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送学生，以我的辈份观念，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但我们还得好好生活。这是生者的本能，亦是逝者的愿望。“说出来”，兴许真是一种办法。

他是一个健康的人

　　张刚曾对我说过，他成为我的学生，是一种“奇缘”。
　　应该是2002年5、6月间的事。研究生招生工作已经结束，法政学院院长范军老师来电话告诉我，有一位航天局的考生，中国科技大学理科出身，团中央模范，很想读书，报考的是武汉的一所大学，成绩不错，因为患过骨癌，现在航天局方面希望华东师大能破例接收他。院长没有直接答复研究生院，双方将事情送到了我这儿：看社会学系答应不答应接收他。我脑子里想着“这个人是真想读书、真喜欢社会学”，没多考虑，电话里就回答说我们这儿没问题，可以。院长提醒我考虑一下对方的身体状况，我说身体标准是学校考虑的事，校方说可以就行，我们要看的是他的专业能力。
　　院长是个懂得为政之道又通性情的人，记得他后来又当面对我说过：“陈映芳，你要认真想一想这事的。我之所以谨慎，是因为有过类似的经历。骨癌是种很凶险的病。另外，现在大家还不认识，今后时间一长，相互有了感情，万一有事，那会很难受很难受的。”
　　这几天我常想起这话。没有后悔。但我想，我怕是再没有勇气作第二次类似的选择的了。
面试的前一天，研究生院领导来电话，说他们和航天局的有关领导要一起陪张刚过来。我说不用的。对方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不会干扰你们老师面试的，我们会在外面等。我说，“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能以平常心来对待他，那就是对他最大的尊重。”对方顿了一下，说，“好的。”
　　现在想来有点奇怪，尽管张刚是因为他的疾病而阴差阳错地来到了我们系，五年来我也一直在为他的身体担心，但是从最初与他交谈过几句后，在我的意识中，关于他，就从来没有“病人”这个概念。他就是“张刚”，一个心智健康的阳光学生。我想，后来他与我的那种相互认同中，有一层可能就是因为他能感觉到，他在我这儿不是一个“病人”，无论是被我表扬还是被我批评。
　　第一次见面，在回答我关于因为什么成了模范、又为什么想离开上海的问题时，他曾跟我讲过想摆脱光环的冲动。他获得了种种荣誉（上海电视台曾报导过他的事迹），但我理解他是不想作一个励志型的模范“病人”，他要的正常人的身份和生活。
　　可是命运捉弄人，这次年前在病床上，他被选为上海市的读书明星状元，媒体报导又一次将他打造成一个英雄的病人——尽管他本来就是书痴，尽管他也善意地接待了记者。那天我在电话里祝贺他，又一次听到了他无奈的慨叹。
　　人们通常将人的“生命”、“健康”简单地理解成生理意义上的躯体的存在或状态。张刚这些年，一直为他的身体疾病所苦，可认识他的人，我相信，若不是见他躺在病床上，平日里很少会将他与“病人”二字联系起来的。其实包括我们的一些学生在内，不少人虽然知道他身体不太好，但几年中根本没想到他患过那样的病。有人将他的生命观和生活态度归结为他得病后自我救赎的成就。但是，看过了他生病前的文字以及其中透露的童年岁月、大学时光，认识了他的父母，再遥想那养育他的齐鲁大地，我相信，是因为自由的心灵、健全的心智，独立独特的精神品格，才有了他向死而生的灿烂。他的生命因疾病而独特，他的精神也因疾病而感染了很多人，但他的心灵、精神原是独立于病体而先在的。他首先是一个健康、健全的人，沉重的肉体没有改变这一点。
　　与许多躯体健康而精神畏顿、心灵扭曲的人相比，谁是病人？
　　广为人知的校门事件过后，学校上上下不少人跟我说过，其实他们也都觉得那校门实在太荒唐了。但是，几万人中，是张刚这个研究生喊出了第一声。他政治上有中共党员的身份，经济上也一直依存于“单位”，大学时代修的第二专业是法律，平时熟读中国政治历史，而且说起来航天局和华东师大的党政领导都有恩于他[ii]，他不会不知道这类表达行动可能会支出的成本。可是他做了。
　　他家境不富裕，一直过着最简单的生活。但从学生时代起，他就长期资助一名贫困生，直到那位学生高中毕业。他组织、参与过许多募捐活动，还曾一次次去外地看望病友。平时只要他身边人有困难，他都会义无反顾地伸出援手。在华师大校园里，他为许多老师、同学安装、修理过电脑。他还为无数认识、不认识的朋友、网友排遣烦恼。在最后的日子里，他还在网上介绍自己的药方和疗效，为的是提供给病友们作参考。他劝他的亲友不要为他的病和可能的离去悲伤，说是因为他自己已经很幸福、很幸运，也很坦然……所有这些，有的是最近我在他的主贴和博客上看到的，有的是我这几天听他的亲人、朋友说起的，也有的是当初他不经意间自嘲自夸地提到的（还记得他为一位第一次见面的师妹修好电脑后的自得模样）。当然还有我自己感受到的——确知病情恶化的那一天，我去看他，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他却安慰我道：“总会有办法的”。一直到最后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他还在用笔给去看望他的同学写下感激他们给了他幸福时光的话。
他爱亲人、爱朋友，更浪漫而执着地追求爱情。大家已经从他留下的文字中窥得了他丰富多彩的情感历程，那是会令许多所谓的健康人暗自羞愧的人生华彩篇章。然而我想，他自己最清楚他的情感付出最后会给他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当然绝望的爱情对双方都会是伤害）。有一次期末，他因作业延误而向我解释过如何因爱情创痛在而难以振作（据我所知在网上他另有网名，用以诉说内心的最痛）。我们是无法真正体验他那种绝望和勇气的。从旁看去，有时他会略带夸张地表现他的花心，不过女孩子们都相信他的真诚、善良，他不会背叛感情、伤害人。所以不断有新结识的女孩子迷他（直到去年在医院里），他也总会真心或善意地作出恰如其分的回应。
　　我不知道，在今天，还有多少人，对于这个世界，能拥有这样的支付爱的能力？
　　由于张刚，我才会去想，健康的生命、有尊严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的？五年相处，不经意间，我从他这儿得到了许多。我常常会问他，这事你怎么看？这么做怎么样？现在我意识到我其实是一直在拿他作镜子，从他那儿得到我精神尚健康的确认、或照见我的病态。他不仅对人对事有敏锐的判断，而且他不会违心赞扬或附和，即使是对老师，若有不同意见，他也会以他的方式表达异议，或表示保留。

