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帖有感一:震灾与人道主义等

    看了王老师、三秦还有zola的帖子，也想说说自己的想法。关于这次灾情，媒体与国家如此无间密切的合作，达到了非常成功和有效的动员效果，尤其是大型晚会“爱的奉献”，把这次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情感动员推向高潮，从最高国家领导人把人的生命放在最高位置，到一次次地出现生命的奇迹，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无数次地经历着悲喜交加的情感洗礼。“人间自有真情在”、“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明天更美好”、“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只要人在，就不怕没有希望”，国家领导人、解放军、医疗队、媒体人、国际救援队，还有无数的企业、个人捐出善款，似乎一切都无需动员，我们看到了人们的自觉和自发，并且这种自觉不仅仅在国内，“全世界”都以直接或间接捐助的方式参与到对灾民的关爱和救助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可以感受到各级各种国家机器运行的如此流畅，另一方面感觉到“企业家”、“普通市民”如此之高的自觉捐献的热情，似乎一切都是这么自然，这么恰当。但是，正如zola的帖子所说，似乎除了爱的话语，也说出其他的东西，在这里，或许不在于爱的话语的空洞性，而在于这种建立在人性、人道基础上的道德、伦理话语是如此的具有霸权性。从国家领导人的以人为本，到普通个人的献出爱心的道德自律。如果稍微拉开历史的纵深，回到新时期初期关于人道主义、异化的争论还被作为一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标志，那么30年之后，这种话语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这个社会唯一具有整合力的话语。在这种“爱的奉献”的感人画面中，救助者是如此的尽心尽力、无私奉献，被救助者是如此自觉地说出“谢谢”、“感谢”，就连90年代以来不断地借助冷战想象来制造人权话题来指责中国的西方媒体（尤其是发生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的时候），也几乎找不出任何质疑***政权的空间，不久之前因西藏问题而出现的反华大合唱瞬间瓦解，与海华华人护卫圣火的悲壮不同，日本、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国家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以至于产生了“全世界联合起来”的幻觉（当然不是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可以说，借助这次救灾，国内变得空前和谐，国际环境也暂时逾越了冷战想象，感觉中国终于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世界”竟然会如此美好？
在这次抗震救灾一开始，就看到王老师在论坛中指出，不要在大灾面前认为“个人”的无用，在政府运作失效的时候，志愿者或民间社会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关于这一点，三秦也强调增加民间自救的意义，似乎与王老师、三秦的论述有点偏差的是，更感觉到，民众自发的救助是如此“强大”和自觉。这次救灾的动员效应绝不仅仅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宣传，而是以城市市民或说中产阶层的自觉的慷慨解囊，一种以人道主义为主体的道德自律如此自觉地被调动起来，不由地感叹中国市民社会的强大（只是90年代初期对民间社会的讨论所携带的那种民间对抗政府的批判色彩在这次灾情中被有效而合法地转化为民间社会与政府密切合作），如果说超女比赛通过“拇指民主”实践的民间社会的想象，那么这次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中产阶级市民的强烈的“责任感”和道德感。这种道德感并非此时此刻才被焕发出来的，尤其是最近一两年，在媒体上不断地看到一种救助热情，尤其是救助弱势群体，不要说贫困大学生了，被广泛报道的是对残障人士的救助（一种因生理原因而成为社会弱势，而不是社会原因的弱势，而地震作为自然灾害，也更容易整合进人道主义的话语，因为没有“社会”责任，王老师对人祸的强调也很难在媒体中出现），而一个有趣的争论是某捐赠者指责被救助的大学生没有合理使用捐款读书而去创业的争论，从这里可以看出，被捐助者应该有“自觉”地向捐赠者感恩的意识，似乎和谐社会的和谐之处，在于献出自己的爱心，去帮助应该帮助的人。而关于这次救灾捐款，在网络上讨论最多的是那些企业捐了多少钱，那些企业没有捐钱，在这里富而有礼获得最佳的体现，对于那些没有捐款或捐款较少的知名企业家的指责（如王石），则主要是因为他们似乎为富不仁，那么，在不断增长的捐款数额里面，是不是为富仁就获得了道德正义性呢？或者说在这种以金钱为唯一指标的人道主义救助中，阶级的问题如何被处理呢？再进一步说，这种社会救助的大合唱似乎要有效地面对和解决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急剧分化的阶级事实，以缓和阶级矛盾，也就是说，有困难、穷一点不可怕，社会、有良知的人们会“解救我们的”，富不富不是问题的关键（2000年前后围绕着资本家入党的问题而展开的争论），问题被转移为富要救助社会，富要帮助别人，否则就是不道德，这似乎已经成为当下的社会共识，当然，从王石的道歉、家乐福的积极捐款中可以看出，网民或消费者作为消费主体的“力量”（作为房地产和家乐福的消费对象的显然是城市中产阶层或市民，这些市场逻辑内部的“上帝”是不能得罪的）。

    在这里，似乎可以看出“爱的奉献”这样一个短语的有趣之处。如果联系90年代中期出现的“分享艰难”这样一个短语巧妙的回避了“谁”分享“谁的”艰难的主体与客体的问题（人民主动分享国家的艰难），那么“爱的奉献”也是如此，谁的爱奉献给谁，如果说后者是灾民，那么前者是谁？似乎是你，是我，是我们大家，是电视机前的观众，而爱的奉献恰恰要空出这样一个主体位置等着你、我来由衷地填充，而很少有人把自己放置在被救助者的位置上，这就很有趣了，人人都是奉献者，这里的人人真的是人人吗？这种中产阶级道德依然是有边界的，我们从电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所有的献爱心的人都是城市市民，农村/农民依然在这种市民空间想象之外（也就是在市场所划定的边界之外），或许他们只能出现在被奉献的位置上，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能不说，爱的奉献是如何抚慰或满足了我们作为中产阶级主体或准主体的良心和道德感。

    回到zola的问题，80后似乎没有经历过大的历史，而缺乏历史感，这种去历史的感觉确实普遍存在，以至于王老师经常慨叹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这个问题如果再延伸一步就是个人与历史、个人与社会的一种有机的纽带被隔断了。就不说知识分子了，现在个人很难有效地建立自己与政治、社会、国家之间的联系，当zola说到80年代个人（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参与感，王老师对这种参与感也有着深深地眷恋，而这种参与感的消失，很大程度上，与50-70年代的革命文化的无效或拒绝有关，或者说个人对政治的责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在告别革命的后冷战的语境中，个人如何参与就成了一个问题？远得不说，就说七八十年代之交，知识分子的那种参与政治、心系国家的主体位置，让我们这些80后看来，多少有些知识分子的自恋，但不管怎么说，80年代还保有50-70年代政治文化的遗产，而这种遗产在80后这里或者说90年代之后就逐渐看不到了，其后果在于，对于历史的冷漠和无知，导致如何面对今天的生活、今天我要去做什么、我要选择什么等问题时，不需要历史的参照，只是偶尔地在特殊时刻感受到自己与历史、社会的关系，比如1999年5月8日大使馆被炸、今年年初的雪灾和火炬传递以及此刻的灾情，在这里，我、个人突然与社会发生了关系，而或许可悲的是，这种被招呼出来的参与感，也只是爱的奉献，恰恰是因为对历史的冷漠，使人们很轻易地就把一些说法看成是自然的、当然的。

    最后，我并非要反对人道主义，还是一个老问题，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政治上的人道主义。

