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说几句

王晓明

从蔡翔兄的两个“三十年”的新提法看到诸位的讨论，我觉得关键的一点可能是在这里：如何理解1970年代晚期的那一股席卷全国的“改革”的要求？这个要求是直接因为“文革”而起来的，因此就引出另一个相关的大问题：如何看待“文革”？

就后一个问题看，两个看法直接对立：一个说“文革”与“十七年”是一路，另一个说“文革”是反“十七年”的。这样的分歧的关键点，是如何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式的“社会主义”，所以Zolo才贴出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因为这是直接在谈这一点的。

我们不是俄国人，除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我们还有更切身的“左翼”思想和实践的历史，这历史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至今还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当曹征路写出《那儿》这样的小说时，当这小说的素材在现实中一再重现的时候，我们就能真切地感觉到这个历史的某一部分的存在。所以蔡翔才说，社会主义不止是叙述，更是实践。

当然，他用了“失败”这个词来形容社会主义的实践。这个词用得好，他没有说那是“罪有应得”，他更没有说那是“资本主义复辟”。

要回答前面说的那两个相关的大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里入手：为什么“失败”？现代中国本来是以“左翼”的姿态开始自己的现代思想的，从1910年代到1950年代，中国始终产生不了强大的右翼思潮。为什么到了1980年代晚期，中国社会却大幅度右倾，整个1990年代还愈演愈烈呢？我目前的认识是：如果能明白这个问题，也就可以明白“文革”和“十七年”的关系，明白1970年代末的改革要求的大体性质，当然，更可以明白我们今日的基本现实了。

补充一句：每个时代都很复杂，要举出若干例子来证明一种判断，那是十分容易的。所以，这里特别需要一种识大体的能力，普列汉诺夫的遗嘱就是例子。

我的80年代

三秦

从蔡翔兄的两个“三十年”的新提法看到诸位的讨论，我觉得关键的一点可能是在这里：如何理解1970年代晚期的那一股席卷全国的“改革”的要求？这个要求是直接因为“文革”而起来的，因此就引出另一个相关的大问题：如何看待“文革”？

就后一个问题看，两个看法直接对立：一个说“文革”与“十七年”是一路，另一个说“文革”是反“十七年”的。这样的分歧的关键点，是如何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式的“社会主义”，所以Zolo才贴出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因为这是直接在谈这一点的。

我们不是俄国人，除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我们还有更切身的“左翼”思想和实践的历史，这历史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至今还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当曹征路写出《那儿》这样的小说时，当这小说的素材在现实中一再重现的时候，我们就能真切地感觉到这个历史的某一部分的存在。所以蔡翔才说，社会主义不止是叙述，更是实践。

当然，他用了“失败”这个词来形容社会主义的实践。这个词用得好，他没有说那是“罪有应得”，他更没有说那是“资本主义复辟”。

要回答前面说的那两个相关的大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里入手：为什么“失败”？现代中国本来是以“左翼”的姿态开始自己的现代思想的，从1910年代到1950年代，中国始终产生不了强大的右翼思潮。为什么到了1980年代晚期，中国社会却大幅度右倾，整个1990年代还愈演愈烈呢？我目前的认识是：如果能明白这个问题，也就可以明白“文革”和“十七年”的关系，明白1970年代末的改革要求的大体性质，当然，更可以明白我们今日的基本现实了。

补充一句：每个时代都很复杂，要举出若干例子来证明一种判断，那是十分容易的。所以，这里特别需要一种识大体的能力，普列汉诺夫的遗嘱就是例子。

且慢轻言总结

扫叶煮茶

如何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最近这几年知识界谈论较多的话题，但是迄今未见有何深入。左翼对前30年的处理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肯定其经济成就上，认为后30年的飞速发展是前30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回避了敏感的政治问题，也回避了个人在这时代里尤其是在文革中的感受。这样的论述显然说服力不够，尤其难以说服那些在文革饱受挫折的人。因此我们在谈论这段历史时可能首先需要确立这样一个意识，即以反思的态度进入历史，去质疑、质问，然后才能谈得到打捞。不经过这样一个反思的过程，任何草率的总结都是无效的，反而会授人以柄，错失历史的良机。

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现在其实还远未到轻言总结的时候，基础性的研究工作还远远不够，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还是嫌模糊，政治的演进也许还稍清楚一些，但在社会生活的层面呢？恐怕不是那么清楚。很多人的判断都还只是凭据个人的记忆，这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需要有一批人沉下来扎扎实实地做上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研究，才算是初步具备了讨论的基础。