这次我们听说，那次他考分排第一。

大学人张刚

　　曾经和张刚多次聊过他的“逃避”，这次在他的文字中我又看到了我们对话的痕迹（在他的一些社会评论和文化评论中也可以看到我和学生们交谈的内容），看着看着我会禁不住会心地笑。我将他的考研读研定义为一种成功的逃避行动。他从社会重回大学，是来寻梦的，为的是寻找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他算得上个理想主义者。前几天他妹妹告诉我们：“他喜欢许多专业、对什么都感兴趣，最不喜欢的就是他大学的专业，他一直为没能报考北大的文科而抱憾”。这次，他误打误撞地来到了华东师大。华东师大帮他圆了一个文科梦，这所大学也因此而多了一个真正的大学人。或者说，因为他，这所学校多了一抹“大学”的色彩。

　　他喜欢跟老师和同学坐在一起聊天，我也喜欢跟学生们随便说话。但是我不能光满足这个。我还必须扮演学术规训师的角色，不能让学生一路往后退。他也曾一本正经地要求我：“陈老师你要逼我的，我这人太懒，不逼是不行的。” 这符合他的心性。我于是得要时不时地敲打他一下，就像敲打其他同学一样。

　　他曾告诉我他觉得那么喜欢社会学，可现在发现对调查呀统计什么的提不起劲来；他还说过，他喜欢消费知识而不喜欢生产知识，实在怕写论文；有一次他还专门写信来求助（记得当时他正在考虑毕业后的事），大意是说最近发现自己选择的文科研究生、学者生涯好像也不适合自己，有点遭遇精神危机了，怎么办？那次我认真地回了一封信，说你可以问一问自己，从理科研究转到文科研究，到底是要逃避“理科”，还是要逃避“研究”本身。如果是后者，那也无妨。不必将学者、研究者当成必然选择的，你可以考虑做更喜欢、更适合自己的事。他回说我的信给了他震动，真的要反思一下，云云。

