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贴一段01年的老发言记录。蔡老师批评的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对待80年代的态度吗？我这发言也是比较简单的。并没有说出我对80年代的全面的看法。欢迎板砖。
    由于文革普遍的社会灾难，第一个阶段是有着很强的文化活力的，是一次“思想解放”，我在此无意全面评价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而是从一个角度，它如何被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中，来观察它的过程。首先，所谓“现代化”，它产生了一种共识性的观点，把中国社会主义进程阐释为“非现代”的状态，是封建的，落后和愚昧的，这就排斥了从现代性角度反思中国社会主义进程的可能性，因而它将现代化的标准移向了“西方”。这样，西方和我们的关系，是现代和非现代的关系，或者，依照现在的普遍说法，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就改变了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三个世界的划分，是依照共时的空间进行划分的，毛泽东从现代社会的空间中，看到了压迫和反抗的关系。而“现代”“非现代”的关系，发达和发展中的关系，将这种空间关系转化为“时间”关系。这样，西方构成了我们的明天，我们将要到达的，必须追求的目标。用这种知识来阐释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我们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看法产生了大转变，以前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被重新解释为“文明和愚昧”的冲突的历史。在这样的观念之下，西方的形象得到根本的改变，西方是文明的象征，而作为侵略者的形象，被空前弱化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敌人不再是西方，而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用领导人的话来说是“落后要挨打”，挨打的原因不归咎于西方，而是我们自己。再以文明和愚昧的冲突观点来看中国国家内部，则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又得以改变，它不再是学习和改造的关系，而是现代人和非现代人的关系，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与国民性的关系。知识分子在这里，处于这样的位置：他是勤奋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人，又是国民、大众的启蒙者。从历史上来看，知识分子所谓的“主体性”的位置，就在这里。而作为现代文学的研究者，知识分子的一大目标就是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看成是“走向‘世界文学’”的进程。这个“世界文学”，被解释成世界各国克服民族狭隘，克服闭关自守，接受西洋文学，而汇聚起来的。一句话，世界文学的标准是“西方”的。请注意，这种“说法”与历史上的一些现象之间的区别，比如，鲁迅，自他步入文学界开始，也是自觉地走向世界文学的，但在他视野里，所谓世界文学不是同质化的，不是同一的，他提醒人们要更关注弱小民族国家文学，因为它们和我们更相似，他的早期翻译便是这样的自觉行为，在《小说月报》还有《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也就是说，这里存在着不同的世界文学观，现代文学观。一种是充满差异性的空间分布的，一种是同质的、同一的“世界文学”。现代文学研究者既然把西方作为世界文学的标准，那么，差异性也就不在他们有效的思考范围之中了，相反，差异性往往是需要克服的。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立身之本，知识分子更注重的是新文化，而对五四则所言甚少，李泽厚正面处理了五四和新文化两个方面，有趣的是，五四由于其“反西方”特色，而被贬低为一种临时的“救亡运动”，到8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还直接否定五四运动，因为它妨碍了新文化启蒙运动。
    沿着这样的“走向世界的文学”（一本汇集了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著作《走向世界的文学》），人们更兴趣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是如何吸收了西方文学，比如，李金发，抬得很高，比如鲁迅的《野草》，人们孜孜不倦地探索它和尼采的关系，和《恶之花》、《巴黎的忧郁》的关系。人们不会对左联的文学产生什么兴趣，当然对鲁迅的后期也只能有所贬低了。延安文学，新中国文学则是反面教材，而80年代文学则是接通了五四新文学，它们之所以得到很高的评价，也就在于它们不是以抵抗的方式，而是被解释为是对西方的世界文学的臣服。
    主体性和人道主义话语产生在这样的知识条件之中。作为阶级理论的替代者，人道主义让自己置身在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之中，它对专制主义的批判，不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而是把对象推向现代之前，推向封建主义。人道主义放弃了阶级论的观点，同时也放弃了对“人”的内部差异性的研究，而诉求于“人”的“全面发展”。80年代人道主义在反叛70年代的专制主义之中获得了合法性和正当性，但是，由于它没有处理人的内部差异，它在80年代社会进程中并没有完全承担起社会批判的任务，这样说好像未免太苛刻，但是，如果好好看一下人道主义话语中底层大众的形象，就可以知道，人道主义是用国民性来概括的，这种国民性的概括和鲁迅的国民性思想其实是大相径庭的，鲁迅所期望于大众的是反抗，在反抗中成为“人”，而80年代人道主义要求大众的，是文明，是臣服于知识分子设计的“先进的，现代的，西方的，文明世界”。具有讽刺性的是，在80年代，国民性话语似乎是遭压抑的，而到了90年代，伴随着下岗大潮，一本《国民素质忧思录》摆到了国民面前，得到了团中央的推荐，而这书的主题就是要求国民臣服于所谓“现代社会”制度。我们现在很多知识分子不仍然操持着人道主义话语，来谴责国民的吗？警惕“暴民”，警惕“义和团”的声音不绝如缕。目前的人道主义最糟糕的地方不就是一方面谴责民众的暴力，谴责他们的非文明，他们的愚昧，一方面又支持西方国家对非西方使用暴力吗？这和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位置有关，再说一遍，这是一个介于西方和国民之间的位置。
    我们不能否认80年代思想的内在张力，对80年代思想的知识基础的批判，不是要抹煞它的张力，而是要观察这种知识的客观进程，它不是一个人的主观动机所能左右的。比如，80年代眼中的西方，是一个幻想投射的西方，一旦这个幻想破灭，知识分子自己会改变立场，但是，他以幻想的西方建立起的说法，不会因他个人的改变而消失，这说法已经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环节，一个通向所谓全球化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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