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蘑菇热风论坛的回帖片段）

 一
    许襟的帖子让我想起两个美学话题：一个是审美超功利，一个是审美即移情。许襟把它们联结了起来，之所以能超功利，原因还在于移情。

      这的确是太复杂的问题，不过真的挺有意思。讲到功利，我想说的是，商业活动与审美非功利并不是正面冲突的，因为所谓功利，是为某件事情赋予一个外在的目的，比方事成之后的报酬等等；而所谓非功利，则是指事情本身就是目的，行为本身就有快乐。这种外在与内在的目的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它们并非泾渭分明，而且它们既有互相冲突的一面，也有相安无事的一面，甚至还可以相互促进。不过，内在目的始终是主导性的，不仅审美是这样，世间之事概莫能外。否则，我们早就因为最后难逃一死而终日卧床不起了。功利说的理论依据是目的说，世间万物都有个确定的目的，而且这些目的之间相互勾联，没有这个，功利算计也就算不起来了。但这是一个太靠不住的观念，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就着力于批判它。在柏格森看来，与其迷信什么空泛的目的论，还不如相信“创造进化论”，其实世间之事一直都是交付于大化流行，生命本身就是目的，它不需要什么外在的目的，或者说，任何一个特定的目的都只是我们面对宇宙创化所产生的一个瞬时错觉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业炒作中的非功利行为”就还不足以把握那种对“超女”的狂热，因为它太一般化了，而且在逻辑上也有不妥之处－－究而言之，我们是不能称某某行为为非功利行为，而另一些行为为功利行为的，因为任何一个事情我们都能从内在目的与外在目的两方面去解说它。以前我们总说审美是非功利行为，那是不妥当的。任何一次具体的审美行为都有功利与非功利的两面，而如果强调审美是“就其本身而审”，那么说审美是非功利的就成了同义反复。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许襟姑娘想研究“超女”，功利与非功利的那种传统区分，非打破不可。

       然后来看“移情说”。许襟姑娘真的喜欢“自己形象的投射”这种说法吗？还是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表达？在经院美学中，“移情说”及种种心理学美学曾风行一时，不过后来就重新被强调客观的美学代替了。而就通俗美学而言，重点似乎一直在于强调欣赏者自身的参与即距离的消失。“自我投射说”虽然解释、发挥和修正的空间不小，但它毕竟太过笼统玄妙，将某一种对象的魅力解释为“自己形象的投射”未必真是解释了对象，因为它还不足以将此一对象区别于其他对象。万物由心，心生万象－－这类见解是无从反驳而且也无需反驳的，它同“物质决定意识”一样，不过是那千言万语的第一句，它们只是起点。它们最后究竟会走到哪里，我们还完全没有把握呢！

       不过话说回来，“移情说”是在19、20世纪之交出现的，此时德国哲学界所关心的不是为相对主义翻案，而是如何为康德哲学寻找一个历史－文化的解释。一个不断得到加强的共识是：移情之所以发生，我们之所以能在一个树干的纹理中发现蓬勃向上的力量，是因为我们与对象之间已建立起历史－文化的联系，我们处于同一个宇宙生命的流动、创化之中。这种主张后来受到了现象学的猛烈批判，因为它太“人类学”气了，不过它的一个重要思路被继承了下来：认知关系本身在方法论上先行于认知的主体和客体。今天的人文科学当然早已超出前人视域，不过这一原则似乎仍然被继承下来，甚至有所发扬。即如福柯，也是可以放在这一传统中的。许襟姑娘不妨也向这条路靠一靠。

     
二

     毫无疑问，“关系先行”同样也只是一个起点，如果找不准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那我们仍然只是说了一句话而已。不过这一句话也还是有益的，我们可以拿它做一面锣，所谓“鸣锣开道”是也－－锣本身是不能指明方向的，不过锣声却有提神醒脑之效。当我们要研究“超女”的时候，既不要被传统美学的概念框架束缚住，也不要太过直接地选择某种价值立场，而应该时时敲醒这面锣，以问问自己：“我”为什么要研究“超女”，“我”何以能研究“超女”，“我”和“超女”啥关系？或者更玄虚一点的：“我”和“超女”之间已经建立了怎样的历史－文化关联而“我”又何以能穿越这种关联进行研究呢？

   ……      

    对我来说，它更多的是就超级女生这个对象试图对一种大众文化实践方式进行表述，在这里不是要去解释“魅力”本身（这恰恰是传统美学的“框架”），而是试图分析“魅力”的生产方式。

三
      必须说明，许襟在对大众文化实践进行分析时，传统美学的思路是否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对魅力的生产方式的分析，已的确不同于传统美学以本质化的主客体为理论前提的思考方式。不管是分析多么后起的现象，只要其思路是“主客体先行”，我们就可以把它与传统美学相比照，因为正是后者巩固了这样一个主客二元结构，我们很难走出它所打造好的框架。即便是主张“关系先行”，也只有在真正迈出了关键的几步之后，才可以说自己已跳出传统美学（所以它的方法论的意义其实是有限的）。文化研究是在传统美学（及其它传统某学）已经开垦过的土地上重新耕耘，早已经没有处女地留给它了（在我所设定的意义上），“魅力的生产方式”和“魅力本身”的区别也不是这块地和那块地的区别，而是同一块地采用新的工艺技术，获得了新的出产。关键是有没有这个出产。由此，我们也必须在“大众欲望的客体化”与“审美快感的客体化”之间制造真实的差别，以免两者被同一个“移情说”笼统地囊括。关键是能不能制造这个差别。

       如果不能对此作出有效的说明，也许下次我就会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搬出来了，以证明我们其实还是在以古希腊的方式思考文化研究问题，呵呵。当然，这只是一个旁观者“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提醒罢了。

       “超女”真的是一个很值得谈论的话题，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谈论得很好。一时间也不用在乎什么研究不研究，天下哪有那么多研究等着我们做，不过是有感而发，不过是受着苏格拉底的鼓噪，觉得“没有思考过的生活就还不算生活”罢了。在这些讨论和思考中，一个最核心也最隐秘的困惑是：关于眼前这个世界，我们究竟有多少共识？这一切是否不过是历史的常态，太阳底下仍无新事？抑或某种终结正在众声喧哗中悄无声息地发生，“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每当我们对一个新事物品头论足的时候，心里常常都有一种恐惧，我们害怕新事物的出现意味着某些事情早已发生，就像当我们撞见爱人与他人拥抱时，我们确信那绝对不是第一次，而他们那惊慌失措的表情却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所以我们常对爱人说，如果你另有所爱，你一定要告诉我！但这只是自我欺骗而已。说到底，身在历史之中的人，谁能在历史尚未成为过去之前，把它看得明白呢？

      好在我们并不需要太明白，对“超女”等等的议论不过是交换一下焦虑而已。这种交换所传递的东西是不太重要的，重要的是传递中我们有可能会彼此碰一下手，从而明确地知道他人的在场。今天与我们共同在场的人，将会被同一个历史浪头卷去，想到这一点，我们也许会安心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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