读帖有感二：回应三秦、liyang、不爽、aliaduo123、九九的帖子

匪兵甲


    先说liyang的帖子：“为什么同样是大灾，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表现得与98年抗洪水时完全不同？我们已经很难找到没有参与其中的社会阶层或组织，所以中产阶级的讲法我是不能同意的。把人道主义话语做实在中产阶级上，我觉得快了。”其实不在于有多少阶层被人道主义的话语所整编，而在于此时此刻人道主义、人性的说法成为整个社会的霸权，恰如三秦所说都已经流行了20年了，或者进一步说，这些观念19世纪已经形成了，在这一点上，zola说这些说法很抽象，在任何时候都适用，是不准确的，起码在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就不一样（当然，我并不是说革命文化是不要人性的，我只能简单地说，那是另外一种与这种逻辑不同的逻辑，而不是反面）。也就是说本来是某个阶层的意识，但这种意识却获得其他阶层尤其是被统治阶层的由衷的、发自内心的认同，这就是霸权的威力，使人们意识不到或者说不能马上就意识到这是某个阶层的诉求，三秦说“爱的奉献”的晚会很空洞，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能指越空洞，越具有包容性（好像许宝强说过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都很空洞，但很有收编力，或者说很有效），正如liyang感觉到这种话语不仅仅被中产阶级所认同，那么这就正好说明这套说法在当下的中国是多么具有霸权性，一个简单的解释，可以说，在98年抗洪水时这些说法还不能被官方、媒体、个人所完全认同，但是改革开放30年之后，这套说法已经成为当下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啦，再说一次，要成为支配性的，光靠官方宣传不行，需要被统治者的由衷和无间的认同。但是，即使这种说法变得如此具有整合力，我们可以看到，这套说法的边界依然很清晰，就是市场内部里面的市民，农村/农民已然不在捐款、爱的奉献的想象的共同体里面（起码媒体上很少看到这样的报道吧，即使有，也不是媒体和观众所想象中的那些要献出爱心的人），三秦说“大小城市，一瞬间，血库全满，任何一种‘慈善’，也做不到”，是啊，城市里面的市民都很自觉啊，不用等党和政府来动员，就已经自发行动了（当然了，我想三秦也许可以从这里面看到某种社会主义的遗产，这可以再讨论），这也只是“大小城市”吧，非城市地区呢？正如三秦说的好，现在市场的代言人已经对农村虎视眈眈了，或许有一天，市场把所有的外部都吞没了，悖论的是，市场永远需要一个外部，以前是殖民地，是女性，是黑人，现在这些都“解放了”，城乡、欠发达地区以及家庭依然是市场的外部，为市场提供原料/劳动力，并负责回收废弃物。我并不是要把人道主义简化为一种中产阶级道德，只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我们怎么去讨论阶级的问题，难道全社会大家互相救助，就能携手走向更美好的明天吗？说的更具体点，地震的时候，社会和谐了，那些看不见的“社会（政治）地震”（也就是社会变迁）呢？在不到十几年的时间里，社会财富基本上又获得了重新分配，这还不是一场社会地震吗？如果按照现在的逻辑，既然有社会地震，那就救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相信明天更美好，显然，这样的说法，是认同了既然都已经“地震”了，还讨论该不该发生“地震”干什么，大家都捐款捐物来救助“灾民”吧，如果说在自然地震面前，很容易指认出灾区和灾民，那么在社会地震面前，或者简单地说，面对那些被市场的逻辑所抛弃和伤害的群体，该怎么办呢？这种人道主义话语的有趣之处，在于可以清晰地划分出救助者和被拯救者，恐怕在爱的奉献中，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自己应该成为那些接受奉献的人，而是应该去奉献的人，因为我们自然地认为自己就是在市场所划定的边界里面，在这种抚慰中，我们不会去想“地震”发生的合不合理（当然，如果发生自然灾害，更不需要去追问）？反而是在认同有灾害的前提下，使灾害变得无害，有效的意识形态不是不让人看见，而是让“黑暗”的有威胁的力量以某种方式显露出来，然后再用安全的方式来驱逐“黑暗”，现在的驱魔术，最有效的一个，就是“人人”都点亮一盏灯，可以少一点黑暗（我完全认同那些试图改变市场的逻辑而寻找另外道路的勇士们），我们就可以踏实了，就可以心安了，我们在抚慰灾民，也在抚慰我们自己。
    对于aliaduo123的帖子（相信aliaduo123在这个论坛中比较孤独吧，因孤独而更悲壮），批评政府或国家是可以的，只是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我们似乎也应该看到中国政府已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越来越和国际接轨了，基本上不再使用“堵”的方式，而是“疏导”，甚至网上出现了什么声音，马上就有回应，政府可谓很高效，也很聪明，基本上堵住了自由派的嘴（唯一的质疑也就是捐款使用的有效性以及教室是否存在腐败等问题），而左派似乎感觉要有话说，但不知道要说什么（或许，在这次救灾中，政府做得如此之好，作为“部分人民”的市民也很具有自觉性，因此，无话可说）。
    最后，从大家的帖子，三秦、不爽、九九等，可以看出，是不是应该从这种人性、人道的老调中看到一些积极的历史可能性，这个，我也拭目以待，看到一个帖子说，凤凰台的嘉宾说，这次救灾充分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中央台的嘉宾说，这恰恰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结果，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参照。问题总是那么复杂，提供了我们这些学院中人“扯淡”的机会，呵呵！但是不扯又不行啊，30年前就是因为搁置争议，一心往“钱”看，就在不知不觉中过来许多年，“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啊，不争论是不行的。

        读帖有感三：“非震区灾民”、“爱的奉献”及“志愿者”


