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世界上，大概不会再有哪个统治集团敢公然否定公民的“知情权”了,公众能在多大程度上及时了解公共生活的重要信息，已经成为衡量一个社会的良性程度的公认的指标。不用说，也正是从这个公众的知情权，派生出了“新闻”的基本定义：新闻，就是对有关公共生活的一切重要事情的及时的报告。

    当然，说新闻应该是这样，并不等于人们每天面对的新闻就能够这样。比较起来，似乎还是不这样的时候更多一些。政治意图、商业利益、军事暴力、交通阻隔…… 形形色色的因素一齐下手，经常是不由分说，就将新闻弄成了片面的宣传、无聊的“八卦”、有意的回避、甚至——公然的撒谎。举一个例子：去年春天，SARS已经在某地蔓延开来，当地的卫生官员依然在电视上声色俱厉地“辟谣”，说没有这回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选一个新闻节目，作为社会文本讨论课的重要对象。在中国，从1950年代初开始，新闻逐渐被“宣传”覆盖，到了“文革”期间，更达致千篇一律的荒谬地步，令整个新闻业蒙受耻辱。最近20年来，情形逐渐改变，至少那种刻板的宣传脸和说教腔，在报纸和电视屏幕上是越来越少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重新结构，新闻的状况也愈益复杂。原有的约束并未消失，新的外力又渗透进来，各种因素纠结在一起，你如果还用那一套“政治宣传/新闻真实”的二元思路来解读今日的媒体新闻，是明显不够了。必须尝试别的思路。

    选中的是上海东方电视台的“媒体大搜索”节目。它每天播放3次，每次半个小时，两位主持人举止得体，看得出是东视“新闻娱乐频道”的一档比较认真的节目。说来也怪，“新闻”和“娱乐”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一般的电视台都是将它们分归于两个频道的，为什么东视要把它们捏在一起？再看“媒体大搜索”主持人每次必念的开场白：“说新闻，独具慧眼，讲故事，幽默诙谐，你的喜欢，我的心愿……”直接把“说新闻”和“讲故事”合为一体，还特意点明是要让“你”“喜欢”：这就不象我们熟悉的那种一脸正经的新闻主持人，倒有点象一个拍惊堂木的说书人了。从节目的图像前缀、配乐、字幕标题，到节目主干部分的搭配：先是“视野搜索”，最后“动物志异”，中间有时还插进一小段“看图说事”，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这是一个将“有趣”奉为第一目标的节目。问题是：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说”新闻？或者说，以这样的方式说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新闻”呢？

    讨论课随机选定了“媒体大搜索”今年4月5日（星期一）至9日（星期五）的播放内容。这五天里，一共播出56条新闻，其中60％（33条）是“奇闻异事”：某老农17年光脚走路，某餐厅在年轻女体上摆“怀石料理”，某7岁男孩从五楼坠地，安然无恙，某人制出6.5平方米面积的巨大风筝，扶摇直上…… 包括全部（8条）“动物志异”的内容：猴子挪窝，熊猫结婚，诸如此类。显然，节目制作人的第一个“别具慧眼”之处，就是能从各式各样的新闻材料当中，特别将这些异事挑出来。越是怪异的事，越容易说得有趣，这个内容上的选择倾向，非常清楚。

    但是，世事如此复杂，即便那些怪异的事情，一定包含了别的并非怪异、也不仅仅是有趣的意味。因此，要想把新闻说得让人“喜欢”，除了特别去搜罗异事，还得锻炼一种特别的本领，那就是：只说事情中的有趣的一面。4月9日的节目中有这样一条消息：山东某城，两个农民合伙抢劫一家金店，一人进店，另一人骑着摩托车在店外接应，不料进店的那位在撤退时过于紧张，没看清前面是落地大玻璃窗，一头撞上去，玻璃碎裂发出巨响，引来巡逻的警察，而那位接应者也心急慌忙，逃跑时摩托车滑倒，摔伤在地，两人皆束手就擒。这确是一场可笑的劫案，因为力量太过悬殊，一边是摄像探头、巡逻警察、耀眼的灯光、玻璃外墙上的巨大的“金”字、衣着笔挺的售货员——这么一个气宇轩昂的世界，另一边是两个粗头笨脑、不习惯高级商店的陈设、一紧张就会摩托车翻倒、完全不具备打劫金店的能力的农民。但是，恰恰是这个力量的太过悬殊，引人不由得要问：为什么这样的两个人会当劫匪？他们又怎么会想起做这样的抢劫？他们为什么那样紧张，以至眼睛和手足都不管用了？这贴着巨大“金”字的玻璃墙围起来的豪华世界，对那些只能从外面看一眼的穷人又意味着什么？…… 但是，我们的主持人完全不理会这些疑问，他只是笑吟吟地说：“笨贼！”整个这一段的标题和画面，都是对准了抢劫者的“笨”，还特别放了一段录像，让观众从摄像头的角度，看那个进店的打劫者如何一头撞上玻璃墙，节目的旁白是：“看！……他撞上去了！……”一种居高临下的轻蔑和讥笑，充盈整个画面。

    我自然不愿意简单地断定，这就是一种有产者的轻蔑和讥笑。但是，当整个报道聚焦于“贼”之“笨”，领着观众这样去感受劫案的有趣、哈哈大笑的时候，它的确为观众圈定了一个认识世事的视角，一种使他不容易从别的角度——譬如那个撞得一脸血的打劫者的角度，或者一个从来也不敢踏进那家金店的农民的角度——去感受这场劫案的眼光。不仅这一条新闻，在譬如4月6日两个东北年轻窃贼（其中一个只有16岁）在北京某公寓被智能化保安系统制服的报道，和4月7日浙江某女谎称富婆征婚、引来杀身之祸的报道中，你都能看到这一种凸出事情的某一有趣之处、却放过别的内容和意味的叙述手法。人生百事，皆为“故事”，酒鬼撞车也罢，凶杀惨案也罢，我一概都讲得“幽默诙谐”，让你开颜一笑，在“喜欢”之余，别无他感，这就是“媒体大搜索”追求的基本风格吗？

