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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中文文集收入我在1985年至2002年间写的28篇单篇文章。其中约半数是理论性论文，其余是给《读书》等刊物写的思想评论、随笔式的文章，或是为自己其他专著、译著和编著撰写的前言。
把这些文章辑录在一起，先让自己吃了一惊的是时间跨度之大，竟有整整17年！
集子里的第一篇文章（“文化诗学”）完成于1985年春天，那时我还是北大中文系本科三年级学生，第一次恋爱、第一次住院、第一次写这么长的文章，第一次试图用理论语言整理经验、描述自我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大讲“学术规范”的今天，这大概会被斥为不知天高地厚。但在那时，却好像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当年北大校园里已到处是“文化热”前夜的思想蠢动，欧风美雨加上“传统的反思”，让许多人早晚都处在一种莫名的兴奋之中。自己得益于八十年代后期不拘一格、平等论学的气氛，当时却浑然不知，以为是天经地义。说实在，当时我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是在“做学问”，反倒认为写哲学论文和写诗没什么两样，区别只是语言资源和可能性略微不同。这大概和我们这代人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思想读、把《精神现象学》当“成长小说”读的自我教育有关。这种自我教育也影响到我们经历和理解整个八十年代的方式。17年后的今天，历史的变化早已不仅仅是一种想象性的精神自传的外部材料；相反，种种文化的“自我意识”本身亟待为自己找到具体的社会历史的根据。从“幻想的秩序”到“文化政治的视野”，这些零零星星的文章无意间勾勒出一个也许是超越个人的思想轨迹。对这于个轨迹的清晰化过程来说，17年或许太长，或许很短。
这本集子只收专著之外的文章，某种意义上，它并不代表我过去十几年的主要工作。后者包括对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主义风格的历史研究和理论建构；对九十年代文化思想转向的分析；对白话散文和现代中国文人世界的形成的考察；对后现代主义、民族主义和当代批评理论话语的研究等等。由于从1990年起我的工作大多在英文世界里进行，这期间较为系统、专门的著作也多用英文出版。然而，这并不说明辑录在这里的文章只是一些批评写作的边角料或“余墨”。恰恰相反，我觉得在思想和意识零星的、不连贯的、跳跃的、充满断裂和空白的踪迹里，往往能够看到真正的问题，看到它们的顽强的生长。它们像是幽暗中的一些兴奋点，指示出在我们身旁潜伏着的巨大的历史磁场，一个深不可测的社会能量的集合。它们隐秘的在场把我们从那些准备充分、装备精良、有着可靠的侧翼掩护的理论和学术计划中一次又一次吸引出来，推入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地形中去。对这个历史地形的一次次仓促的探测或许比任何其他系统的努力都更为真实地描绘出一条若隐若现的思路，一个摇摇欲坠但又时刻都在为自己开辟希望的前景的问题史。我坚信，这不是个人兴趣使然，而是批评意识的历史性的闪现。在此，我们的零星的努力只是在呼应一个整体的召唤。把这些文章汇集到一起并不仅仅是敝帚自珍，因为它们属于一份时代的集体性思考的索引。
由于这个集子中的文章在时间、内容和写作背景上的跨度都很大，或许我应该对它们所包含的几个面向的做一个简略的交代。
相当一部分文章是现当代西方文化理论介绍和分析。这部分内容不仅仅是本书的一个特定方面，而且是贯穿全书的一个整体线索。我愿意这些文章再一次提醒自己和留心的读者，对于当代中国人，西学讨论不是一个专业选择或文化地理上的侧重，甚至不是和“国学”相对的一个维度，而是关涉到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整体命脉，处在当代中国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的核心。这一认识是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给我们留下的一笔宝贵遗产。所谓的“西学讨论”不仅记录了当代中国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的具体发展，而且本身就是这种意识成型或“自觉化”的符号空间和思想媒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代中国思想生活对“西学”符号笼罩下的世界历史性问题的创造性介入是衡量当代中国社会的内在活力的一个尺度。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或“国学”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我们在“西学讨论”里能走到哪一步，取决于当代中国如何在世界史舞台上上演自己的现在和未来。这对当代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理论的分析和批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西学讨论从来不仅仅是一桩“译介”的事情，因为它内在于我们文化语言的更新和我们的历史性存在的连续性。
在这个前提下，我个人在文化理论探讨和文化批评实践上的兴趣却经历了一个相当剧烈的变化，以至一些热心的读者和友人至今为我“抛弃”早年的写作风格感到惋惜甚至不解。这些变化有时间的先后和程度的不同，但可以明确地归纳为这样一个过程：从审美到政治，从概念到历史，从想象到现实。
我在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文集《幻想的秩序》所作的序言“重访八十年代”中对这个变化的背景作过一个描述，现在不妨把它原样抄录在这里：
