惜第一部现代经济学的经典被称为《国富论》。从一国的眼前利益出发，经济学只是貌似公正，其实有很大的辩护性。但是从经济学的内在逻辑而言，它在西学中最具有天下主义的品格。因为在经济学中，所谓“效率”意味着任何人的收益都不应以别人的损失为代价。

厚生：是啊，像我这个年龄段的喜欢读中国书的还是不少。90年代初，在《曾国藩》、《胡雪岩》两本书流行之后，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等书流行，对普及中国文化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随后，在更高的层次上，季羡林先生的文化随笔、论文也有非常大的影响，黄仁宇先生的历史研究也有广泛的影响，盛老师的几篇论“天下主义”的文章同样引起不小的反响；最后，在差不多最高的层次上，陈寅恪先生的史学论著得到学人高度的、几乎一致的推崇。这绝不会是偶然的。相比较之下，我个人觉得蒋老师的《公羊学引论》引起的关注反而不够，这既有中国文化自身的解释系统丧失的原因，也有现代中国人对儒家与专制的难解之缘普遍抱有严重误解的原因。

其实，我个人以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和蒋老师的经学恰恰是可以互相印证的，甚至有所谓“分读则两异、合读则两通”的效果，这大概也是南怀瑾先生提倡“经史合参”方法的用意所在。陈寅恪先生自称“平生不敢读三代两汉之书”，是针对当时顾颉刚等人的“古史辩派”有所为而发。实际上，陈寅恪先生对《十三经》非常精熟，我曾听到启蒙老师张广学先生说，陈先生对两《唐书》与《十三经》几乎精熟到“倒背如流”的程度，这自然是夸张的说法，但因为张广学先生是季羡林先生的弟子，本身治史学，可以说是陈先生的再传弟子，所以这种说法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因为陈寅恪先生“心中有经”，所以才能在史学方面有如此难以逾越的成就，后学者不读经，不通经，在史学上自然难以出大成就。

同时我个人以为，经济学本是西学，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已成为中国的“显学”，解释力是相当强的，而经学目下是“绝学”，义理大而不彰，恰恰盛老师又通过经济学严密的论证推导出中国传统文化“天下主义”的价值观，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这说明经学和西方经济学也是可以互相沟通的。《周易》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明显趋势，都不是偶然的。总之，这十多年来读中国书的青年人大有人在，虽然未必已形成了风气，但可以说相当多、相当普遍。

盛洪：很普遍。恰恰像咱们这么大岁数的人，当初所接受的教育，形成的知识结构，反而会形成对中国文化的否定。稍微年轻一点的，心态慢慢地会发生变化。这些年轻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看到的中国的形象，和我们，以及我们上一辈、上两辈看到的情况不一样。当然重建中国文化解释系统的工作要做，无论如何这些年轻一点儿的人，相比之下，还没有能真正系统地把握中国文化的真精神。

蒋庆：现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不担负中国文化教育的任务，中国文化的教育只有民间自己解决，这是一个文化传承的问题。现在理解中国文化的年轻人多起来了，这确实是个好现象。

盛洪：但是刚才讲的那个对中华文化基本否定的现象仍是非常普遍的存在。但不是说像厚生这样的人非常少。相当一批比他还年轻的人在文化观念上也有所转变。

蒋庆：现在除了一些比较极端的西化派，从感情上完全否定中国文化的人确实很罕见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仍在用西方的解释架构来解释中国文化。老一辈的学者我们就不说了，他们已经影响到现在很多中青年学人，如港台的唐君毅、牟宗三，大陆四九年前的冯友兰、张岱年。他们的解释框架都在西方文化之内，但他们在感情上却认为自己是在弘扬中国文化。现在中国受他们影响的中青年学人，基本上是属于他们这种类型。9.11事件后，亨廷顿预言的“文明的冲突”，激发了中国学人对民族主义的思考，他们开始对西方文明进行反省与批评，但他们反省批评的义理框架仍然是西方的。这是因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不断以西方文化解释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了一种“以西解中”的解释传统与思维定式，即只会以西方的义理架构来解释中国文化并评判国内国际事务了。这个传统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方的义理架构来割裂、扭曲、扰乱甚至颠倒中国文化的义理系统，不仅不能使人如实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反足以败坏之。像中国现在大学和研究所里讲授、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专家，我发现他们大多是站在西方解释架构的角度、立场来解释中国文化。尽管他们的解释并没有标明“西方的”三个字，但他们言说系统后面的解释框架仍然是西方的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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