　　当然，虽然在不断地自我质疑，现实中的张刚一直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应该说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大学气质的学子。每次课上他都是引人注目的思考者和讨论人。他的大量而且广泛的阅读令他的同学甚至老师都会感到一种压力。在必须上的课之外，他四处去旁听他崇敬的老师的课和好的讲座。他最初听许纪霖老师课时许老师还在上海师大，他每周坐车赶过去。直到去年病发前，他还在旁听童世骏老师的课，回来跟我高兴地讲起听童老师讲的哈贝马斯如何大受启发。这些年来，凡华师大内的好的学术讲座，都会有他的身影。不仅自己听，有时他还会帮我带回来录音，或将录音挂到网上，让大家来分享。我曾推荐他参加过城市中心和思想所合办的城市研究高级研讨班、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研讨班等，每次都能感觉到他的满足。开始读博后他还曾由许老师推荐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了当代中国研究博士生研讨班，那次他是自费去的。回来后，他多次跟我和他的学弟妹们讲到他意识到的国内研究生培养方法和学术规范的存在问题。在我看来，他是觉得无法想象人在大学里竟能放弃这样一些吸收知识和思想的享受机会！那次在上大听汪晖老师的讲座，我跟他说过我打算第二天去听一次，第一天我要批考卷，而且第二天下午接着是孙立平老师讲，我还可兼带着会一下孙老师。结果他去听了一会儿就发来短信，说日程安排改变了，孙老师的讲座移到后面去了，而汪晖的报告极好，建议我今天就去听。见没有回应，中午他又打来电话，说陈老师你应该赶紧过来听听，下午是什么什么题目、几点钟开始，令我大受感染。于是放下考卷，打个出租车赶了过去。

　　张刚他带着大病初愈的身躯，入门社会学专业。可这门学科要求的投入成本比哪门文科专业都高。虽然他后来选择的题目属于历史社会学的范畴，但他对现实问题的社会学探讨充满学术热忱。他当仁不让地参加了我的几乎所有课题的研讨会。这让我有点为难，我不能让他烈日下出去跑田野调查（我们的调查一般都在暑期），但我也不想让他被区别对待，我希望他有机会体验一下完整的社会调研、建构社会事实的过程。后来，正好有一个几所大学同仁组织的对上海市居委会直选过程的观察活动，我就在他住处近旁找了一个调查点，领着他去街道、居委会安顿就绪。然后，就有了他的近两个月的居委会选举观察调查。结合政治社会学的阅读，后来他形成了有关“微观权力”的学术体验（随后他还把这个观点用到了对大学空间的分析上——这可算是他在上大研讨班上发言的由来了）。再后来，我的城市中产阶级利益表达课题的问卷调查启动，因为不用去郊区、马路上跑，且统计分析、电脑处理又正是他的长项，所以就让他全程参加了问卷设计、调查对象的抽样、落实以及最后统计分析的组织工作。其间他们几个同学曾多次开夜车。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这样做，对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张刚的硕士论文题目是《1949年革命与上海城市生活风格变迁》。这题目的原初设想（社会革命与这个近代都市市民生活方式的演变之间的复杂关系）出自我的提议。我觉得以他的知识视野和学术悟性，他是可以接过去的，最后做成社会史还是历史社会学都不妨。但是我对他说，这个题目虽然不用做实证调查，却是要泡档案馆和图书馆的。他对题目充满兴趣，可是对档案馆和图书馆报刊文献库望而却步。最终他论文的观点和结构都不乏创意（我说它是“大面积建构”），但内容终究空了点。还好答辩顺利过关，教授们也给了不少肯定。

　　其实我也想过，让张刚去翻古纸堆，逼他去做学究式的论文，这多少可说是强人所难。现实中，他得面对生死（读硕期间他脖子上也开过一刀，幸为良性）。而骨子里，他其实是个诗人。要让他放下自己的身与心，化几个月、几年时间去全神贯注地探讨一种外在的客体对象，这不啻一种苛求。可是我也知道，他既然选择了学业，如果不做出他自己认可的成就，那他会有失败感。他完全清楚什么是好的学术品格和好的学术成果，他对自己有要求。

　　当然论文写作束缚不了他，学院体制也改造不了他。在校园内外，在网络上，张刚有各种各样的自由结成的同好共同体，学术的、思想的。同时他也自觉不自觉地在社会上和大学里参与公共性的实践，包括公共的学术规则、公共的规范准则。

　　他对大学体制有敏锐的批判，但他对“大学”这个生活空间有依恋。三年级时，他开始为即将重返社会而郁闷。他想继续读社会学的博士课程，但社会学系没有博士点，我那时也不能带博士生。他又探寻过出国途径，终无果。所幸，心诚至灵，最后他幸运地被许纪霖老师招入门下，这让他得以再续大学梦。