“八十年代“援西入中”一代人想象中的西方和西学，如今已同商品一道成为许多中国人日常生活直接现实的一部分（这绝不仅仅限于海外的中国学人）。这不是说作为意识形态概念的“西方”或“西学”已成为我们知识批判的历史对象。倒不如说今天的现实已经同意识形态的神话打成一片、难解难分了。当代中国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社会变动使我们首次得以在消费时代的条件下重新思考“现代性”的基本问题，并在“小康社会”的物质空间和自我幻象中重写“改革时代”的意识史。此时我们不应忘记，这个新的政治经济现实曾是“八十年代”中国人集体移情的“彼岸”、知识分子“现代主义”快车的终点。而作为这一时代想象的巨大背景的“西方”，既是地理上的异域、文化上的“他人”、也是学术、观念乃至私人生活“内部风景”的透视法则。只是在今天，欲望的空间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自己现实化和体制化。全球资本的大举登陆给九十年代的中国带来了种种“本土化”的想象，而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却让思辨领域的移情显得多此一举。”
这个历史背景的变化在我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的写作上留下了鲜明的烙印。在本书第二辑“理论与神话”里，审美主义现代性的母题完全让位于文化理论的历史分析。批判的意识史的重建、西方马克主义文化理论的“去审美化”、文化与权力关系、符号资本的社会学分析、乃至当代中国“后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的历史分析和理论整理成为我所关注的焦点。这与我在英文世界里进行的九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和中国后现代主义话语研究同步。
从九十年代末开始，我一部分精力逐渐转入政治哲学和文化政治理论的研究。起先，这只是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课程的需要，问题也大多同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理论、主权理论、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知识分子的重新定位、和当代世界的文化价值的认同和冲突等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在两三年的时间里，通过对从康德黑格尔到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理论的阅读和课堂讨论，我开始对文化政治和文化认同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思考。2002年春夏之际，我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所和中文系所作的系列讲座中初步展开了这一思路（讲演录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第三辑“文化政治的视野”的文章，就是这方面工作的一个序幕。
本书最后一部分的文章代表我试图将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文本研究与意识史研究结合起来的努力。虽然我并不觉得文学批评或文本批评才是自己的“本行”，但能回到文学文本，还是感到一种亲切。在此，对朦胧诗和先锋小说的积极评价是我对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现代主义运动的整体研究组成部分。而对上海在文学空间和历史叙事中的种种表象的分析和对鲁迅寓言写作的分析则对我预示了一些重要的批评主题。
我想借此机会表达对《读书》杂志及其两代编辑的致意；这本集子里不少文章是在这个杂志上同国内读者见面的。刘小枫、甘阳、乐黛云、盛天启、王岳川、赵丽雅、孟悦、林道群、李陀、朱伟、刘东、王晓明、汪晖、黄平、罗永生、崔之元、李泽厚、张法、王斑、舒炜、强世功、陈晓明、董之林、余国良、刘擎、韩毓海、贺照田、吴增定、赵寻都曾经作为学友、师长、编者、编辑、或第一读者为这些文章催生打气、纠偏改错；希望这些文字没有令他们太失望。集子里有六篇论文译自英文原稿，在此瑾向译者倪伟、刘锋、黄振萍、和张维维表示感谢。
张旭东
2002年12月8日于纽约
《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文选，1985-2002》
张旭东
代序
第一辑：幻想的秩序
文化的诗学与诗的文化学
历史与叙事—卢卡奇的现代性
幻想的秩序—作为批评理论的拉康
本雅明的意义
寓言批评
附录一：
现代文人
书房与革命
性格与命运
拯救是我个人的展现
第二辑：理论与神话
重返八十年代
从资产阶级世纪中苏醒
辩证法的诗学—解读杰姆逊
东方主义与表征的政治（中译：倪伟）
符号空间与历史—从第三世界文化实践角度看布迪厄的社会哲学（中译：倪伟）
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
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
第三辑：文化政治的视野
知识分子与民族理想
尼采与文化政治
韦伯与文化政治
文化政治视野里的普遍与特殊（中译：刘锋）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悖论（中译：刘锋）
第四辑：文学笔记
从朦胧诗到先锋小说——新时期文学的阶段论与意识形态
遗忘的系谱—鲁迅再解读
自我意识的童话—格非与实验小说的几个母题
上海怀旧—王安忆与现代性的寓言（中译：黄振萍）
上海的意象—城市偶像批判、非主流写作、与现代神话的消解 （中译：张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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