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文学教育从一定程度上说就是讨论文学功能的一种方式，因为教育就是文学的功能。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讲文学在当代是一个被遗忘的视角。20世纪以来的文学观念中，应该说占据主流的、或是曾经占据主流的就是从社会现实功能的角度讲文学，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摩罗诗力说》一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都坚持了这样一种文学的社会功能的思路和理论传统。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传统，这个在中国20世纪文学传统中最重要的内容在当代却被丢弃了，这可以说也是一种“去政治化”的具体表现。这种自觉不自觉的丢弃过程最明显的体现为对于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文学改造的全面排斥，也就是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全面抹黑。

    单纯的无产阶级文艺、无产阶级文学观念在其诞生伊始是被否定的。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列宁、托洛斯基对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反对。这很自然，“无产阶级文化派”实际上是一种极其简单化的艺术机械论。但是，问题不在于对某种简单思路的反对，列宁或托洛茨基的立场也从来都是一种“现实的”立场，问 题在于“无产阶级文学”是否真的能够在理论上成立？

    硕果的一句话说的非常好：“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明确地规定自己的任务之一是宣传、教育、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这个论断应该是我们思考的一个出发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不仅在过去存在，在当前仍然有效。如果说无产阶级文学的确成立的话，那么它从理论上成立的理由正在于此。无产阶级文学体现了一种积极的斗争倾向。20世纪的无产阶级文学不仅在语言结构、修辞方式等方面有着巨大的理论冲击力，更重要的是它将原来隐含的、模糊的文学诉求明明白白的提了出来，而且用实际行动实践了这个夺权的过程。文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于它外部的追求，文学永远是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在追求着它的外部。而无产阶级文学正是明确地将这种文学的外部性以前所未有的决然方式提了出来。

    文学，就是乌托邦。无产阶级文学与其他文学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有一种奇特的乌托邦色彩。这种乌托邦的特点不在于它的虚幻性，恰恰在于它的现实性。无产阶级文学是一种现实的乌托邦。在当代，我们接触了太多的虚幻的乌托邦，我们甚至丧失了去想象一种现实的乌托邦的能力，试想我们能够去想象一个东西既是乌托邦，又是实实在在的吗？20世纪的无产阶级文学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曾经高度有效的样板。

    当然，仅仅是红色娘子军，仅仅是那有限的一些文本是不够的。历史还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加充分的研究资源。这和中断有关，和背叛有关，和软弱有关。但“文学教育”则大不一样，它面对的是整个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在文学教育的过程中，不仅有现代、有感情、有技巧，更有历史。应该相信，历史的力量是无穷的。

    “文学教育”的讨论内容，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争夺文化领导权、塑造文化领导权的过程。“重写文学史”的努力就不应该是按照各种个人的、细节性的、人云亦云的标准进行重写的过程。在文学教育中，应该体现出那种斗争性。文学教育不能仅仅是文学赞美文学鉴赏这类的准吸毒式教育，而应该是批判式的、斗争式的现实教育。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研究和学习就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教育立场。

    恕我直言，按照三秦先生的说法，要想从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文学实践中提炼概念和范畴，就必须超越把文学和党派直接挂钩的阶段。那么就要问一句了，社会主义文艺真的可以和党派脱钩吗？王老师在前面问了硕果一个确定社会主义文艺的边界的问题，硕果的回答我看有些吞吞吐吐，抬出那个“想象力”的说法实际上作用有限。社会主义文艺就是党的文艺，是在政党意识之中的文艺，这没得商量。如果把这个判断悬置起来，那才是在概念和范畴上陷入混乱。蕉下客的发言好就好在指出了这种理论混乱。

    社会主义文艺的意义恰恰在于它不是一般抽象的“文艺活动”，它改变了文艺的性质。社会主义文艺已不是那种“提供想象力”的、制造新的美学想象空间的东西了，如果社会主义文艺的作用只在于此，那么文艺作品都可以做到。这方面例子很多，法西斯艺术就很有想象力。社会主义文艺就是党的活动的有机构成，是党的现实斗争的一部分，它本身就是斗争实践，而不是斗争实践的号角。如果我们还从什么想象力、美学空间、社会理想的图画、艺术语言形式等等角度说，就等于忘掉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核心内容，是用它所反对的对象来描述它。

    在讨论社会主义文艺之前，要做的似乎不应该是先对它进行界定，什么是什么不是，什么好什么不好，是不是优秀的、能够传之久远的作品等等。而是先要对于这些是或者不是，好或者不好，优秀的作品的标准等一系列问题先做反思和批判，如果这些标准都成问题（社会主义文艺就是指出原来的那些文学标准都是胡言乱语），就不能用它们来衡量社会主义文艺本身。我想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衡量一个对象的价值，必须按照这个对象本身的逻辑。

