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新的统治意识形态所提倡的关于民众在新社会中如何做“新人”的一整套“理性”规划和设计，使得日常生活中相对原发、同时也因袭传统而来的道德伦理秩序黯然失色，不堪承欢于新社会。而从众多的戏改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民众生活世界中围绕人情伦理及利益冲突产生的矛盾纠葛，一方面在“新中国”统治意识形态所标举的阶级观念强光中得以突显，遂将矛盾放大到使人无可回避的地步，以便激发起反抗压制或解决问题的动力；另一方面又因被动纳入阶级矛盾而迅速凝固、规整，失去了原本具有的复杂性、暧昧性及其协调变动的可能，生活就此也慢慢陷入各种结构性的框限。因此，对于民众的生活世界而言，新的观念，如阶级论的强光在凸现其间本有的利益冲突因素而令人信服之外（这一点不能忽略），其主要问题还在于强化并泛化了利益冲突，将一切矛盾都归于阶级斗争范畴，因而缩小了社会生活的内容，简化了人的实有社会关系，进而缩小了“人”的活动范围，再进而，也就是缩小了“人”本身。就此而言，处在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整体结构中的下层民众，其作为个体的人的能动性势必更见逼仄和孱弱。于是，阶级论有效成为整体上激发民众改造不合理社会的集体能动的精神兴奋剂，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削弱并遏制了作为个体的人的行动意义和价值。尤其，在既定的压抑和压迫性结构中，除却反抗（破坏）一途，相对处于弱势的个体将何以贞定与自持？而谓之“贞定”，是举世滔滔我独不动？是承受重负而初衷不改？而此种不动，有时候是不是比那种激烈的动——“破坏”——更具有对那个结构的反抗意义，因其自内而外都与那个结构更少同构性？这是一个问题，重在生活实践和当下体认的问题。而我感觉，这更是人在心灵与精神维度所面临的一道坎陷。

    从历史与现实境况看来，普通百姓在维系日常共同生活中彼此缓慢磨合而成的伦理状况及行为规范，似乎永远只能处在不得不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命名、定义和阐释的消极态势中。当然，由此突显的诸多观念形态及概念工具，虽说主要是基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趣味，而倘要顺利施行，也还得在一定程度上兼顾民众的实际需求，并随统治局势和社会情势的变化而见机调整这种兼顾的程度。与此同时，实际生活中的伦理纲常的自然形成和因袭，又常会在有意无意中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统制彼此接洽、印证、巩固、强化，以至走向极端，成为种种桎梏性的规范与压迫力量。其间，民众生活世界中所激荡涌溅出的与此不相吻合的需求或反响，尽管也会在错综汇合多种社会政治文化力量而形成的博弈场中发生些许影响，但社会观念、制度及其阐释层面的决定权终究还是取决于新的政权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制。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众的历史能动作用实在无从乐观。但是，即便如此，而仍值得我们留意和珍视的一点是：就在生活展开和延续的具体过程中，同样具体而感性的生存体验和经验（譬如，被压抑被损害的身心“痛感”），还是会不可遏止地成为人们怀疑和抵抗国家意识形态统制的能动性依据。这种源自生活的极为真实而不确定的力量形态，因其随时随地、自然而然，往往容易被看轻和忽视，也因其强弱不一、方向不明、善恶不定而难以作出正面的价值确认，甚至因其无法自觉自控的破坏力而常以犯律罹刑的后果反向证明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正当性。然而，如果说民间日常生活的全面、混沌而实际的展开本身，致使任何对社会生活的单一解释和规范模式都显得片面、狭隘、无法自圆自全，那么，民间诸多力量形态的广泛存在与微弱显现，作为始终延续在历史现实境况中的“民意”表征，不也默默提示着我们所谓“能动”与“被动”之间的辩证关联？

    而社会统治结构的变迁与更替本身，事实上也会将一部分由旧的统治意识形态所命名和表征的生活伦理，乃至其命名和表征本身，都转化为对新的统治意识形态具有异质性和对抗性的伦理因素。尽管由于时间久远，新时代的人们不可能时时自觉到这些因素所内含的旧的统治意识形态的命名和表征作用，而笼统直观地视其为“民间”之物。所谓“忠”、“孝”、“信义”等传统观念对于那种以“革命”的名义迫使人离亲叛友的新伦理的抵制，即为一例。在此，重要的倒不是“忠”、“义”的概念本身，而是那种在譬如“文革”年代也照样使人想起“忠”、“义”的力量，这力量混混囤囤，似有若无，却正是来自于生活世界。所以，民间或实际生活的能动意义还不仅仅在于它的不可被单一规范所束缚，而也在于它确实保存着生活延续过程中由历史因袭和当下生发而来的正面内容。倘无此内容，人类也就不可能延续至今。只不过需要辨析的是，此种正面内容并非在历史形态上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不是某种固定的生活内容，而是由许多不同的生活内容所共同凸现的一种自觉意识和行动能力，一种以向善向上的方式来回应社会变迁中的严酷压力及其精神坎陷的生活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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