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说80年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是接续了五四的启蒙精神的。对这个说法我总很怀疑，怀疑是那些握有话语权的80年代过来人虚构的神话，这个神话把他们嵌入到历史当中，仿佛真可以和五四那一代相比肩了。

这种怀疑来自于我自身的体验。1985年以前，我还在读中学，课余也就是读点古文诗词什么的，所以对80年代前半期的思想状况不了解，说不上有什么印象。85年进入大学以后，上文学概论课，老师给我们大讲弗洛伊德，说文学是欲望的升华什么的，这很有震惊的效果，虽然当时也不明白像陶渊明的诗该如何用弗洛伊德的那一套来解释，但这种新奇的说法显然是受同学们欢迎的，以致考试的时候各显神通，纷纷祭起“自我”、“本我”之类的法宝，我当时套用的一个文本是施蛰存的《鸠摩罗什》，当然很恰切，所以得了高分。

当时《精神分析引论》之类的书非常难搞到，我是托了家里人在南京的新华书店总店好不容易搞到一本，老远地寄到成都，同时寄来的还有帕斯卡尔的《思想录》。那个时候大学里的青年教师看上去个个都很有个性似的，上课时说的那些东西也是极尽炫奇之能事，搞得像我这样的老实学生一愣一愣的。大一的时候还尽想着多读一点古籍，文字训诂的都来一遍，但脑子终于被老师们扭转过来，于是也投入到“文化热”里面，瞎吵吵，我的古典文学梦遂告终结。尤其吊诡的是，我竟然一转而成了一个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这在当时的大学校园里是很时髦的。大概在87前后，刘晓波在北京瞎吵吵，动静大得很，川大校园里也开始蠢蠢欲动起来。记得当时在寝室里听从北京流过来的刘晓波的录音，似乎很激动，虽然刘的声音让我很失望——因为全然没有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倒像是个太监在说话。接着，一帮同学就蠢动起来，还请了一个自称是“阳具诗人”的校园诗人，来给我们洗脑子，很煞有其事，都很神圣、很庄严的样子。我在这种氛围之中，也跟着大写了一些反传统的“檄文”，张贴在学校墙上。跟思想上的这种躁进相应的是，同学们在生活作风上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都在追求狂放，好像那才能显示自己的个性，当然免不了也要写些诗，而那些诗人据我所知大都是乱搞男女关系的。所以到87年以后，真正读书的人已经很少，都在表演。到了89年，那就更是表演得如火如荼了。

我事后反省，大二以后虽然跟着“文化热”跑了一阵，但其实什么都没搞懂，好像老师们也并不比我们高明到哪儿，当然这是后来自己读了一点书才明白过来的。所以，到了90年代中期，我就开始悔悟自己的大学时代完全是给浪费了，脑子给搞乱了，搞坏了。在这方面，老师们大概也是要承担一点责任的。

鉴于自己的经历，所以我并不相信80年代的所谓启蒙神话，我那个时代的思想和知识生产的总体评价是弊大于利，其实那个时候并没有生产出什么有质量的思想，只是浮躁，搬一些西方的东西，也都是在不甚了然的情况下的瞎整。80年代的一个功绩是把年青人的思想搞坏了，这种所谓的“启蒙”根本就不能跟五四相提并论。

这是我的一些厥词，当然可能是偏激的，因为毕竟当时在并非处于文化中心的成都，而且当时目力所及也很有限。欢迎大家扔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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