　　我的榔头也没有吓走他。即使是在去历史系读博后，在我的研究中心，他俨然是一个编外助教。05年秋季我开“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选修课，他打来电话，希望我将课安排在晚上，以便他下班后过来参加。我因时间上不便而未允。06年春季，我们的“城市更新与市民生活重建”课题研讨活动开始，每周二晚上集中。他得知后便赶了过来，边参加讨论边不客气地在敲打他的学弟学妹们。不曾料想，第二个星期，就在周二那天，他被确诊病情复发。心有不甘，他告诉一位师弟：“今晚上的讨论我还是要去的”。我们为他准备了盒饭，但他到底没能过来。

　　那以后，他一直还在帮我训导他的学弟学妹们。学生们告诉我，他们每次去看张刚，与他聊，总有刺激和收获。他还拿自己的心得、教训现身说法：“你得沉浸到问题里去”，“你得住到那个点上，在那儿泡两个月”……

　　这两天我在想，他这样做，固然是因为他的本性使然——思索、讨论、热忱助人本是他的存在式样，但也何尝不是他寻找寄托的一种方式：他是期望他的生命能在学弟学妹们身上得以延续，连带他对学术王国、思想殿堂以及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最后的日子里，他留下了遗言：将他的书籍（一千二百多册）捐献给社会学系。华东师大社会学系的师生，何其有幸，竟能获得这样一份馈赠！在对张刚父母的捐献行动表示答谢的《荣誉证书》中，我写道：“张刚同学优秀的品质、杰出的精神，将激励社会学系的师生们勤勉向学、生生不息”！