    看到“草草”转过来“天涯热贴选”，其中第一篇是关于“非震区灾民”的帖子，是一个工厂的工人（对于作者是不是这个身份，草草有所质疑），为自己没有捐款而感到愧疚，非常自责地说“我是不是值得鄙视”，没有捐款的原因似乎有这样几个：一是厂门口的捐款箱无人问津，作者也不愿意“露风头”，因此，“心里却一直有点疙瘩，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错事，一直在受良心的谴责”，二是为了平复自己的良心，同时又不想在同事中显得“另类”，就必须“坐公交车到很远的沃尔玛超市门口的红十字会捐款箱”，考虑距离的原因，作者也没有去，第三个，或许也是对作者触动最到的一个原因是，他看到灾民的伙食“标准”（暂且不说事实）比自己这个工厂的正式工人还要高，“灾民一天的生活费比我两天的还多”。考虑到这些原因，作者没有去捐款，因此，“我一直觉得心里很纠结，不捐钱好像欠了谁的。难道我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吗？我也曾自愿地跑到血站去献血。我为大灾流了无数的眼泪。”或许，把这些难言之隐写出来，可以缓解自我内心的自责，或者说求得原谅本身是自我赦免的一种方式。读这样一个“故事”，我觉得有点震惊，或者说作者（考虑网上“谁也不知道对方是条狗”的潜规则，暂且不追问发帖人是不是与帖子中的叙述者统一，其实，统一或者不统一都是很有趣的事情）如此强烈的自责和自省意识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是什么对这样一个帖子中的工人造成如此大的愧疚感呢（帖子的叙述很想宗教忏悔，说出自己罪过的过程也就是自然获得了赦免）？帖子的第一句话是“第一次在电视到看到灾情，我吃了一惊，继而看到救灾，感到安慰与感动，每每在电视前泪流满面”，电视以及电视中的灾情和救灾使作者感受了一种捐款的压迫感和情感的强制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电视/传媒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所发挥的巨大而成功的动员或询唤效果，或者说，“不捐款就会造成良心自责”，而问题的有趣之处在于，这份自责来自工厂的工人，按照作者的叙述，仅从灾民的伙食对比中，可以看出他是比灾民更“灾”的群体（为什么会如此呢？想必大家都很清楚，工人阶级是如何从受社会主义体制保障的准城市中产阶层在十几年的变迁中如何失去了历史的主体位置而跌落到社会底层的，尽管还有比工人更低的看不见的底层），如果真是如此话，帖子的叙述者本人应该也是被救助的群体才对啊，可是他（姑且把帖子的叙述者认作是一个男性吧，工人与男性的想象更符合社会常识，一般农民在“工农兵”的叙述中会以女性身份登场）为什么偏偏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需要帮助的人，反而为自己无法成为捐款者也就是帮助别人的呢？这恰恰是“爱的奉献”等人道主义话语自身所建构的主体位置，也就是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爱的奉献”需要的是“献出”，而不是接受（作为客体的接受者在这种叙述中是没有位置的，主体才有位置），因此，帖子的叙述者为自己无法填充或满足这样一个必须“献出”的主体位置而深深地自责和焦虑，当他写出这些“忏悔”的时候，草草说“天涯上的回帖，大家几乎都好心地说，少捐点没有关系，心意到了就好了”，这样的回帖应该可以使他获得安慰。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建立在人性、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以捐款捐物为行动指南的意识形态性，不在于要求富人、有钱人、中产阶层去献出爱心，而是那些显然低阶层的人们也要由衷地认同于这样一种叙述，并把这种叙述逻辑内在化，这也可以证明这样一套话语自身是如此地具有整合力和霸权效果。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进一步追问，究竟是为什么这样一套老话语会“焕发出新颜”，远得不说这套话语形成于19世纪，就连30年前刚刚在中国出现的时候，其意识形态性还昭然若揭，甚至被作为异端的思想，但是此时此刻，已经很难再指认出它的意识形态了，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恰恰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才能有效运作，一旦露出意识形态的尾巴，也就离失效不远。如果说这套话语会如此有力而有效，恐怕与中国当下的社会结构有关系，如果说90年代中期，中国还处在阶层极速分化的过程，那么最近一两年，似乎这种社会结构的分化已经完成，大家很清楚自己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就像帖子中的叙述者，他分享了这种中产阶级的陈词滥调（这种论调的有效性，不在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有没有形成，或者说人数和力量究竟有多大，而在于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成为大众媒体——显然，农村不再这个“大众”里面，理由也很直接，农村还没有充分市场化——所竭力建构的社会共识，也就是说，中国虽然没有80%的中产阶级，但并不妨碍以中国大小城市为市场边界的社会把中产阶级的价值作为社会的主流价值），同时他也从“新闻”中看到了自己实际上处在比灾民还要差的一种阶层位置上，但是他无法也不能对这种中产阶级话语提出什么异议或不同的视角，反而是无间地把自己恰当地放在要去捐款的位置上（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种意识形态与阶级位置的错位是否说明了另外一个老说法，从自为的阶层变成自在的阶级需要“先锋党/知识分子”来灌输或植入呢？）。也就是说，在社会阶级分化已经完成的今天（都已经建构完成了，我在这里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使得这种爱的奉献的话语得以成为社会各个阶级所分享的霸权逻辑。

    如果稍微追溯一下《爱的奉献》这首歌曲的诞生之处，是在1984年的春节晚会上，韦唯演唱的《爱的奉献》是为聂卫平姐姐家的保姆演唱的，因为保姆不幸身患绝症，因此号召现场观众和社会各界给她捐钱，很有趣的是，这里的被救助者是保姆，捐款者是保姆的“主人”（没有讽刺的当事人的意味），捐助与被捐助者的权力以及阶级位置已经很清楚了（“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起码宣传的是兄弟情谊，而不是主人与奴隶的“和谐相处”）。联系到最近几年的感恩教育，显然爱的奉献也不是无私的奉献，捐献者捐助的是“恩情”，因此被捐助者应该懂得“感恩”。这种感恩的画面相信大家在媒体中所报道的一次次被救出孩子、妇女口中说出（孩子、女性依然是更感人的弱势者的代表，在“宣传策略”中也更有效），尤其是《爱的奉献》晚会现场，灾区的孩子要求刚刚联络上的已经脱险的父亲，一定要去做志愿者，去帮助更多的人，确实是很感人的（我看的时候，也哭了，相信人性的伟大，相信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在这里，似乎可以追究一下“志愿者”怎么成为了一种有效的身份认同，按照“百度词典”上的解释“‘志愿者’是英文volunteer的中文译法，也被译做‘义工’。志愿服务起源于19世纪西方国家宗教性的慈善服务，在世界上已经存在和发展了100多年。核心精神是“自愿、利他、不计报酬”、“志愿者概念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并以1993年12月5日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成立为标志性事件”，这些说法显然更强调志愿者服务的西方源头以及中国与世界接轨的标志，而与我们的成长记忆更相关的是，“志愿”所引起的联想是抗美援朝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入党、入团志愿书中所填写的“我志愿加入……”，而在网上查到的关于志愿者服务精神的实践者是雷锋精神和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这也是很有趣的事情，与其说这是雷锋精神和白求恩精神在志愿者服务中的延续，不如说借助志愿者服务这样一个词汇把雷锋精神中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道德典范和国际主义精神转化为一种人道主义叙述，或者说“我志愿”中志愿是一个动作，加上“者”这个助词就变成了名词了，也就是说“我志愿”的对象就消失了，我志愿做什么不重要了，或者说，“志愿者”是“志愿”的名词化，同时也是志愿的对象，即“我志愿成为志愿者”，“志愿”本身就是“志愿”，多么好的同义反复啊。

                读帖有感四：“80后”的“中国心”及其意识形态效应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80后“终于”获得雪耻恶名的契机。80后作为一种似乎获得承认的命名，经常是娇生惯养、自私自利、特立独行等负面形象的代名词，尽管以韩寒、郭敬明、春树等青少年作家为80后的代表首先在市场的意义上获得成功，姚明、刘翔等体育明星也被划归80后，但是80后并没有能够摆脱不负责任的“温室里的花朵”的想象，但是，通过这次抗震救灾，正如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5月21日）所说：“四川地震固然是一场悲剧，或许它也带来了一些好处。它有助于消除一个偏见：中国新一代学生都是自私的物质主义者”。80后不仅踊跃参与献血、捐钱捐物，更以个人或志愿者组织的形式赶赴灾区直接参与救灾，其中韩寒，作为80后的“杰出代表”­——以反叛学校体制而成名的小说作者、赛车手，同时也是最先获得80后命名的人物之一——更是身先士卒，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据说推掉了一些代言活动）。与这些80后的“明星们”稍有偏差的是，参加抗震救灾的解放军、武警部队、医疗队中也有许多是80后，“80后志愿者成为四川抗震救灾志愿者的中坚力量”，教育部也对“80后”在抗震救灾中的出色表现给予表扬（尽管教育部把80后的表现归功于校园里的政治思想教育），香港的《南华早报》也说“爱国主义重塑‘80后’一代”。这种对于80后的正面评价，并非始于这次大地震，而是年初南方雪灾中，80后已经获得积极参与救灾，到了三月份“反藏独，护圣火”的活动中，“80后的爱国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尤其是海外的80后们，“从‘反藏独’大签名，到msn ‘爱中囯’红心大联合，再到‘ANTI-CNN’网站的创建，这种团结意识、爱国情操和首创精神不禁让人对‘80后’刮目相看、肃然起敬！”，有“‘80后’领导全球爱国行动，中华后继有人”的盛赞，似乎在灾难中80后终于“长大成人了”，或者说“80后终剥去‘妖魔化’外衣：被赞已走向成熟与理性”，这种叙述的逻辑支撑是，备受指责的80后不过是未成年人（“不懂事的小屁孩”），而经历了某种“考验”/磨难，80后成为了法律、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有责任、有担当、有理性的人，准确地说男人）。在一篇《成熟，就意味着担当》的帖子中，网友总结地震发生后“80后”变化：

