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起，《soho小报》的文章改成命题作文了，前几天苏里打来电话，说第一期谈“大国崛起”。这个话题差不多已经说了两年，由官方推动的各种媒体文章、出版物、电视片也早已铺天盖地。这个时间段恰好与人民币升值、股市暴涨重叠。同时，“中国制造”在这两年也成了醒目的世界性问题，去年一位美国记者突发奇想写了本《离开中国制造的日子》，身体力行地试图过没有中国制造的生活，结果发现寸步难行。于是，在种种人为和非人为的迹象下，这个命题似乎已经不证自明。但在这里，我想试试从另外的角度来看。

　　在好几年前，甘阳曾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走向政治民族”，这篇文章提出了真正的问题，比他后来的那些“通三统”之类的说法要好得多。这篇文章的问题来源于马克斯·韦伯，韦伯1895年就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有个著名的就职演讲，题目叫“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大概十年前三联出过这本小册子。但甘阳在好几年前就将韦伯的这个论题移到中国的语境下来说，今天再回过头去看，确是很有见识。在韦伯那个时代，统一了的德国经济上发展的非常快，一举而成为欧洲的经济大国。然而韦伯却深感忧虑，因为他认为，一个长期落后的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发生爆发性成长必然会隐含一个致命的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这个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不成熟表现在当经济大规模成长而导致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时候，原有的政治机制却将大部分人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韦伯承认也许有某种侥幸的情况，那就是当“某一阶级天真地把自己的利益等同于社会普遍利益时碰巧也符合民族权利的长期利益”，但这种少数人的政治最终将不足以维系高度分化的经济利益。一方面，是全民参与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却是少数人决定的政治过程，没有一个政治共同体作为全民认同的归宿，而一个没有政治归宿的民族，她的前途是危险的。在德国，以后果然就有了“政治不成熟”的魏玛共和以及希特勒的上台，乃至二战后的两德分裂。

　　韦伯所担忧的当时的德国和中国现时的状况有某些类似，都是在建立现代性的民族国家过程中由于社会整合不成功而可能导致的危机。这种危机从表面上看只是政治过程的不完善，但实质上，则是现代性的社会发展未能在公共领域中完成它的正当性。中国今天的情况在某些方面也许还不如当时的德国，一百年的时空相隔也使情况有很大不同。但有一点很相似，那就是在经济繁荣时代政治精英们的普遍丧失政治远见，以及在知识分子中的“政治市侩主义”盛行。中国今天左右两翼的知识分子，左翼们希望用“新三统”来延续这个结构的侥幸过渡，右翼的则以为只有等待大危机的到来。然而正象赵鼎新在最近的一篇题为“民主的生命力、局限和中国的出路”中讲的，若真等到大危机到来的时候，所有的改革都将“太晚、太少”，然而，“很少有政治家在较好的形势下仍然有如此远见，也很少有政治家能既有先见性的理想，又有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手腕”，这构成了走向政治成熟过程中的悖论。

　　这种时候，韦伯在1895年对“政治市侩主义”的警告非常值得深思，它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真正的“现实感”。我把这段话抄录在下面：“新生代德国市民阶级尤其钟情于一种德国特有的‘非历史’与‘非政治’的精神，陶醉于眼下的成功而只求永保太平世界。德国的历史似乎已经走到了头，上千年的奋斗似乎都已在今天完全达到。谁会操心问未来是否将认为我们这一代乃行尸走肉、坐失良机？”

　　200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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