    蕉下客说的句句中听，可就是最后有一点我觉得有问题。当说到考虑国家政权的能动系数的时候，我认为这就是在偷换概念。这是用完全的经验判断（全球化、农村现状、世界市场）来偷换理论概念；用现实实践偷换理论实践。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当然也取决于它在当代现实中的实际意义，但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它从一开始就具有的理论正确性。

    我在这个领域的感性知识少之又少，纯粹是空里来空里去。仅供大家批判，静候板砖。

    斯基老兄说的好！我逐条回应：

    如果今天有很多人从所谓的美学层面来指责，就意味着我们要从这个层面来辩护吗？这样做基本无效，因为论证中使用的讨论框架已属于攻击者一方。没有任何概念范畴是纯洁无辜的，它们都打上了特定的烙印。除非我们能重新树立自己的逻辑，才能对着干，斗争才有效，而不是在同样的逻辑下互相补充说明。如果认为前面的讨论是个争论策略，为的是先让那种指责闭嘴，出发点当然毫无问题，但非要这么做不可吗？ 偶一为之没问题，长此以往行吗？

    大家可能都关心的是现实问题，是“在今天”的问题，这很明显，没有异议。只是接着要问一句，在今天，我们要斗争，这个斗争是不是政党斗争？如果不是，没话说；如果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意义就在这里，因为它有机地加入的现实的政党实践斗争之中，发挥了无以伦比的现实力量。

    因此，这里正是言说的尽头。没有尽头？尽头在远方？应该说，是不是尽头，标准就在“今天”。对于“今天”而言，对于政党政治的想象几乎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范围，人们更愿意把这个问题放到一边，“以后再说”，“条件成熟了再说”。三秦先生说的对，现在的情况的确是要么视政党为寇仇，要么就是盲目赞美。但不能因为这样情况的存在我们就失去了想象政党斗争的能力。就因为它开拓着当代的政党斗争，社会主义文艺才与今天发生了关系；就因为在今天急切地需要一种政党斗争的出现，社会主义文艺在今天才是真正的实践斗争。

    斯基兄最后的发问是最关键的，很多老师和朋友都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着力思考的方面，对这个问题我想的很不充分，但愿意提出来以供参考：

    自从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生发以来，它就面对着不同的难题。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活动的难题性不同，社会主义文艺因而也形成了不同的面貌。但无论如何，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基本性质没有发生改变，即，它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政党斗争。这一点是社会主义运动区别于其他政党斗争的关键区别。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很可能不同意，不甘心把伟大的社会主义理想与“卑污的犹太人的现实”——政党活动等同起来。但事实确实如此，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当下现实。面对各种难题，社会主义运动有各种各样的斗争平台，通过这些平台，政党活动才能找到它的着力点，不能想象社会主义运动永远是在呼喊口号，分田分地真忙。一切政治活动都必须找到一种政治活动得以形成的历史机缘，在此历史现状中有针对性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因而，社会主义文艺也在这样的历史变化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民族国家的建立就是在建国以后社会主义运动所寻找到的一个历史着力点。社会主义借助民族国家的自我确证这个历史机缘展开活动，因为当代世界的政治斗争主要是以民族国家为舞台形成的，不在这个领域站住脚，社会主义运动就是机会主义和空想。建国以来的历史恰恰证明了在这个舞台上，社会主义运动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能量，因为我们的民族的确独立了。所以，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之间怎么能有矛盾冲突呢？从社会主义的角度看来，民族问题永远是一个附属性的问题，附属于阶级斗争。只有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把民族问题看成是一切问题的中心问题，激化民族矛盾，挑拨民族冲突，甚至会有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社会主义运动把民族国家问题仅仅当作它的一个斗争舞台，没有把它视为一切工作的核心。有一部分社会主义文艺作品正是反应了这个舞台上的斗争，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我不反对要对于今天的舞台进行定位，在新的时代进行新的战场定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应有之义。但这个定位必须建立在政党意识的基础之上，自觉的向那个现在还模糊不清的政党核心靠拢，这就是当代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在当代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中，我们看到在一些大的判断方面很多人取得了惊人的一致，当然还是有人没心没肺的开历史倒车。社会主义文艺不是一具尸体，我们现在来论证这个尸体曾经具有的价值。应该牢记马克思的话，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而不是相反。

    再强调一句，认定社会主义文艺的唯一标准是无产阶级政党意识。如果不同意政党斗争在当代现实斗争中的中心地位，如果不同意我们研究现实的目的是在新形势下形成新的无产阶级政党，一切问题也就真的会没有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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