变化一：以前不怎么看中央台一套；现在锁定CCTV1不换台。
变化二：以前心情为股票涨跌起起伏伏；现在恰好买的股票涨停，但就是兴奋不起来。
变化三：以前并没发现自己和周围人有多爱自己国家；最近发现自己其实爱死她了。
变化四：以前晚上有空就去逛街、和朋友泡吧、K歌；最近没这个心情了。
变化五：以前总觉得做白领好累、压力大，有很多事情要烦；最近发现还是关心灾情占了很多的时间。
变化六：以前很担心我们国家万一遇到类似70年前的日本侵略，会心不齐，没有凝聚力；现在发现自己是瞎操心。
变化七：以前和谁都客客气气，现在对不关心地震的同事；划开了界限，觉得不是一路人。（读者可检验以上变化，看自己符合哪几条。）

    在这里，这种成熟的“主体”有具体的所指，就是一种“爱国情”， 恰如“ANTI-CNN”网站的创建者说“如果没有国家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如果说这种爱国情，在三月份的“爱中国”红心大联合中，还会出现被指责为民族主义的杂音（民族主义成为一个负面修辞本身是意味深长的，作为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单位的国际秩序，无论怎么说，民族主义都是其认同的基本或有机组成部分，如果说民族主义被扭曲成一种排外的、自我封闭的、乌合之众的代名词，那么如何讨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合法性呢？或者说对民族主义的妖魔化本身，是不是对这段历史的一种负面书写的一部分呢？），那么到了抗震救灾中，80后的爱国情就很少被指责为一种受到国家动员/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了，反而不自觉地把80后从“特立独行”的个人或个人主义姿态（有时候这种姿态也被解读为一种社会的抗争，如2004年2月，《时代》杂志将春树作为封面，把春树、韩寒、满舟和李扬这四个中途辍学、性格叛逆的年轻人作为中国“80后”的代表，他们是中国的“垮掉的一代”及嬉皮文化的代表）转变为或整合为与中国（国家/政府/社会）或祖国高度认同的主体的变化作为80后的自觉、自愿和成熟，而不是政府的宣传/动员（煽动/收编），可以说，这种主体位置的转移，与其说是一种阿尔都塞意义上的“个人与社会的想象性关系”的调整，不如说是葛兰西的霸权（文化领导权）又一次发挥作用的时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危机时刻，或者说动员的时代里，个体是如何被主动地、自愿地吸纳到国家、民族、祖国等认同之上的，就连似乎被认为是在个人主义的养料中长大的80后，也可以“轻易地”被“收编”，就像“志愿者”这样一个有着明确方向性的身份一样，“我”是自愿的。

    作为在去政治化的政治的环境中长大并接受教育的80后，普遍存在着政治/社会冷漠症，尤其是90年代之后，中国彻底进入一个后革命的年代，我同意一位学者的描述，80年代基本上还延续着50-70年代的政治文化逻辑，或者说80年代虽然已经开始清算革命或左翼文化，但社会主义体制还没有完全瓦解（正如王朔小说中，可以拿革命文化进行调侃以达到自我批判的效果，那么到了90年代《阳光灿烂的日子》以及21世纪的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这种调侃已经变成了一种“深深的怀旧”而不是嘲讽和批判了）。简单地说，伴随着革命文化的消失，个人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开始脱节了，也就是说市场意义上的个人是一种去政治化或非政治化的个人，正如朱文的小丁系列（如《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个人如何与社会建立一种关系成为小丁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很难为个人提供这样一种有效的主体位置，而恰恰是消费主义之下的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有效的安置个人位置的方式，这或许不仅仅是80后的问题。

    如果说80后真的发生变化了，或许与80后的主体结构的形成有关。80后的命名与以下一些社会事实有关：1、80后是独生子女的一代（城市更为严格地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80后也基本上是指城市青年），是娇生惯养的小皇帝；2、80后主要以金字塔式的应试教育为基本经历，尤其是相对滞后的中学教育，表面上处在一种失效的状态中，但是某种意义上，也为80后打下了印记，比如语文课本中基本上是现代和50-70年代的作品（有趣的是，在80后的语文教科书中，文革作品被剔除，十七的作品保留下来，而在21世纪的教改中，反而放入了革命样板戏片段，而把十七年的作品基本上都删掉），因此，在进入大学之前，80后基本上在封闭、保守、集体主义的氛围中（尤其是像我这样在小县城接受中学教育的80后）度过中学教育，直到有幸进入大学，似乎自觉地经历了一次自我“解放”，认为以前在中学学习的知识都是无效的政治宣传，由衷地认同一种自由主义的逻辑，比如我在大学前两年（90年代末期上大学），对政治很讨厌，认为政治为什么要干预文学呢？文学、美学应该具有自己的纯粹价值，因此，非常喜欢先锋小说，喜欢法国的新小说，喜欢现代派的作品，不喜欢那些现实主义写作，认为写作与社会、现实没有关系才对，现在想来，这种逻辑真是很80年代，尽管是如此地逃避政治（连自己在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身份也觉得不光彩），但是，还是有一种对社会现实，尤其是“社会黑暗”的强烈兴趣，同学之间经常分享一种对当时社会严重的阶级分化的不满情绪，我想，之所以能够调动自己的情绪，应该与相对滞后的中学教育有关，幸好中学老师还不太灌输80年代的一种去政治化的文学、美学逻辑（毕竟中学教育有规范性教参等制约性因素），反而教给我们的是教条化的50-70的文艺观念，但就是这种教条化，也许使我们分享了一种强烈地对现实的共鸣性，我想，这也许是80后的一份精神遗产吧（有点纯粹是个人经验，也算自我反思吧）；3、80后这个命名的出现，与一批媒体或书商制造出来的少年作家：韩寒、郭敬明等有关，或者说80后的出现，是以这样一批少年作家在市场意义上而不是文学、美学意义上显影出来有关。

    与80后相关的文化逻辑是：80后作为一种代际命名，并非始作俑者，最早在文学杂志中出现的是70后写作，随后才有80后的作家，再往后，80后被应用对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描述，这种不断更替的代际划分本身是很80年代的文化逻辑，当然80年代又延续了五四以来对于新一代、少年、青年以及孩子作为拯救性力量的浪漫化的直线进化论式的想象有关，因此，80后基本上可以等同于青年人，自然或先然背负着国家/民族未来的意义，无论是对80后的负面评价（恨铁不成钢），还是80后的正面评价（成熟，就意味着担当），都是这种想象的产物，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经过80年代的“反动”，作为历史主体想象的“工人阶级”、“工农兵”、“人民”已经失效，那么对于下一代这一可以“必然”充满希望的青年人的身份：80后，就成为填补50-70年代革命文化消失之后历史主体空白的一种可能方式（这可以从去年的两部热播电视剧《士兵突击》与《奋斗》中看出蛛丝马迹，前者是底层青年如何在社会结构中寻找自己位置的“白日梦”，一种“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即不抛弃理想，不放弃战友，也就是要坚守一种基本的道德底线，不能为了胜利的结果而不择手段，后者则是资产阶级之子的没有奋斗的奋斗史，子一代或许不需要金钱所标明的成功，但需要的是核心家庭的圆满和朋友的友谊，这两部戏所召唤的主体恰恰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如果说80后的主体位置中残存了一些社会主义文化的遗产，那么这点遗产能否发挥出一定的政治能量呢？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对于80后的爱国情、中国心来说，尤其是海外80后护卫圣火的积极反映，恐怕与中国这一民族国家的身份依然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最重要的身份政治有关。这种爱国情与中国心已经没有了或者说成功地去除了冷战意识形态的色彩，也就是社会主义的色彩，而变成了一种空洞的或者说中性的“国家”概念，在这一点上，美国与中国没有本质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这种80后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热情，更类似于美国式的建立在个人（英雄）主义基础上的爱国主义，从这里，也可以呼应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中产阶级价值观，80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未来的城市里的准中产阶级。