当然，也许有人会觉得缓不济急，现在中国都这样了，还能等那么长时间吗？但我还是认为不能因为中国目前的状况就好像觉得说过去的好就天然具有了合法性和正当性。现在说毛时代好的人很多是因为在现实中有挫败感，这种个人性（也代表着某一群体）的感受和体验尽管可以构成进入问题的出发点，但是如果不能在研究中摆脱这些感受的纠缠，恐怕也会有一定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心态不能浮躁，不能因为现实的逼迫就胡乱祭起法宝，那样只会使法宝变得无效。历史给了我们机会，但我们不能因为草率而浪费掉这宝贵的机会。所以我们在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时一定要谨慎，不可冒进。躁进的左派往往比右派更误事，这是需要我们牢记的。

蔡翔老师的这篇文章总体上还是体验性的，他提出了问题，却没有提出进入问题的路线，而这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的地方。两个30年的划分，我个人觉得是不尽合理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至少应该再往前延伸到解放区的制度实践，下限似乎也不应该划到1976年，至于究竟应该以什么时候为下限，可能还需要经过大量的研究才行。蔡老师文章中有两点我觉得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的两种记忆，叙述的和实践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异确实可以凸现许多问题。我想这种区分对于我们做文学史研究的更有启发性，而需要考察的叙述既包括前30年里的，也包括后30年对前30年的叙述，前后叙述的反差也正可以凸现时代演变的脉络。在叙述的问题上我以为没必要纠缠“实践”也是叙述的“实践”，虽然一切皆叙述，实践的历史也是一种叙述，但是不能因此否认历史的实存性，通过仔细鉴别不同叙述的矛盾交织和冲突，不是也能触摸到历史实践吗？对话语的分析正应该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另外一个是对80年代的评价问题。蔡老师是80年代的过来人，对那个时代有深厚的感情，所以强调80年代的启蒙运动具有伟大意义，今天的问题不应该由80年代来负责。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的，80年代的意义理应肯定，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80年代的启蒙是有很大问题的，在内在理念上是有致命缺陷的，这种缺陷在80年代末的动乱中已经暴露得很充分。另外90年代和80年代之间是不是也有某些共享的精神呢？这两个时代之间也许不能设置一种简单的推演关系，但是清理两者之间的精神联系仍然是有必要的。80年代不应被完全否定，但同样也不能被神话化。对今天的反思理应包含对80年代的反思，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出发点吧。

历史分期论

SANCHO

历史划分的大或者小，不是问题；按照什么标准划分，不是问题；甚至划分的结果和意义，也不是问题。两个三十年，或者三个或者四个，取动由人。很多朋友不是说道九十年代也复杂嘛。那么实际上任何一个小的历史单位都复杂。黄仁宇说李约瑟当年给他讲历史研究最多以三十年为长度单位，呵呵，刚好用到了蔡先生的划分上，但蔡先生这是“历史研究”么？但我们可以说借助历时性经历形成的感想往往也能有历史叙事的肌理的存在。

历史不是由时间构成的，如果是那样，历史就是不断重复的账本，人这物种能有多少事儿好记？历史只由事件构成。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如果形成，它就造就了历史。两个三十年，提法很有趣，但是要看到，到底哪个三十年真正构成了“历史事件”？也就是说，哪个部分是“重要的”？

当然，什么是重要的，这个问题又变成了标准问题，究竟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历史的问题。那么很自然，这才是两个三十年产生差异的根源。如果我们认可这两个时段中间的差异，等于承认了在其中发生区分功能的标准，那就是这两个时代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人言言殊。但绝对不一样。但要是不承认呢？这两个时期其实是一回事呢，比如，它们就是同样一个驱动力产生作用的结果，是国族命运发展统一逻辑的不同阶段。这也完全说的通。很说的通，谁说文革和十七年没有民族国家的想象作为支撑呢？那么问题就出来了，第二个三十年为这个大逻辑做出了贡献么，如果有，比如说我们富了，有钱了，能往欧洲卖衬衫了，那这第二个三十年可以成立。如果没有，比如，我们现在只有按照别人的逻辑，在别人的夹缝中挤压中生存，那它就不能成立。肯定不能，只能说它是第一个三十年的倒退，还在第一个三十年中没有任何区别。

两个三十年中间当然有失落、有幻想的破灭、有不可思议的大变化带来的不知所措。但这些东西沉淀了以后呢，在不同时代中间相通的大逻辑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位移，这才是区分的关键，而不是感情。

但感情这东西，如果它是纯私人的，可以说没有太大意义，可是，某种感情一旦成为了全局式的共同的缅想，那它就不仅仅是情绪本身了，它可能具有着书写历史，形成历史叙事的强大动力，蔡先生的这个表达，可以说正是以他自己一代人的集体感触的来描写他们经历的两个时段中间的动力机制。可以说，这两个三十年里，一方面极其表面化情绪化，另一方面，这个区分又是某种共同意志的体现，也就是历史意志的体现。在回想，那种没有太多强制性规定的自由回想中，历史叙事的动因出现了。

请注意，恰恰是某种叙事，才真正算得上是某个“历史事件”形成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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