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是泡沫：空洞的政治口号、在显示屏上窜升的数字、生存期一个比一个短的新理论和新术语…… 它们挨挨挤挤，严实地挡住人的视线，转移他的注意力，令他无法关注——甚至安心地无视——泡沫底下实际发生的事情，尽管他的生活，正遭受这些事情的持续的损害。多少聪明的学人，多少有才华的艺术家，都被这些泡沫淹得四肢瘫软、神经麻痹，甚至乐在其中、怡然自得。但是，读了曹征路先生的中篇小说《那儿》（《当代》2004年3期），又读了他为此发表的创作谈（《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2期），我却可以肯定，他不是这样的人。他看见了泡沫底下的事情，一意要说出他的所见，他没有丧失正常的喜怒，更不惮于表达这样的喜怒。他写得很直白，一点都不“后现代”，有时候相当粗，甚至不怎么“文学”。但是，如我这样的也正被泡沫淹得艰于呼吸、日渐麻木的人，读到他的小说和谈话，却为之一振：这个时代到底还是有真的声音！

当然，感到的不仅仅是振奋。现实是如此错综复杂：既有旧式的硬邦邦的高压，更多新起的泡沫式的熏陶，不但建基于制度、金钱和暴力，也深深地盘根于文化和人心之中。就拿小说里的矿机厂的“改制”来说吧，厂里、局里的那帮“贪污犯”领导，他们背后的“市里的头头”，当然是侵夺全民财产的罪魁，可是，光这一群人就能侵夺吗？那几个坏“头头”为所欲为的时候，其他后来没有“被抓进去”的“头头”们干什么去了？是什么样的制度、习惯和气氛，使他们心安理得地置身事外？小舅横下一条心要抗争了，可还没迈出家门，先就遇到了老婆的阻拦：“国家转型，是你一个工会主席管得了的事吗？……别人能过你就不能过了？再说你还是个省劳模副县级干部，怎么改也不能把你改掉了，你操心什么？”老婆旁边还有姐姐：“谁爱贪就叫他们贪去，……咱们安安份份过咱的日子。”在家里尚且这么孤立，到了外头，他还能不遭受别人的猜疑和冷漠？这冷漠也不光是落在小舅头上，矿机厂的工人们对更弱者——从跳楼的民工到无辜的狗，又有多少情义可言？同处“底层”的人之间是这样，你怎么还能指望那些主编和处长拍案而起、拔笔相助？所有这些弥漫于矿机厂内外的麻木、短视、冷漠和怯懦，是不是也该为“贪污犯”们的横行负一部分责任？如果是，那就更应该追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记忆和现实感觉，酿成了这些卑琐的情感？又是怎样可怖的物质力量，铸就了那些消极的记忆和感觉？我们不能如小舅那样简单地理解现实，他似乎是将矿机厂的保全当成了头等大事，而且认定事情就坏在那帮“贪污犯”官员身上。实际上，绝不是只有那几个官员才应对矿机厂的毁灭负责；比起一座工厂的毁灭，成千上万生活在厂区的人的心灵的败坏，恐怕也重要得多吧！

在回答为什么要写《那儿》的时候，曹征路先生说：当全民财产私有化“愈演愈烈”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媒体对此都在装聋作哑。”我明白他说的“媒体”是指什么：“主流”报纸、杂志、电视和广播。正是它们的缄口不言，激化了他写《那儿》的冲动，也正是来自这一方向的激化，使小说形成了现在这样的以“人”说“事”的结构：所有人物的活动，都指向矿机厂的“改制”，越到后半部分，“事”越频繁地跳上前台，到结尾，几乎完全是直接说“事”了。

我这里没有批评曹先生的意思。当严重的社会真相持续被掩盖的时候，揭发真相的冲动很容易压倒其他的写作兴趣，越是一个有着明确的是非感的作家，这种情形还越容易发生。但是，事情的棘手之处也正在这里。如果现实真如小舅所想的那么简单，而“媒体”也真有较大的效力，那文学代行“媒体”不做之事，还可以说是有得有失：小说是写得粗糙了，却能有效地干预社会。“我举起了森林般的手：将军，你不能那样做！”——25年前，当这样的诗句传遍天下的时候，谁会在意它的过分直白呢？但是，今天的现实，已经和25年前大不相同。以一般作家目前这样的长短分明的头脑，要想看透现实，或者说，要确信自己能“看透”，是越来越难了。而缺了这样的确信，文学又如何真正代行“媒体”之事呢？另一方面，文字转移社会的力量，也明显大不如前。不要说一篇写得有点象“深度报道”的小说，就是真有影响力的媒体上的真敢直言的社论，甚至一些中央权威部门的红头文件，都不大管用了，最近南北各地的一连串矿难，就是明显的例子。因此，越是有心以代行“媒体”功能的方式干预现实的文学，反而越会暴露这干预之道的难行。小说里，两位老工人劝小舅放弃反抗：“你随它去吧，孩死娘嫁人，折腾也是瞎折腾。……就算厂子不卖了，你就能保证搞好啊？”“现在的话都好听得很，……可谁知道哪句是真的呢？搞不清啊，真搞不清啊。”这是小说中最能表现作家的生活敏感的细节之一，就是这一个细节，戳破了小说全力营造的那一股说“事”的激昂气氛。从这寥寥数语中渗出的彻骨的寒意，不但令小舅“伤心”，也让读者看清了，希图以“说事”之“话”干预现实的文学，其实是多么乏力。

那怎么办？难道要文学继续对现实闭上眼睛？当然不是！社会巨变早已经使一切艺术和思想活动都不可能置身事外，越是“媒体”或别的一些“体”都神情麻木、放弃对社会的应负之责，文学就越应该对社会有所承担。文学并不需要拘守什么“永恒”不变的“本位”，在某个意义上说，它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本位”。数千年来，文学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总能及时敏感到自己对人生的新的意义，并且有效地呈现这意义。一部文学的历史，其实是一部不断“越界”的历史，一部文学不断地形成和确定自己对人生的新的价值，在呈现这价值的过程中不断地更新骨骼血脉的历史。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从文学上说，正是因为他自觉地接了新的时代巨变颁布的“将令”。

但是，在今天，文学对人生的新的意义是什么？文学又如何呈现这意义？倘说20年前作家们以“越界”方式确定的那个“现代主义”的、“语言”的、“形式”的“本位”，如今明显是文不对题了，那么，文学如何再次成功地“越界”？倘说再以那种“问题小说”式的干预方式，如今似乎也很难击中现实的要害了，那么，文学如何开辟更有效的干预之道？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就拿鲁迅来说吧，他以文学干预现代中国的人生，成就不能算小了，但我依然对他还有批评，因为，在辨析“将令”的内容、选择听命的方式上面，他本还可以做得更好。“越界”绝非易事，在这途中，德才俱备却走错了方向的人，即便最近10年中，也已经很不少了。

新的尖锐的挑战已经明确地放在了作家面前，也放在了文学批评和研究者的面前。我们借这一组笔谈表达的，就是对这个挑战的初步的理解，所以选择《那儿》为话头，也就是因为，这是一部意识到这个挑战、并且努力去回应它的小说。

2005年8月  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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