               读帖有感五：关于“学校倒塌”的责问、公民社会的想象及批判的尴尬



    抗震救灾进入灾后重建的阶段，不幸地是，地震带来的次生灾害依然牵挂着电视机前、电脑前的观众、网民或者说“公众”的脆弱而又充满良知的“心”，电视媒体虽然已经由24小时滚动播出（其实只有中央电视台播出，其他台都是转播）回复正常，但是堰塞湖危机、直升机遇险依然拖着媒体很难为两个月后的又一大事件08奥运进行必要的“预热”，福娃的喜庆已经被雪灾以来的灾害彻底冲淡，媒体如何调整策略，让人拭目以待。陆陆续续地从各种非即时性的媒体如南方周末、新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等中看到对地震的“深入”评价，其中，关于灾后重建或者说追究地震责任的话题似乎没有例外地投向了地震中倒塌的诸多学校以及如何领养孤儿身上（为什么就没有媒体去关心关心老人呢？天真、无知的儿童或许是最适合充当抚慰中产阶级良知的素材吧，正如那些让人潸然泪下的伊朗电影——《小鞋子》、《天堂的孩子》及其中国副本《一个都不能少》，当然，又恰逢六一儿童节）。关于“学校倒塌”的责问，我想从六一节前凤凰台的《一虎一席谈：他们为何让我们如此感动（下）》（这期的标题很有趣，他们是谁，我们又是谁？问题的关键在于观众显然不会把自己放在“他们”里面，而是只认同于“我们”）说起。

    这期节目的前半段，是围绕着体育评论员李承鹏亲眼看到北川中学的废墟而引发的对于学校建筑质量的质疑，他还提供了某个没有倒塌的灾区中学与某国有公司监工的格外用心的质量监督有关，其中，有一位年轻的地质大学的女学生似乎要强调灾区的地质险要的原因而受到李承鹏和新浪绿丝带的组织者的责问，也就是说，大多数现场的观众及嘉宾更认同于学校的倒塌是“人祸”，而不是“天灾”，尽管这种有点与官方媒体不太协调的论调被主持人试图扭转为下一步应该如何建设学校的问题而不是要对过去地震进行问责的问题，但是，新浪绿丝带的组织者举出了70年代的建筑没有倒，90年代兴建的商品房却出现了裂缝来指责包括学校在内的新建的楼房存在着质量问题（李承鹏也举出70末的仿苏的楼没有倒，90年代新修的楼却倒塌的“亲眼所见”来驳斥地质险要并不能决定楼房的倒塌与否），并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对于70年代和90年代两个时代的评价之上。在这里，最初关于学校倒塌的问题已经发生了转移，无论是凤凰台的片花，还是李承鹏最初的发言，都是集中在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建筑为什么会倒塌，也就是说在公共建筑与商业建筑之间存在着对比，而新浪绿丝带的组织者却把这个问题转移为对社会主义中国以及市场化之后的中国的对比之中，这也就把前一个问题中所需要问责的诸如官员腐败、建筑公司为了牟利而偷工减料的问题，转移为了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之后带来的负面效应。简单地说，这是两种对当下抗震救灾反思的主要思路，再简单地说，前者偏右，后者偏左，有趣的问题在于，这种左右的论述，却“并肩作战”，和谐地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这或许是9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以来出现的新情况。

    这种“转移”似乎很顺畅，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具体地说，前者的逻辑，在地震刚刚发生之初，就成为国内被称为自由派知识分子发言的重心，言外之意，在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倒塌背后有官员腐败、施工单位“豆腐渣工程”之嫌（毕竟还没有看到任何权威或官方的调查报告出来）。这种论述，在一次又一次矿难等特大安全事故中成为“陈词滥调”，说到底，是人治的结果（权力滥用），因此，这种批判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是法治，或者说制度是最重要的（尤其是监督权力），而官僚体制往往是这种论述打击的靶心（有趣的是，作为官僚的英文词bureaucracy，也可以被翻译成科层制，也就是说官僚既可以被作为一种人治，也可以作为一种非人化的科层式的管理方式，官僚/科层制在不同的意义上被作为异化的两种方式，恰如中国自宋代以来发达的官僚体制一方面被认为罪恶的专制统治的帮凶，另一方面又被看成是近代西方所向往的现代官僚制度的榜样——区别于西方的贵族制），只是这里的潜台词是，官僚体制=政府=社会主义官僚制度（对苏联式的现代官僚制度的反对，恰恰也是发动文革的诸多动因或目的之一，而改革开放的“拨乱反正”在政治层面恰恰是对现代官僚制度的重新认可和倚重），所以，朱大可的文章《谁杀死了我们的孩子？—关于汶川地震的反省与问责》的论述“本次地震暴露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城市新建筑浪潮和新农村建设中的‘豆腐渣效应’，它遍及整个中国，而学校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四川地震揭发了悲剧的根源：杀死孩子的根本不是摇撼的大地，而是那些贪官污吏”以及朱学勤的“天谴论”背后对人祸的问责基本上是这种逻辑的产物。

    后者偏左的逻辑是把学校的倒塌看成是市场化改革的负面结果，这种论述往往参照着对一种“被理想化”的毛泽东时代的眷恋，其潜台词是，在市场化的轮轮大潮中，追求利润与建设学校这样的公共设施存在着冲突，因此，出现豆腐渣工程是必然的，官方腐败也来自于权钱交易和权力寻租，使人们、公司很难出于公心对公共事业付出超利益的责任，在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怀旧中提出对市场化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式的带有道德色彩的批评，所以说，恰如李承鹏举出地震后在同样的地势上建设于70年代末期的仿苏建筑赫然屹立而90年代的建筑却成废墟就成为某种隐喻（仿苏建筑是一个礼堂，寄托着李承鹏的朋友老段所有关于集体看电影、看女排夺冠的青春记忆，从这里，可以看出50-70年代的氛围在80年代的延续），这种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旧或许成为90年代以来对于市场化不满情绪的“真实”反映（新左派的出现应该也在这种不满里面，在大众层面，这种不满或许可以从毛泽东热、现实主义骑马归来、红色怀旧等流行现象看出）。

    可以说，这样两种常见的批判，延续了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争的基本思路，但是，在这次抗震救灾的反思中，与这种吻合不同的是，前者在“问责”中挖掘政府责任的同时也有着对政府的称赞（如《南方周末》“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后者也欣喜地从救灾中看到社会主义的诸多遗产和优越性在现实中的延续。

