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学者说，从知识分子的状况来看，中国处于一种解体的状况。

一位韩国朋友说，许多韩国人都有一个中国梦。许多人都在把中国作为未来的世界强国来谈论，中国自己也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口号。许多年以前，国际上同时流行着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一是“中国威胁论”，一是“中国崩溃论”。对于许多外国人来说，中国是一个谜一样的国家。对于中国人自己来说，也是在乐观中充满了悲观，在悲观中充满了乐观。中国一方面充满了发展的活力和机会，但是，另一方面，同时隐含了复杂和深刻的危机。

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在《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一文中提出：当前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峻，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在过去20年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分享了“改革开放”的成果，“改革开放”越来越像一场“零和博弈”：在少数人暴富的同时，一些社会群体第一次变成了绝对意义上的“输家”。“改革开放”变成了一场“赢家通吃”的游戏。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迅速走向两极分化。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 ，中国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1995年是0.38，到1990年代末是0.458。孙立平将当前的中国称为“断裂的社会”。中国社会分化速度加快，形成两个越来越大的集团，即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强势集团大体包括权力拥有者和上层知识分子，并基本形成稳定的联盟。(民间学者老田将此称为“中国精英阶层的整体化”。)另外一个社会集团是弱势群体，包括农民、下岗职工等。其次，这种格局已基本定型，即谁是穷人、谁是富人；谁是强势、谁是弱势已基本定型，弱势群体出现凝固化趋势。1990年代有两个显著现象，一方面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弱势群体”。中国既是一个引资大国，但是，同时也是一个资金外逃的大国。从1998年开始，中国每天有1亿美元资金外逃，国有资产的流失与外资的引进相当。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没有任何责任的上层和一个被全面剥夺的下层。这两个阶层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胡鞍钢认为，中国是“一国两制”(城乡二元结构)，“一个国家，四个世界”(沿海与内地的巨大差距)。

1990年代中国的这种发展方式与1989年事件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1998年底被查禁的《岭南文化时报》上曾有一篇评论《坦克+私有化=？》。文革结束后以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1989年天安门事件为界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80年代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90年代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在1989年的社会运动遭到暴力镇压后加速推进了，这并不是偶然的。新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构成了1990年代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1989年社会运动的主要动员是“民主”和“反腐败”。而在1989年以后，也就是说在90年代，“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中国知识界构造了“自由与民主”、“效率与公平”的对立，以“自由”的名义反对“民主”和“平等”，以“效率”的名义将腐败理论化和合理化了。中国走上了一条和俄罗期不同的私有化道路，一种是公开的私有化，一种是悄悄的私有化，而本质上都是权贵资本主义和强盗资本主义。用中国民间的说法，“三个代表”，代表的是大官、大款、大腕。中国改革的结果和路线可能是：权抢钱，“私有化”；钱买权，“民主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1989年事件和1990年代中国的发展方式是悲剧性的和灾难性的，是一种巨大的民族伤害。邓小平可以说是功罪相当，他一方面使中国避免了俄罗斯的悲剧，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可能蕴藏比俄罗斯更巨大的历史灾难。

经济学在的“改革意识形态”的缔造过程中发生了重要的作用。张五常、厉以宁、樊纲、张维迎、张曙光等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腐败是“次优选择”和“改革开放的润滑剂”。张曙光说：“改革中的许多变通措施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往往是由腐败和贿赂行为涉足，再由正式的安排加以确认，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和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了改革的成本费。”他还主张“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张维迎：“曾在数学上严格证明，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香港大学的张五常说他自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提出，可以“用专制的手段搞市场经济”，他提出用钱“把（公共）权力买下来”。有关改革的思维，最有名的是所谓“涶沫效应”。国有企业好比是一个饭碗，谁最先往这个饭碗里吐涶沫，谁就会得到这个饭碗。从根本上来说，改革就是公共权力的私有化。199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以“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和“权力资本化”为特点的市场社会。当前的国有企业改制是认为是“腐败的最后一顿晚餐”，曾经名义上是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在“改制”的过程中被极少数人无偿占有和接管，国有企业直接转化为私人企业。改革最终被归结为无条件的私有化，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分”。许多人称1990年代中国的特点是“化公为私”，或者用另一个说法“瓜分中国”。因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有“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因此，因此也有人把它称为“新三光政策”：抢光、分光、卖光。福建的赖昌星案、上海的周正毅案、辽宁的刘涌案充分反映了中国90年代权力和资本相结合的深度腐败和中国社会的全面黑社会化。

与此同时，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全面剥夺和社会加速解体。1990年代突出地表现为“减员增效”和“教育产业化”等反社会的政策的大力推进。因此，也有人说1990年代的发展是一种“劫贫济富”的发展。中国社会在上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广大下层普遍受损，陷入一种绝望的状态。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是，收入最低的农民工群体面临严重的欠薪现象。2003年，农民工的欠薪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相当于韩币150000亿)。最近几年，不断发生民工因为欠薪而自焚的事件，这是中国社会极端化的一个重要的症候。2003年国庆节，湖北公安县一位名叫杨培权的下岗工人在天安门广场自焚。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这种发展政策不仅导致个人的自杀，同时也是导致民族的自杀。2001年度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连年下滑。国民素质从1998年的第24位下降到第29位，科学技术从第13位下降到第28位，国际竞争力从第24位下降到第31位。

