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倒向：從《檔案中的虛構》談起


前言：

新文化史、後現代主義史學無疑是一個令年輕人感到耳目一新的議題。不過這類中文書寫仍嫌少量，而外文、或外文中譯書籍，也多半難以順讀。不過，這篇文章算是一個初學的淺薄心得吧！


 
一、一個「外行人」的喃喃：

　　身在史學界最底層 — 歷史系大學部的學生，已經是第三個年頭了。「歷史是什麼」，仍非一個容易回答的命題。基於史學工作者也不能自外於社會，不妨先由門外漢的喃喃開始談起。筆者曾經耳聞一位網路公司主管如是說：「念歷史真好，歷史永遠都不會變」。至於另外一句話，相信有更多的人可以朗朗上口：歷史不過是「成王敗寇」的話語。這些泰半只是想當然耳，且容筆者據為討論的開始。
　　猶記大一寒假所寫的一篇讀書心得報告，提及深感蔣介石的文字形象真是豐富多變；有些像是開國君主的溢美之詞，如同黃仁宇形容的「又一篇〈明太祖本紀〉」[1]，其他更多的是獨裁、自私、暴虐等等負面的描寫。那麼，一個「真正的」（如果有的話）蔣介石形象如何找尋？根本的問題是，史家真有替特定人物蓋棺論定的本事嗎？
　　我們不得不思考，歷史學追求的研究成果是什麼樣的個體。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史學家會敏銳地強調，「過去」已隨時間流逝，「歷史」不過係史家對「過去」的解讀[2]。那位網路公司主管所謂的「歷史永遠不會變」，實際上指的當然就是「過去」。另一方面，「歷史」的解釋，會因時、因地、因人有著種種的遞嬗和變異；而那種「成王敗寇」式的論述（discourse），自然就是後現代主義者極端不喜的霸權論述了。基於這樣的思考，不僅找尋「真正的」蔣介石是個疑問；更應該指出，根本不該把過多的精力置他身上！歷史不能視作帝王權貴的譜系，是值得我們這一代持續疾呼的議題。

二、《檔案中的虛構》與歷史解像

　　將研究的觸角伸出帝王家譜外，早是不可逆的潮流。惟在具體的操作方法、分析工具上來說，仍然有不少的探討空間。新文化史學即係這股潮流當中，不可去除的波濤。研究者以主觀視角去建構主觀事物的歷史，重視下層社會的精神世界就是新文化史和社會史的分殊點[3]。
　　初讀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檔案中的虛構》（Fiction in the Archives: Pardon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一書的中譯本，腦海裡不停地翻轉一份又一份的赦書。這仿若是一趟旅程，有時候是作嘔的旅程。這是因為冒險家的膽識和學識都不足所致，不能在書裡十六世紀的法國來去自如。幸運的是，這趟旅程逐漸有山窮水盡無明處，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悅。這些文本（text），即赦書的背景，是在犯罪者泰半是文盲的情況下，甚至缺乏目擊證人，為了求得國王的特赦，憑藉一面之詞虛構（fiction）出感人肺腑的故事。戴維斯在緒論就給讀者當頭棒喝：

每當我展讀這些赦免的皇家文件－ 法國的檔案中充斥著它們的身影－ 我對於這些文件內容的文學品質感到驚訝，或者，我應該說，它們的「小說」品質。我的意思是它們的作者們將犯罪的事件形成至一則故事的程度。[4]