    具体来说，《南方周末》所说的“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是怎么样的“新中国”呢（有趣地是，不是改革“阵痛”出一个巨婴，而是“震痛”出一个新中国）？《南方周末》似乎一改往常对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更尤其是非广州的地方政府的问责策略，反而为这次中央政府的表现“鼓而呼”：“救人高于一切，救灾高于一切，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最强音。必须以举国之力拯救一切可以拯救的生命，已经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于是，十万救灾大军雷霆出击；于是，国家领导人冒着余震不断的风险，相继奔赴救灾第一线；于是，公共娱乐暂停，奥运火炬暂停，一切为救灾让路，一切为救人让路”，这种“以人为本”、以人民的生命为最高价值恰恰吻合《南方周末》式的人道主义价值理念，仅仅有尊重生命的理念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政府敞开了救灾的大门，民间力量争相进入，国际援助争相进入，媒体争相进入。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全民参与的现代救援体制正在拔地而起。但它并没有给政府添乱，反而跟政府力量配合，形成了最大限度的合力。这个崭新的救灾体制，或将是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模本”，可见，《南方周末》鼓而呼的不是政府的转变，而是政府承认了公民社会的力量（奇怪的是，在西方尤其哈贝马斯论述中的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关系恰恰不是辅助，而是批判的功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南方周末》及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官僚体制的批判也成为公民社会的表率），在对政府作出表扬之后，《南方周末》依然选择学校坍塌的问题来追究相关职能部门的责任，这也许就是健全的公民社会的理想，可以行使监督政府的责任（公民社会本身的理想模型是非常美好的，只是公民社会之公民是有一定的条件的，简单地说，公民社会是法治社会，个体是法律和市场意义上的双重个人，对于市场之外的人，显然也就在公民社会之外，在发达国家，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往往就是中产阶级，而在第三世界、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往往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市民，诸如城市中的非法劳工、农民都被排除在公民社会之外，或者说他们在查特吉所说的政治社会里面）。另外一个体现公民社会中公民身份的事件，是网友对于王石的指责（作为具有消费能力的网友，应该是公民社会的主体之一），在这次赈灾捐款中，网友似乎对那些捐款少的企业或企业家非常苛刻（可以联想ZD事件中，网友对于家乐福的抵制效应），这与其说是一种类似于朱大可所说的“纳粹领导人以国家利益名义逼迫犹太商人捐款”的“仇富心理”，不如说这些网络上的中产或准中产阶级对于企业家应该有社会责任感的监督和批评（这种道德威力还是很有效果的，毕竟消费者是上帝啊），正如郎咸平的文章《由赈灾捐款引发的历史文化反思》也是谈网友对王石捐款的质疑，郎教授的观点和他之前的文章差不多，就是资本家要有道德底线，不能没有社会责任，在这一点上，王石、阿里巴巴要向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同志学习，他们把挣到钱都捐给了慈善基金会，这是西方的企业家精神（郎教授指出职业经理人的责任感最初来自教会精神，即对上帝的信托责任，近代以来则依靠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执行，使企业家对社会保有信托责任），说得简单点，郎咸平认为中国企业家不能光看钱，也要有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在这方面，中国市场化的还不够，或者说企业家的市场伦理精神还差得远呢？这是从右的方面对中国市场的非市场因素进行批判（正如郎教授对国有企业收购的批评，认为那些侵吞国家财产的企业家不能太自私，太野蛮，一点不考虑老百姓的感受，连人家美国人也不敢这么干，否则市场就不会长治久安）。

    与《南方周末》等刊物看出中国公民社会的出现不同，对于新、老左派来说，更可以从抗震救灾期间“人民”（而不是“公民”）积极踊跃地捐款、捐血和志愿去灾区的行动中嗅出社会主义的遗产，也就是曾经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良品质，尤其是人民解放军的大无畏精神，确实在救灾中再一次让人们感到“谁是最可爱的人”，甚至温家宝总理亲临灾区也被追溯为1966年周总理亲历河北邢台地震现场的继承者，把这次高效率的救灾看成是“社会主义遗产”的思路，可以从黎阳的《抗震救灾靠的是毛泽东的遗产，还是“国际接轨”？》长文中看出，这种对“社会主义遗产”的发现，是不是也可以看成是市场化的不彻底呢？其实，朱大可的文章正好提供了一种反面的论述“历史学家向我们证实，这种高效率的救灾运作，恰恰就是亚细亚威权政治的传统。从大禹理水，经望帝（鳖灵）抗洪到李冰修堰，这些著名的抗灾人物，都向我们提供了威权主义的效率样本。汶川地震再度证明，自然灾难和威权政治具有密切的依存关系”，社会主义=威权主义吗？

表面上，左与右的论述大相径庭，其实，左右两边却分享了相似的逻辑，只是不同的立场，使他们推论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相比“公民”的抽象性，“人民”更显空洞），或者说，左右两边都可以找到充足的论证自身逻辑的现实基础，也就是说当下的社会机制既可以支撑公民社会成熟的论述，也可以支撑社会主义遗产的论述，左右两边被成功地缝合在一起，恰如凤凰台的节目中，从对政府的问责可以顺滑地转移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某种眷恋，这或许是这次抗震救灾给我们这些试图对现实提供某种批判性思考的人们留下的悖论，甚或尴尬之一吧。

                  读帖有感六：王石捐款、范跑跑事件及其公民社会的“公民想象”

    抗震救灾已经转入灾后重建，官方陆续公布嘉奖令，似乎经历一个月的“抗震救灾”逐渐在媒体中慢慢消失，学生们早就开始复课，部分旅游区也开放，久久牵挂人心的失事直升机也“最终”被找到，可以说，无论媒体如何持续地关注灾区，作为一次媒体事件的大地震，已经落下了帷幕。除了偶尔一些诈骗、挪用救灾款等不和谐事件之外，这次抗震救灾形成了强有力的社会共识，尤其是对于绝大多数通过电视、网络间接“目击”却获得“透明”的“现场感”的观众来说，这是一次危机时刻的心灵洗礼，或者说，人们在这次地震中经历了一次公民教育，锻炼了人们的参与意识，预示着中国公民社会正在走向成熟，就不说南方周末、新周刊等刊物做出的震出一个“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模本”和“国家的成人礼”，连带有官方党报色彩的《北京青年报》也发表题为《全民总动员见证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的评论：“一场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考验着政府、军队、武警在紧急状态下的‘应战’能力，同时也考验着中国民间社会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动员和互助能力，检验并见证了中国公民社会的进步和成熟”（2008年5 月21日）。90年代初期对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呼唤终于结出了“硕果”，只是无论西方脉络还是中国语境中对公民社会（也称“民间社会”或“市民社会”，对应于西语的Civil Society）的期许都是能够对国家/政府产生一种制衡甚或批判的力量（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是公民社会的基本想象空间，也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90年代初期媒体被赋予构建公民社会的重要角色），而在这里，公民社会或者说公民的价值恰恰在于充当国家抗震救灾的重要力量，其中最显而易见的表现，一是民营企业踊跃捐款捐物，二是普通公民积极捐款捐血或以志愿者的名义奔赴灾区，这成为指认公民社会的正面例证，也是被官方和民间（更准确地说想象的官方和想象的民间）都赞许的行为规范，从这个角度来说，抗震救灾无疑成为对公民意识的一次演练，或者说，公民身份经过十几年的呼唤终于可以从“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显影并登堂入室了。

    90年代初期关于中国有没有公民社会的争论（由海外学人发起，蔓延到国内），尤其是通过如何扩大公共领域的论辩（暂且不讨论“公共领域”与公民社会讨论的诸多纠缠），成为呼唤民间社会即公民社会的先导，最终达成的共识似乎是削弱政府职能以强化公民社会的力量（当然，最终指向是民主化运动）。这种论述，一方面延续了80年代以来对于共产党政权作为专制政府的想象，进而无法正视中国市场化改革恰恰是在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推进之下完成的（公民社会争论的90年代初期正好也是市场化改革经过短暂停顿之后被骤然加速的时期），因此，以南方的诸多“都市报”（报纸似乎只可能出现在都市之中，都市报的称呼更强调一种区域性的市民报纸，与之对比的是80年代出现的各种晨报、晚报等）为主要充当“批判空间”的媒体在把矛头对准问责政府的时候（在反对政治强权的意义上确定自己的位置），却无法处理市场化所带来的诸多弊端，也在这种前提之下，曾经在8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还没有完全瓦解之时，城市市民以街头YX示威为表现形式的内部抗议却很少被追溯为中国市民社会的先声，相比90年代，那时候的公民空间的氛围更为强大，在这一点上，80年代的诸多学潮，也对台湾民主化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一点很少被谈起，最近一期南方人物周刊在《你所不知道的台湾》里面反而以引证作为台湾“软实力”的公民社会为鉴，而诸多对80年代的怀旧与眷恋之情，也很少见到对于80年代政治文化的有力阐述），当然，对于80年代的抗议行为究竟是刚刚启动的商品化（市场化）催生出的公民意识的觉醒，还是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最后爆发，依然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在这样逻辑之下，就不要说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多次以城市市民为主体尤其是中共早期以城市工人为主体的城市革命的实践更不会被纳入中国有没有市民社会的讨论，反而讨论最多的是关于晚晴、民国报纸等媒体能否充当“批判空间”的价值。另一方面，在公民社会的争论中，人们并不愿意谈论的是，哈贝马斯所论述的17到18世纪作为理想模型的“公共领域”的讨论是在马克思关于这个时期作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理论背景下展开的，关于公民社会的想象背后是成熟而理性的资产阶级主体的确立，这种主体形象的主要假面之一是“个人”，甚或个人式的“英雄”（典型代表是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无意之中成为把被国家（不言自明的社会主义党国体制）绑架的“人民”转变为市场中的个人（大家往往只说“个人”，不加“市场的”）的助推器，在煅造公民身份这一点，与它所问责的政府并没有太大差别，而公民的成熟也预示着公民社会的成熟，这次抗震救灾终于使人们看到了抽象的“人民”摇身一变成为了有社会责任心的“公民”，只是这里的公民在市场/城市的双重界定之下（如果稍微联想一下，农民工尽管是市场逻辑内部的劳动者，但其并没有公民身份，正如那些在第一世界打工的非法劳工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那些处在市场或被市场隔绝在外部的群体又该怎么办呢？）。

