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在持续多年的谋划、演习之后，以一种模仿、借鉴的“形式化”的面貌呈现出来，这就是“通识教育”的骤然崛起。在人们还没有弄清具体的教学目标、教学任务，没有来得及完善课程内容之际，各大学纷纷仓促调整培养计划，并业已成为高校教育体系中一道既新奇又迷乱的风景线。

从起源来说，通识教育是欧美现代高等教育的产物，体现着新的大学理念，通过对可塑性的青年学生非专业化教育，培养对人类生活的良好情感、正确理解和基本认识， 实质是对 科学 与人文传统的继承 。其中，蕴涵着明显的品行培育和德性教育。这种教育传统，曾经部分地扭转了专门化知识结构带来的“人”的危机，尤其是精神的危机，应合了社会中的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需要。但作为人类文明传承的路径之一，教育并不能彻底清理社会本身的痼疾。人类的健康发展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依赖社会环境、政治体制、日常交往等多方面动力的才能有效生成，欠缺社会改革的教育改革无异于无本之木。

中国的通识教育在借鉴过程中，之所以说处于“形式化”阶段，并非当下的大学教育不存在西方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譬如学科固化、精神溃败等，相反，专业的越来越专门化、精细化、肤浅化、工具化，已经使青年一代的道德水准、审美趣味日渐走向庸常与低俗，缺乏对社会问题、人生意义的思考能力甚至思考热情，成为显著的症候。普遍开设通识教育课，供文、理各科学生跨专业选修，当然是要纠偏补隙，培养适应现代社会的更有用的人才。可是，在一个异质、复杂的历史语境下，抛开转型阶段层出不穷的社会文化症结，不加修正地延续、照搬西方教育理念，不仅不能满足当下中国社会对具有批判性、开拓性新型人才的需要，而且也极易把未能经受检验的教学模式“装饰化”，成为惯常的、应试性教育的点缀，甚至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至少从目前的实践来看，一种实利主义气象非常明显地笼罩着学院的氛围。

实利主义虽然隶属于经济活动，意指人类规划自己的行为时，以获取收益之多少为准绳，在资本主导的商业社会里，十分讲究通过最小成本攫取最大化的利益。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完成，这种观念，现在已经渗透到社会系统的各个领域，包括文化教育领域，它既是个人生存的依侍，又是指导人们行为方式的推动力。高校进行教育改革，不应该仅仅依赖某种教育政策，哪怕是较为“先进”的教育思想，还应该根据已有的教学条件、学生素质和师资特点，它们相互协调、配套实施，方能行之有效。可是，通识课在中国以“流行”的形式面世，是一种政策实践，而非教育实践。很多通识课，只是专业课程的通俗化或者翻版。不少大学里，有专业水平的教师是不上通识课的；换句话说，在教务管理部门，通识课属于次要课程，是为了应付形势而不得不开设的。

因为各大学有培养计划的限制，学生有拿各类学科学分的要求（譬如人文类、自然科学类、艺术类、综合类等等），所以，通识课变成学生不得不勉强去选的课程。学生选课不是因为求知欲，不是出自个人兴趣，也不是满足自己对社会人生、科学知识理解上的渴望，而是为了毕业时有足够的学分。这种功利的目的，必然导致知识本身的贬值，也离通识课的原先开设目的相距甚远。况且，一些学校通识课的教时根据学分多少而浮动，有的课程开设时间偏短，学生无法掌握、理解相关的知识便草草收场。

改变通识课尴尬、困难的处境，应该从高等教育的基础做起。学校、院系应该重新规划教学的目标，甚至整个教育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把教学看成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过程，而更应该将其视为因材施教的阵地。只有实利主义的教育退隐了，一种新型的人文教育才会呈现在世人面前，它将以培养“人”作为自己的目标，也是唯一目标。

作者简介：丁云亮，博士，毕业于上海大学中文系，现任教于安徽师大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