但是她又點明，雖然赦罪故事經常背離事實，仍舊不失為價值豐富的史料。戴維斯進一步闡釋，使用海登．懷特（Hayden White）的啟發作為分析工具，我們瞭解到赦書並非兇嫌、法院書記官、代辦人片面操作的結果。事實上，它受到了敘事文化、信仰、價值觀、社會體系不斷地左右。可以說是觀眾（國王當然就是包廂裡最尊崇的貴賓）、兇手、官員們共同意識交會下的集體創作，已經不能解釋成單純的民間或是上流社會文化。求赦者內心「真正的」想法、或是案情「真正的」來龍去脈，已非作者關心。如何形成一個社會所接受的版本，以及這之中演繹的集體心態才是史家關注的焦點[5]。
　　如前所述，在這一趟耙梳新文化史學的旅程中，後現代史學理論無疑地是冒險家手中的羅盤、闢路而出的開山刀了！由此，我們便看得出戴維斯在史學上給予讀者的驚喜。書中指出，男性殺人犯的求赦狀往往強調事出突然的憤怒，導致了誤殺；或者因為節慶的歡愉、鬆懈的心情導致了過失殺人等。她解釋，在說故事的廣泛習性中，人們認為身份地位和行為會是一致的，一個人會據此來為自己辯解[6]。此外，僅有在少數與國王關係異常密切的案例當中，赦免狀陳述的事實才是不重要的[7]。由形形色色的案例顯示出的，赦免故事的成功在創造一種真實感、可滿足被原諒所需的敘述即某種文學的統一性。藉由儀式性、歷史性的架構揀選重組出他們自身的議題，強調自己所受到的不公平、自己情緒的不穩定、或者力言一切事出突然[8]。當然，其中也不乏「老套」的敘述[9]！
　　由此可見，我們實不能拘泥於文本表面上的文字敘述（最典型者，莫過於爭辯該史料的「真」或「偽」，強調「從文獻中剝離虛構的成分」）。戴維斯精彩的操作，可以說是絕倫的示範。通過為數眾多的文本解讀，史家並非將文本視為拼圖塊，拼湊出描繪「過去」的巨幅圖畫。反而像是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所著《胡若望的疑問》提到的，十七世紀有法國傳教士相信，中國文字中藏有宗教天啟的密碼，要好好地加以破解[10]。戴維斯在本書所精彩示範的，便是破解十六世紀法國司法檔案中赦罪故事的文化密碼！
　　戴維斯的解碼之旅，並不僅止於長期霸佔論述舞台的男性身上。《檔案中的虛構》告訴我們，女性殺人犯常在名節受辱、情緒失控過失殺人上多所著墨。例如十六世紀的女性求赦者，無論基於皇家公證人的忠告或是自身持有的理解，使用了不同的策略述說突然殺人時的心理狀況，就是不去表達自己係於罪無可綰的復仇狂怒[11]。戴維斯明確地說：女性們的聲音不常被聽到，但是她們的赦罪故事可以由一種明顯的複雜和結構以與男性的結構有所區別[12]。這些結論，都是文本解碼後，才能夠湧現的議題。
　　總而言之，以解讀文本作為分析的途徑，確實是史學工作者不得不思索的問題。筆者不曾被史料排比以求真之說所說服，也時常對一些粗糙的解釋方法感到不耐。在此試以嚴耕望的《治史經驗談》為例，嚴氏告訴我們陝甘、戰馬（的確是人類歷史上重要的戰略物資）的重要性：

因為騎兵在古代戰爭上猶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坦克機械化部隊，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原子武器核子武器，以步兵對抗騎兵，總是失敗的。[13]