    但是，在这次“公民意识”的演练中，有两个成员却受到了批判，一个是地震发生之初，万科掌门人王石因捐款少招致网友指责，继而王石在博客上为自我行为进行辩护式回应，进而招致网友更严重的批评，王石及其万科集团一度陷入信任“危机”（有媒体称引用万科小股东的话“王石过去是万科的金招牌，现在成了万科的负资产”），于是王石道歉、万科追加一亿元善款并无偿参与灾区重建，网络称为王石遭遇“捐赠门”；第二是在媒体一次次地报道灾区教师不怕牺牲自我保护学生的师德典范之时，都江堰某中学语文老师范美忠却在天涯博客上公开发表《“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的博文（5月22日），“有理有据地”阐明自己为何要逃跑的合法性，引发网友一片哗然，并迅速成为媒体介入的热点话题，最先报道此事件的是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下属的新快报《“先跑老师”表白激怒网友》，距离范美忠的博文仅三天，这篇报道又快速返回网络，只是标题多修改为更为引爆眼球的“北大毕业教师不顾学生先逃，称连母亲也不救”，于是，被网友戏称为范跑跑的范美忠更受到网友的狂轰乱炸，几乎被口水战所湮没，而有趣的转折发生在，范美忠参加凤凰台的一虎一席谈之后（6月7日），与“思想烈士”范跑跑的冷静、理性相比，“道德卫士”郭松民“暴跳如雷”地辱骂式的道德审判更显“滑稽”（事后，网友称为郭跳跳），经历这场“现场”辩论，范跑跑被主持人定位为“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包容的异端，因为包容异端代表着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于是，范跑跑经过这次“肉身说法”获得了更多同情票（也在网上被誉为自由民主之神），有了更多范粉或范丝，这就是范跑跑事件。把这样两个例子放在一起，有些怪诞，毕竟作为公认知名企业领袖的王石与自称中国最优秀文科教师的范跑跑“风马牛不相及”，我把他们并置起来，不仅仅因为这两个事件作为抗震救灾中最引人注目的“媒体话题”具有相似的传播学路径：由网络上的博客引发，继而纸媒介入使网络上的局部事件传遍整个网络，继而引起电视等媒体的“深入”报道（这种传播路最早的实践者似乎是芙蓉姐姐），更因为他们因不适当的行为及其事后辩解而被人们批评为不合格的“公民”，一个在最该捐款的时候却捐得不够多，一个在最不该跑的时候却逃跑了，他们之间的内在连接恰恰在于为公民社会的理念提供了“反面”例证（有网友把范跑跑的先跑出来与王石作为先富起来的典型在修辞上连接起来，暗示两个行为之间具有相似的社会及文化逻辑），尽管对于他们有着许多泛道德化的指责（尤其是网络上帖子如同“大字报”般大鸣大放），我还是把这两场汗牛充栋的口水仗作为一种从负面的角度来对公民身份的确认，这种“负面”教材或许比那些第一时间捐款、捐血、奔赴灾区以及把生的希望留给学生的教师们等正面形象更为有力、有效地确立公民社会以及公民身份的行为规范及道德自律。

    具体来说，王石受到批评，并非没有捐款，而是被认为捐得不够，并且还为这种不够作出辩解（辩解之一是“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因此“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之二是“不要让捐款成为负担”因此“万科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这显然不符合人们对王石以及万科这样一个知名并热心公益事业的民营企业的期待，暂且不讨论是否应该设立企业家捐款排行榜，这种对于富人、企业家捐款的期待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王石及其万科企业追加捐款并无偿参与灾后重建，显然也是高度认同于这种社会共识的结果，而捍卫这种社会共识的，就是充满正义感并认同慈善是正当的网民或公民，但是，企业家从事公益事业并非此时此刻才成为社会共识的。网友的这种“道德审判式”的“逼捐”，也被指责为一种指认仇富心理或者说让人们联想起打土豪的年代（正如《慈善捐款，不该成为仇富借口》所说：“你可以倡议和劝导他人捐款，但绝对无权强制处置他人财产，这属于文明的底线，除非有人想回到打土豪年代”），这种辩护无疑高估了网友的“政治动机”或左派情结，所谓仇富心理、打土豪分田地（王石是土豪吗？这恐怕是王石也不愿意认领的帽子吧），无疑是80年代以来，对于社会主义历史的诸多清算方式之一，说得形而上一点，革命动员的逻辑是一种怨恨政治，形而下的说法就是仇富心理，因此，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就是剥夺了包括阶级敌人在内的“许多人”的基本人权、废除了私有财产制度、利用穷人的仇富心理的暴政，以至于那种穷人所具有的道德正义性也在王朔的讥讽中变得有些滑稽。如何一步步地论证资本的合法性，显然是8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重建的重要步骤，尤其是在共产党政权保持形式上延续的状态下（政权合法性的统一及有效），进行如此高难度的意识形态整合不是朝夕就可以完成的，需要诸多环节和转移。简单描述如下，如果说80年代还弥漫在一种发展主义和新启蒙主义的氛围之中，尤其是借助“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想象获得政权合法性，这时，企业家往往成为改革/下海的先锋队员或勇者（1984年下海的王石就是其中的杰出分子），那么伴随着国家推进或深化市场化改革，尤其是90年代中期甩掉医疗、劳保、教育等作为国家福利或者说社会主义之“社会”的保障体制之后（伤害最深的群体是曾经作为社会主义都市中产阶层主体的工人阶级大面积下岗），阶级分化越来越严重，“公益”才渐渐成为一种弥合这种市场化代价的社会修辞，与企业家有关的，就是成熟的企业家要关心慈善事业，而90年代末期以及新世纪初期，伴随着三农问题的突显、资本家能否加入共产党（“三个代表”自身的去阶级化表述）的争论，关于资本/财富合法性的两种表述开始变得有效，一个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税收制度，企业家同时也是社会的纳税人（私营企业家似乎无可非议），第二个更为是大众化的说法，就是强调企业家的公益、慈善价值，也就是要富而有礼、富而有德，正如经常被媒体报道的全球首富比尔·盖茨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慈善家的表率作用，资本的合法性终于可以借助慈善这个“遮羞布”来消弭并进而承认阶级分化的合理性，可以说，慈善成为一种论述资本、财富正当性的必须说辞，或者说，被漫画化的富人与穷人的区分是社会的“正常”状态，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郎咸平又一次强调了自由市场中的企业家的道德规范是要把资本、财富以慈善的形式回归社会，这是他认为的回应贫富不均的社会公正的唯一“正途”（《由赈灾捐款引发的历史文化反思》）。正是在这个逻辑下，抗震救灾期间播出的《赢在中国》第三赛季的总决赛，各路已然成功的企业家评委以及“在路上”的创业者们所分享的创业动力被强有力地表述为只有把企业做大做强，才能在国家危难之时，贡献出更大的力量（资本的合法性论证从来都是通过把资本附着于个人理想、梦想以及民族与国家的力量等非资本的价值来实现的），这或许比借助民族资本的外衣更能获得大众的谅解和认同吧。如果想想每次年度经济人物的获奖企业家们所能大声说出来的“豪言壮语”只能是重申自己作为民族企业、作为中国人的企业的民族身份，更不要说诸多讲述家族式企业的电视剧如《大宅门》、《乔家大院》、《闯关东》等要到结尾处遭遇到外资尤其是日本企业的倾轧下毁灭或自强不息，否则故事就很难被有效讲述，这比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借助美国式的白日梦如《阿信》、《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大众文本来讲述资本家/个人奋斗的故事要更为有力，况且这些故事在某种意义被含蓄地放置在异国他乡（《阿信》本身就是日本电视剧）。30年之后的今天，网友对王石的指责，显然不是某种阶级仇恨，或者说一种左派对于资本的批判，反而是高度认同于慈善、公益事业这样一个社会共识的前提下对资本家的一种道德约束。