邓小平曾经说，如果“改革开放”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出现，那么就意味着“改革开放”失败了。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改革开放”已经失败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全面否定“改革开放”。1976年的政变和代表了极左政治的“四人帮”的被捕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拥护，当时的中国处于天怨人怒的状态。1976年的中国必须进行改革，正如1990年代民怨沸腾社会解体的改革必须重新反思一样。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最初取得了成功。但是，到今天，农民成为了最大的“弱势群体”，完全丧失了发展的可能性和希望。2000年，湖北的一位农村基层干部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真话》中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同年，上海学者曹锦清出版了《黄河边的中国》。由此引起了对于“三农”问题和内地的关注以及对于“改革开放”的反思。今天的中国必须重新整合断裂的社会，必须重建失去的公正，必须让被压制和被剥夺的最广大的下层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权利和要求。在今天中国深刻的危机中必须重新检讨和反省邓小平理论和“改革开放”的前提。邓小平的理论可以用他的三句话来概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不争论”(“稳定压倒一切”)。尤其需要追问的是：什么样的发展？谁的发展？

随着2003年中共16大以及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执政，中国的政策已经发生了明显的积极的调整。胡温出自中国西部，他们的执政为政策的调整提供了一个契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它不同于“经济人”理论、GDP崇拜、“形象工程”式的发展。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起点，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成为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它标志着从一种片面的、不公正的和不可持续的发展转向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胡锦涛2003年2月18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被称为“新三民主义”。新的发展观代替了旧的发展观，“新三民主义”代替了大官大款大腕主义。胡温一年的新政受到了民众普遍的欢迎。这并不是简单的胡锦涛和温家宝个人比以前的执政者更有道德感的问题，而是因为1990年代的那种国家政策是不可能持续的。30年来，中国的政治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再也走不下去了，不得不进行调整。

胡温新政的出现既是历史的作用，同时也与1990年代以来思想界和知识界的思想贡献有关。1990年代后期出现的批评的声音被称为“新左派”，如社会公正、社会民主论题都成了对于新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的一种理要的扭力。后来，杨帆、左大培、韩德强等学者不断对主流经济学提出批评，并且自称为“非主流经济学”。中国目前的问题首先应该是加强社会民主，将不平等的发展、特权的发展转变成为平等的、普遍的发展。作为一种象征，首先应该取消深圳特区。1990年代经济学成为了一种霸权话语，造成了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现象，而经济学又直言不讳地宣称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因此，在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重新整合的过程中，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社会和价值保护的责任，应该成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

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变化与知识分子的角色》。可是，在90年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知识分子的消失，知识分子被职业化的学者所取代。在80年代，知识分子与政府基本上处于一种对抗和抗议的状态。这种情况在90年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成为了利益集团的一部分。尤其是最近几年，国家通过学术体制将他们成功地收编，造成了老田所说的“中国精英阶层利益的整体化”的现象。中国今天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精英与底层、知识分子与民众在利益和情感上彻底断裂，完全丧失了联系。中国有9亿农民，但是农民没有可能表达自己的利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象，9亿农民――中国最基本最庞大的群体根本没有自己的位置和声音。中国农民悲惨的经济地位具有深刻的政治原因，他们经济权利上的匮乏根源于他们政治权利上的匮乏，他们经济上的极端的不平等根源于他们政治上的极端的不平等。农民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被法律规定为一种“非人”或“贱民”的地位。1982年修改宪法的时候规定，农民只相当于八分之一的选举人。“改革开放”的根本特点是“分”，而最早分田单干的农民成为了改革开放中严重受损的群体。中国的上层是有组织的，垄断了国家的权力。而中国的下层是没有组织的，丧失了最基本的权利，直至生存的权力。与中国精英阶层利益整体化相对照，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分田单干的政策使农民退回到原始落后的小农经济的状态，一种无组织的涣散的状态，使他们成为任人宰割的最大的弱势群体的群体，成为弱肉强食的可悲对象。中国90年代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落后就要挨打”，我认为应该换一种说法，“没有组织就要挨打”。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中国历史上先进的农业文明总是挨落后的游牧民族的打。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30年代南京的市民和西部的农民在日本军队入侵面前的不同结果。中国当时的首都南京遭到日军屠城，南京市民在中国是最进步的一部分，但是结果他们却是任人宰割、被野草一样被屠杀。但是与此相反，在中国的最落后的西部的农民面前，日军军队却受到了严重打击。这是因为“先进的”南京市民是没有组织的，相反，“落后的”西部农民是有组织的。

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消灭农民”，但是以哪一种方式消灭，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还是使他们转变成为其他的身份？问题是，50年以后，中国还仍然会有8亿农民。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长期的问题。

老田提出，要防止精英阶层走极端。“不争论”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长期以来压抑了下层的要求和利益。孙立平指出，必须正视利益分化形成利益的冲突，特别是弱势群体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的抗争。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搭台阶，比如建立工会、农会和请愿等缓冲机制，应在温和抗议和极端抗议之间架设一个台阶，不要让他走向极端，这样才可能使矛盾和问题得到一些缓解。农民是“改革开放”的最初的受益者和最大的受害者，因为他们倒退到了传统分散的小农经济。他们发展的必要前提就是组织起来。农村问题专家于建嵘认为，中国农村问题的本质是政治危机，而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因此他提出了“有组织抗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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