    当然，如此营造出来的“有趣”本身，也是包含了一些有趣之外的别的意味的。譬如4月6日的第一条新闻：“影帝出炉，香港金像奖揭晓”，用力渲染颁奖场面的耀眼和轻松，以此对比去年SARS时期的惨淡惊惶；4月9日播出东北有人用两万多个山核桃做成一个巨型核木葫芦，并以旁白强调这是“满族”人民献给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礼物：凡此种种，都会令你感觉到某种熟悉的宣传意味，但它现在寄生于若干有趣的画面，你就不容易觉出其生硬。4月9日还有一条常熟“茶文化旅游节”的报道，这是江苏的一个节，报道却聚焦在江西修宁出产的一种“得雨活茶”上，我就禁不住要猜测了，这是不是有某种商业广告的因素在起作用？

    更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大搜索”对那些几乎完全说不上“有趣”的事情的报道：某市场小贩出售的水果篮中，三分之一是草纸，某幼儿园的一辆面包车，装了六十多个孩子……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你就是再具慧眼，怕也很难完全避开这一类事情，在这五天当中，就至少有11条新闻是直接涉及了这些事情的。那就不“幽默诙谐”了？不，还是尽量朝这个方向说，但这时候的“有趣”，主要是靠对“奇”和“险”的强调来支撑了。4月6日的一条报道：北京某房产商骗了八百多人，携巨款潜逃一年，期间还弄到一张死亡证，自己则准备整容…… 但终于被抓获。他为什么能骗那么多人？又为什么能藏匿一年？那死亡证是怎么来的？这些都是大问题，可主持人一概不问，只是反复感叹：幸亏在他整容之前抓到了，真险啊！同样，4月9日的一则报道：广东某地一对靠退休金为生的老夫妇，从银行取款得到假币，银行却以“营业大厅里已经装了验钞机”为由，拒绝掉换。难道因为装了验钞机，银行就可以给出假币了？难道真要每一个取款人都到验钞机那里排长队，一张一张地验？这么明显的蛮横，主持人却没看见，反而以银行的官腔结束报道，弄得好像这假币的泛滥，和那老夫妇的受损害，都是无头公案般的怪事一样。

    我要修改前面的话了：“媒体大搜索”的“幽默诙谐”并不仅仅是划定了一个视角，让你只看见世事的有趣，它分明还给出了对这些世事的解释，你越是被逗得哈哈一笑，就越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这些解释，或者，不再往相反的方向去展开判断。回避尖锐、深入、沉重和整体感，趋向轻松、庆幸、无奈和就事论事，这样的“有趣”的内涵，真不简单呢！

    据统计，在上海的新闻类电视节目当中，“媒体大搜索”的收视率是相当高的，尤其在35－45岁的观众中，有颇高的收视“集中度”。看起来，相当一批不去网上看新闻的中年人，是已经习惯——或者更进一步：“喜欢”——以这种“媒体大搜索”式的“慧眼”和思路去接受信息、看取世事了。

    其实也不仅仅是中年人。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资本的大规模集中，这两项结合的后果之一，就是重新排列各种信息形式的等级秩序，什么文字的、声音的，统统让位给活动图像。电视上播映的消息，才是最及时（十分钟前发生在纽约的事情，我现在就看到了！）、最真实（现场录像！），因此也最权威的。报纸、杂志、广播，更不要说书籍了，都退而成为二等、三等甚至等外的信息载体。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传播渠道的趋向集中和单一，就势所必然：在这个世界上，有能力运转一个需要庞大资金和人力的电视台的人（财团、政府），毕竟不多吧。当今时代，人越来越像是一种信息的产物，我们能有怎样的头脑，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我们获得怎样的信息。因此，一旦某一种报道新闻的特殊方式在电视上确立起来、推广开去，它所潜移默化的，哪里只会是某个年龄段的观众呢？

    看起来，象“媒体大搜索”这样的新闻节目的出现，真是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值得认真回答的问题：这样的娱乐化的新闻报道方式，在今天的中国是个别的特例呢，还是已经为许多媒体（不仅仅是电视）采用，逐渐成为一种播映的时尚？为什么新闻会以这样的方式被趣味化、娱乐化？它和原来的新闻的宣传化是一个什么关系？如果说它体现了媒体对于收视率（收听率、订户数量……）的重视，那究竟是怎样的内外条件，使得媒体以为如此娱乐化，便是争取收视率的最佳途径？类似“媒体大搜索”这样的“慧眼”和“诙谐”，是否——或能在多大程度上——打动观众？它打动的主要是怎样的观众、听众和读者群？当剧烈变化的现实日益尖锐地冲击公众心灵、引发人们的各种强烈感受的时候，媒体凸显的这一种趣味化的观看和感受方式，又会对公众的社会和人生认知，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由此，作为一种新的媒体叙述和呈现方式，新闻的这样的趣味化或娱乐化，与最近二十年来社会的阶层分化和意识形态变化，是否已经构成了——或构成了怎样的——互动关系？……

    我想，今日中国的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正是对上述这些问题，作出及时而有效的回答。

2004年8月  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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