    如果说王石事件，重新确认了企业家/资本家在这个社会中的合理位置，那么范跑跑某种意义上被作为普通人（尽管范跑跑出身精英教育，并从事教师这个特殊的职业），他的出现使人们可以评判什么才是合格的公民/个人。在《那一刻地动山摇》的激扬文字中，范跑跑怀着一种被专制强权政治迫害的妄想（“思想烈士”），对自己为何先跑进行了辩解，其中，最为“铿锵有力”的是“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幸好，有许多自由主义的专家指出范跑跑对自由的理解是对自由主义的误读），这句话的有趣之处在于一个“却”字，为什么在范跑跑这里，“自由和公正”与“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就是相悖的或者说不兼容的呢？学者黄应全的文章《汶川大地震证明儒家“性善论”了吗？——“范跑跑”事件的是非及伦理学启示》对此作了深入的论述，指出“这句话涉及两种类型的‘普世价值’（与左派不同，我坚决相信存在‘普世价值’），一是自由、民主、公正等等，二是仁爱、奉献、牺牲等等”，这样两种价值在自由主义内部是不冲突，“据我所知，只有自由主义的对手和敌人断章取义地攻击自由主义之时才会炮制出这种论调”，换言之，黄应全认为范跑跑恰恰是自由主义的反面，这种从学理上来辩驳范跑跑的伦理逻辑是很精彩的，也是应该的（这种对自由主义的辩护有利于清除范跑跑对自由的混淆视听），但似乎范跑跑为何会有这样的逻辑，却不仅仅是他“读书不够、思考不足”半吊子北大人能够解释的，这恐怕与冷战历史以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有关，暂且不考虑到范跑跑有点混乱的知识谱系（范跑跑在其2003年列出当前中国思想启蒙的书单中，不仅有80年代获得知识界高度认同的李泽厚、金观涛的著作，也有90年代来左右两派代表人物的作品，仅从外国的书单中就可以看出既有赛亚·柏林、哈耶克等右派作品，更有马尔库塞、霍克海姆、阿多尔诺、福柯、罗兰·巴特、杰姆逊等左派“批判理论”，可谓左派、右派通吃），在这种振振有词的对立背后，是前者代表着“自由、公正、民主”的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后者代表着“牺牲自我，汇入人民”的或许带有禁欲色彩的共产主义道德精神（黄应全的文章把后者指认为某种儒家的道德观，恐怕有跑题之嫌，与范跑跑更切近的历史语境，还是80年代被清算的社会主义道德）。在后冷战的时代，自由、民主、人权早已成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而诸如国际主义等带有超越性价值的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的道德价值早已经被污名化，也就是说这样两种价值的对立，或者说水火不容，恰恰是冷战时代西方阵营的逻辑在后冷战时代的延伸，在这一点上，范跑跑恰恰不是思想异端，而是当下最主流的表述，因此，有相当多的网友，尤其经历了郭跳跳与范跑跑的辩论之后，范跑跑获得了更多认同，其实，范跑跑对于所谓中国传统道德的颠覆，并非这个时代的异端，反而是主流逻辑或者说新主流意识形态的有力支撑。问题不在于，自由、民主、公正等价值是否具有普适性，而是从历史上看，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高扬人人生而平等以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以来，所发生的每一次革命几乎都是对更自由、更平等、更博爱的“世界”的追求，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工人阶级成为“人”（主人）的过程，对于反抗殖民者的运动，则是被殖民者获得做人的权利，对于女性主义，则是女人获得做人的权利，对于反全球化者，则被剥夺者是失去土地的原住民或被WTO压制下的第三世界中的农民……也就是说，在普世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崇高理念之下，为什么会有如此多被遮蔽和被压抑而看不见的群体呢？或者说，这些普世价值在实践中并没有真正获得普世，这也是社会主义实践所带来的沉重债务之一，对于权力的批判和颠覆为什么又成为权力的复制者或帮凶呢？

    回头文章开头对于公民社会的讨论，90年代初期展开的中国有没有公民社会的追问，对于大陆学者来说，这种追问建立在中国社会主义党国体制的一体化中不存在公民社会的想象的前提之上，因此，公民社会或更本土化的“跨语际实践”的说法是民间社会就天然地具有或承担着瓦解这种国家一体化的功能，而与此同时，80年代以来党国体制已经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体制改革也在自我瓦解，这就使得对民间社会的呼唤所具有的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批判在某些情境中变成了对新体制或新主流意识形态的辩护者，甚至合谋者，正如范跑跑的“铿锵有力”及其政治迫害的妄想本身（据网上传言，教育部取消了范美忠的教师资格，这更为政治迫害增加了现实基础），再加上被攻击的悲壮感，其所面对的敌人，恰恰是一只死老虎，尽管可以看到诸多狐假虎威的幻影。可以说，王石、范跑跑对于社会的冒犯，不是因为他们足够挑战了社会常识及其道德底线，而是因为他们做得还不够，对于王石所维护的慈善路线以及范跑跑所坚持的某种在极端状态下维系的个人选择的自由，应该是这个时代最主流的表述。一个看似毋庸置疑的前提，王石、范美忠显然是公民社会的一分子，他们都具有市民的资质（他们不是农民工，也不是农民），因此，他们恰好是成熟而理想的资本主义主体的两个面孔，一个是喜欢攀登、勇于挑战的浮士德式的英雄，一个是胆怯、自私而自负（借用学者黄应全对范跑跑的描述）的个人。

    最后，有必然把视野转向积极参与并成功制造这两起媒体事件的网友们，这两场争论，如果不是借助网络，是很难想象的，网络媒体已经成为“社会热点话题”的发源地。据估计中国网民已超过2亿，遍布中国城乡各地，当然，主要是大小城市及发达的城镇，或者说网友——具有基本的文化水明和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群体——也是最广义的公民社会/中产阶级的基石，同时也是公民社会所想象的边界所在，从3.14事件中，网友对家乐福的抵制，已经看出了这种受到默认的网友的整合及动员力量的威力，而这次网友对于王石和范跑跑的指责，所具有道德强度对于当事人来说，不敢说是泰山崩于前，至少也是惊涛骇浪吧（这种似乎不需要留名同时也不需要负责人的评价方式，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同时也是最暴力的）。这种网友们“自发地”在危机时刻对公民社会的道德规范认同，恰好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样本，或许，也可以体认出，这种作为社会共识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其道德说教色彩一点也不比范跑跑所深恶痛绝的所谓社会主义道德弱，如果有人做不到，是要接受网民大批判地。在这里，网友指责的背后动力，恰恰不是阶级仇恨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实践逻辑，而是新自由主义的卫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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