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诚然也可算是一个外来词汇，或如近代以来经译介，由我们自己的使用过程而塑造着我们自身历史的那些外来词汇一样。我们早先熟悉的相关词汇有如“文化素质教育”、“公共基础课”，作为其阐释域的新大词条或如“文明国家”、“政治民族”，以及“共同背景”、 “核心课程”、“中外经典”等。在我看来，在中国社会各层对其共识渐次、层层累积的过程之中，“通识教育”将逐步呈现出它发展中的具体样态。

现阶段若说我们的教育存在诸种问题，恐怕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在我看来，在教育合法性、教育资源分布，大学教育与社会文化整体氛围的关联等诸种矛盾之中，本科生教育因切身、可用而应作为先于着力并积累、交流经验之地。对于大学教育体制中已经存在的，我们有机会教的公选课程，我们应当如何教？例如，针对公选课各系学生任选，现时受到大众文化形态影响而日益成为“文化”“欣赏”课的一般面貌，我们如何处理课程专业性与一般接受的关系，具体到教师讲授与学生讨论的课时分配？然后，公选课积累的课程内外的教育经验，我们在随之而来的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之中怎样深入？例如，当个体差异问题在教育场域中鲜活深刻地展现出来，我们如何以之进一步思考自由、公正、政治？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之中，作为“通识教育”背景、问题体域的相关大词条将怎样凝结思考，在斗争之域中返思成体？

经典重读历来都是标志时代思想风向的敏感话题，但事实上作为大学课堂被讲授文本的经典作品从来都在被阐释着，时刻都在被“重读”着。经典的重读性为我们所自觉，原因之一在于作为经典文本“本体”的经典文本阐释/接受域在时代变动中的稳定性域宽有所不同。“通识教育”固然是今时我们对经典文本的重新提问之一，若问这是一个怎样的提问，在我看来可以先问：若无涉“通识教育”，我们现时与中外经典文本的关系如何？我们实以为自己和经典文本有无内在、必须的关联？若无关联，我们现今是在如何看取、应对今日之现实？我们看取现实的基本感觉、知识框架从何而来？若有关联，那么在具体理解与阐释过程之中，我们其实正在实施着何种关联方式？这些关联方式与“通识教育”对它们的基本提问的差异或关联是什么？在我看来，与经典文本关联方式的问题，其实是我们与现实的关联方式，我们如何处置、认识自身在现实之中的存在方式的问题。

假如我们以近时、切身，约定俗成，汉语经验之“标准”选出“现代文学”或者说“20世纪文学”假设为中国“经典”文本为例，那么它在何种体性上是我们的“共同背景”？在“共同背景”的提问之下，它呈现出哪些基本面貌？例如，以“20世纪文学”作为古国转型时代敏感中国人的心灵记录，它呈现出哪些人生、社会的基本主题；哪些人生问题是这个时间段中中国人人生的基本问题；在这个转型历史过程之中，敏感的中国人如何审视、放置自身与社会的关联；哪些社会领域的问题在消长中成为关注点，“文学”方式如何关注它们。

在这里，“现代文学”，“中国文学”是作为我们的必教、可教课程而作为“中国经典”之设例。在我看来，关于什么是我们的“经典”，经典的“标准”是什么，继而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等提问会一直保持为我们的问题，但它们的最表层、可为之体是那些约定俗成的文本和现时大学体制之中的已有课程。因之，所有问题都将具体化为“教师”在“课堂”之上面对“学生”“阐释”作品，尽管课堂只是现代教育的场景之一，尽管文本重阐最终是依赖于社会意识的缓慢层变。在我看来，当我们对文本的阐释性已有自觉之后，今日我们的课堂教学场景更提示我们注意阐释过程的过程性。学术史脉络中的文本解释，今天学生的普遍意识以及相关的中学教育积累、社会一般文化形态，师生共处的当代社会之中凝结在日常语言、日常情景的师生可沟通释域都可作为今日我们面对历史文本的基本理解域。我个人关注的阐释问题是，在譬如“人各有己，朕归于我”的过程之中，一己、各己如何型成“我”，个人在从“己”到“我”的程序之中，历史如何展呈出来。同时在课堂教学中，我个人倾向于将原有文本阐释的充分铺排与师生联系现时经验的讨论作为两个部分相对分开来。

在这些具体阐释行为之中，我们也就是在问：什么是可能的“共同背景”？它的可能形式与程度如何？其次，为什么是“共同背景”这类关键词？再次，在如“共同背景”这类词汇的层面之上，我们生存的多样性样态是什么？在我看来“通识教育”作为对经典文本的再次提问，意义更在于试行后世现实与经典文本的关联方式。这些关联方式就是我们构建现实的方式，这些方式给我们自身与历史提供可能性而非它们构建出的“我们”的现实。例如，“共同背景”之提问的产生体域与我们在身处而并不很以为“共同”的现实之中的非共同处置，如何正是我们“共同”着的当代现实。

作者简介：张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