　　這果然是令人直冒冷汗的敘述方式；姑且不說永遠有人無法將戰車和戰馬相比擬，騎兵和原子武器更是相差之遠，對人類歷史的意義如何相提並論？適當的敘事技巧、分析策略並非容易竟功。或許，我們可以嘗試的，應是分析步兵對騎兵不得不採取的守勢、工事之型態，例如刺竹之鋪設等等。另一方面，使用數據和圖表的史學方法也值得審慎評估。新文化史學的旗手之一，彼得．伯克（Peter Burke）就強調，「近代」的數字才比較能夠接近客觀事實，然而其他如心態史、思想史等難以測量的課題，就宜採用新文化史學的方法[14]。然而，不單「近代」不容易界定，文獻檔案中的數字更是難以捉模。各式戰史中的傷亡數字，就令人不敢恭維。由若干當事人主觀的回憶，反而提供另一條切入的途徑。我們有許多類似的文本可供解讀；即便有翔實可信度又高的檔案日誌可用，又何必將眼光侷限在地圖座標、時間、番號之上呢？
　　最後，恕筆者做一個不成材的譬喻。科學史學值得執著嗎？缺乏證據支撐，卻貌似科學的歷史論述，不過有如托勒密（Ptolemy）式的天文學。托勒密的徒眾們，會以複雜的周轉圓體系（epicyclic）來勉強維繫一個言之成理的解釋。科學史學的悲哀，在於無法像泰戈勃拉（Tycho Brahe ,1596~1601）、克卜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以降對於星象作長期的觀測，用可觀的數據不斷拓展人類天文學的領域，也肯定了哥白尼地動說的價值[15]。歷史學家的問題在於，他們所企圖觀測的對象，「過去」，早已不可得！或許，在許多外人看來，叫囂歷史是「科學」，恐怕只是在「科學」至上的時空中，人文學科工作者的一種東施效顰吧？

三、後記：

　　下筆至此，筆者尚不敢自稱是後現代史學、新文化史學的一員信眾（至少，還沒有雄辯的資格來捍衛後現代史學的防線）。不過，這當中引出的議題，足以令筆者思索再三。杜維運在他通篇攻擊後現代史學的文字裡，最末尾仍稱新文化史：

「其倡寫殖民史、婦女史、奴隸史、勞工史，甚至瘋癲史、性史、同性戀史，擴大了歷史範圍，則為其有功史學處。」[16]

然而，其有功處，僅僅如此嗎？

　　另一則不足為外人道：回首三年來所受的史學研習，置原則性的史學理論不顧，哀哉！詭異的機緣卻是如今逕行接觸後現代史學理論，餘暇才對其他老舊的說法旁敲側擊。幸或不幸？此刻不能盡言，只是，確實感到自己騎虎難下，不可得止吧！







[1] 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台北：時報，1994），頁3。

[2] 或者仍須提及，過去也有若干史家提出類似觀點。參閱杜維運，〈後現代主義的弔詭〉，《漢學研究通訊》，第21卷1期（2002），頁4。

[3] 盧建榮，〈臺灣史學界的後現代狀況〉，《漢學研究通訊》，第21卷1期（2002），頁8。

[4] 娜塔莉．澤蒙．戴維斯（Natalie Zemon Davis）著、楊逸鴻譯，《檔案中的虛構》（Fiction in the Archives: Pardon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台北：麥田，2001），頁35。以下逕稱《檔案中的虛構》。

[5] 盧建榮，〈臺灣史學界的後現代狀況〉，《漢學研究通訊》，第21卷1期（2002），頁9。

[6] 《檔案中的虛構》，頁140。

[7] 《檔案中的虛構》，頁148-152。

[8] 《檔案中的虛構》，頁147。

[9] 《檔案中的虛構》，頁148。

[10] 盧建榮，〈臺灣史學界的後現代狀況〉，《漢學研究通訊》，第21卷1期（2002），頁6。

[11] 《檔案中的虛構》，頁231。

[12] 《檔案中的虛構》，頁262。

[13] 嚴耕望，《治史經驗談》（台北：臺灣商務，1981），頁9。

[14] 楊豫、李霞、舒小昀，〈新文化史學的興起 － 與劍橋大學彼得．伯克教授側談記〉，《史學理論研究》，第1期（2000），頁148。

[15] 這些科學史的議題，參閱John Marks, Scien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Heinemann, 1983), 9-31。

[16] 杜維運，〈後現代主義的弔詭〉，《漢學研究通訊》，第21卷1期（2002），頁5。


转自:http://www.his.ntnu.edu.tw/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转自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