版主米老排

　　张刚一直活跃在网络上，早有受仰慕的文名和不少的粉丝。但我知道“米老排”，最初是因为我的教学论坛《城市社会学》。张刚是理所当然的版主。他先一步登堂入室，然后教我怎样注册、登录、入主这个虚拟的教室。他曾欣欣然想要把这个版块办成社会学系的公共BBS，也曾想把他“道上的”的朋友拉一批过来。　　　　　　不过后来大家都意识到，并不是想到的都能做到的，不免有点怅然。
　　版主米老排一直是个引人注目的发言者。他每有发贴，总有些独到的所感、所思，他是连诉说“郁闷”都会带点黑色幽默的。与其他网上以生动的美文侃人生、以宁静直白的文字谈疾病的米老排不同，在文化研究网上，米老排主要表达对社会学、对社会现象及学术现象等的看法。
　　因为这个网站，让我对张刚的另一些方面有所了解。也因此，师生之间多了个交流的平台、多了一些话题，或者说有了一些专业以外的对话。
　　张刚不掩饰他对这个网站的某种失望。首先他觉得这个公共空间的背后，有一个文化人的圈子，这个圈子带有较明显的“主义”色彩。另外他也了解到网友主要是中文系的师生，他认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问题分析路径过于单一了。他因此心生退意。我没有答应他，劝他说：不要把“新左”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分歧看得那么重，没有“思想”或没有“分歧”才是最可怕的。同时我也告诉他我当时的一些看法：中国目前的思想、主义之争虽然相对于70年代末、甚至80、90年代有不可否认的意义，对知识分子认识、判断现实也非常必要，但许多东西其实并没有超过20、30年代。国家之恶与资本之恶都早已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中国的真正的问题是可能抑制这些“恶”的另一种重要力量“社会力”的缺失。离开了这个问题来谈以国家权力谋“公平”，或以市场、资本谋“自由”，都甚为可疑。其实在我看来，在当代中国，真正将“平等”、“公平”或“自由”视作为终极价值意义上的目标本身的知识分子并不多，很多时候“主义”不过是被当作了顺手的批判武器，或者是被当作了民族国家目标的有效手段。
　　也因此，我希望张刚不要放弃建设“社会”、“公共空间”的任何一点可能，包括我们小小的网络平台。记得我曾跟他讲过：你试试换个角度看问题。这里的这些老师毕竟是在“金钱”、“地位”之外关心着“精神”、“主义”、“问题”，这在今天的大学教师中已经不是很多了。而且这儿形成有一个学术共同体，这种存在在如今的大陆中国也不多见。另外，据我所知，色彩单调其实与平台搭建方和参与者构成的某些结构性局限有关，倒不一定是他们刻意想要的结果。所以，在这儿、发出自己的声音、显示一种存在，这些本身就有意义。
　　和许多学生及年轻知识人一样，张刚对当今中国的社会不公、权力压迫以及知识界的腐败和犬儒等都有敏锐的感受和批判。他在文化研究网上有发言，在其他网上也以各种网名表达他的不满。在欣赏他的思想性的同时，有时我会将他作为讨论对手。这种对话有时会给学生构成不公平的压力和不适宜的否定。他崇敬鲁迅，但我觉得“鲁迅”更适合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批判精神、一种思想资源），而不适宜年轻人用以境遇自况、或情绪排遣（我是这几日看他文字才知晓他大学时代竟也曾因内心郁愤而赶来上海在鲁迅先生墓前站立半日），而且我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批判”是需要加以反思的。他那篇“大狗不叫小狗也要叫”的贴子在我们的教学论坛贴出来后，我一面跟贴呼应、支持他对校方的批评，同时针对他对师大教授为什么不站出来的指责，随手砸了他一榔头。我说我理解的“自由”概念应该是人有表达的自由，也有不表达的自由。事后，在研究室里，我跟他有个一次较认真的沟通。我提到，在中国知识界的派别争端和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发言中，我感觉到了一种以自由为名义的专制和暴戾的性格，还提到了逼人“表态”曾是中国政治压迫的手段，讲到我敬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在五四运动以后对中国的教师和民众明知政治反抗会流血还鼓动学生上街这种现象的反思和批判。我认为，“犬儒”可以作为现象（普遍的态度）、作为“主义”去批判，但不宜被用来指责具体的人，尤其当你明知道行动对人可能会有的危险时。那以后，张刚曾在跟贴中表示自己确实需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今天想来，对于我的一些一本正经的言谈或随口而发的谬论，他有不适、有保留，也有较认真的思索。
　　与此同时，对于社会学者、知识分子，张刚有他的期待。他写过有关社会学者角色责任的文章，认为经济学者关注经济效率，而社会学者应该关注社会公平。跟许老师读博后，许老师曾布置他写一篇关于米尔斯《权力精英》的书评，他跟我说：“这篇书评应该由陈老师你来写的。我觉得在中国你很像米尔斯，关注底层，挑战权力”。这儿我鼓起勇气将这句话写下来，一是想将张刚的鼓励当作一面镜子悬在这里。同时我觉得，这其实是可以被视作为张刚当初选择社会学的初衷的，这也是他甘愿接受学院规训的价值支撑。
　　此外，我也觉得，张刚是期望知识分子能够担当道义和社会责任的。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陈教师你应该写社会评论的”。有一次他在论坛里也提出过类似的希望。我跟贴开玩笑说：“当学生的倒给老师布置起作业来了呀？”后来有一次他在总论坛上发贴希望大家关注厉以宁教授关于“第二套住房”能推动经济发展的观点，有不少同学参与讨论。我随后也写了一个帖子跟进。张刚见贴后，给我发来了一个邮件，说因为怕发贴再被说成是学生给老师布置作业，所以改为写邮件吧，还是希望陈老师多写写这样的社会评论。我解释说自己性格不适合扮演公共知识分子，写东西也比较懒惰，好像还说过怕编辑删改之类。算是为自己的逃避行为作了些辩解，心里其实是有些虚的。
　　张刚自己经常写各种评论，有一些是关于知识界的争论的。但我有点不以为然，我说学者的一些破事不值得你那么认真的。另外我也担心学生卷进去会染上文人习气。今天想来，张刚其实是对学术批评有兴趣，也有意在这方面试身手的。真正的学术批评、文化评论，在今天的大学内外，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可是就有像我这样的老师，自己缩在象牙塔里不算，还想着要为学生划圈设边界。
　　当然张刚有他的成熟，也有他的坚持。去年在病中他还上文化研究网发了个批评毛尖老师文章的贴子。虽然遇到了一些爱师护师的网友的批评，但其实许多新网友正是因为这个帖子而记住了他。网上的老师们也因此而更了解了他。王晓明老师曾几次跟我提到米老排的正义感，希望我能让米老排来做总论坛的版主。这几天，文化论坛上的网友们，也从张刚遗下的文字中重新认识了“米老排”。他曾是文化研究网上的一个异数，今天，他成了这个公共平台上的一个传奇。
　　现在，“米老排”再不会上网去写社会评论、学术评论的帖子了。但是他的学弟学妹们开始活跃在文化研究网上。张刚病中还在帮着策划、设计的都市研究网，也已经改版扩充。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米老排”，将会思考：一个健康的“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怎样去参与这个社会、关心这个世界。

　　他的这篇书评“官僚体系、权力精英与民主政治的危机”后来发表在《中国书评》第一期上。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转自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