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建英学校教导主任

　　2007年1月10日上午十点左右我和梁京跟随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一行四人抵达位于上海市普陀区丹巴路165号上的上海建英希望学校。我们首先采访了该校的教导主任。这位主任反驳了普陀区教育局取缔该校的理由。对于非法办学，主任说若是非法办学，那怎么办了十年到现在才非法。这个论据自然是不充分的。从事后对普陀区教育局范局长的采访来看，这个问题背后隐含着一个关于农民工子弟学校历史发展的问题，折射出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历史变迁和其面临的现实困境，我在最后再详细展开。然后教导主任出示了几份食品卫生、消防安全、房屋建筑等方面审核表的复印件，以示并未违规。其中还有一份安徽当地政府审核的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这里也有一个国家关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相关政策的历史变化。以前类似建英这样的学校实行的是流出地管理，即由安徽当地政府管理审批。但现在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实行流入地管理制度，因此，原则上建英学校得服从上海教育部门的管理。这次叫停事件是这个背景下变动中矛盾的产物。最后主任提及1月5日和8日教师记者家长一方与警察因冲突产生了肢体接触，并给我们存有1月8日拍摄影像的光碟。

　　救救孩子？

　　随后接受采访的是当时还留在建英学校的几个小学生和一位不愿让自己的孩子转往曹杨小学的家长。这位家长先是肯定了建英学校的办学质量，对此他比较满意。然后他谈了对转学的顾虑。他之所以没有让小孩立即转到曹杨小学主要有三点担忧。首先，农民工子弟学生因为要返原籍参加全国高考，使用的都是人教版教材，转学后学校是继续使用人教版教材还是改用上海版教材？即使使用人教版教材，曹杨小学惯用上海教材的老师又能不能上好呢？毕竟，两种教材的要求和体系还是有所差别。其次，这位家长担心孩子能否跟上上海学校的进度。有意思的是，在这位家长眼里，上海的学校还是安徽的学校对应着他们的和我们的，分得很清楚。我想这也是他在情感上偏向建英的一个原因吧。这既是乡土意识，但也是背井离乡的客观环境所造就的。说实话，有多少上海市民把他们当作自家人呢？此处这位家长还顺带提到一点——上海公办学校普遍不接受中途插班的学生。原本在外地念书的学生无法在学期中转到上海学校，而在建英这样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灵活多了。再次，转学后还面临可能收取借读费的问题。一般来说，农民工家庭都不具备入读公办学校的五证（包括出生证、身份证、独身子女证、居住证、缴纳社保四金证等五种）。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歧视问题。他担心因为本属于社区配套学校的曹杨小学的老师大多为上海人（这点在我们下午的采访中得到了验证），农民工子女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会不会遭受歧视，进而对小孩的成长不利。应该说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尽管在下午的采访中，曹杨小学的老师强调他/她们会善待孩子关爱学生，通过表面的观察我们也能相信他/她们的诚意。但从长久来看，这依然是个问题。

　　那个接受采访的小女孩是少数没有转学而依然来到建英学校准备继续上课的五年级学生。她进建英学习已经两年，对建英有深厚的感情。她对建英的老师和整体环境都比较满意，突然间面临转学让她很难适应。如果学校新学期重建，她还希望在建英念书。从她略显无辜的眼神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变故对她造成的伤害和她心里的委屈。是啊，除了疾风骤雨，难道没有更妥善的方式吗？我后来又问她们，建英有什么让她们不满意的地方。三个女孩的答案完全一致——建英的伙食质量比较差，菜单调，味道不好，营养也一般。我以前也接触过不少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他们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朴实，对物质的要求不高。让他们不满意，说明做的确实很不好了。但这几个孩子并不十分介意这个问题，在她们看来，只要有个安静的学校就够了。她们要的真的不多，可最后得到的又有多少呢？

　　1月5日和8日的部分事实

　　随后我们和建英学校的老师们一起坐校车去市政府上访。尽管最后上访落空，但我在车上对老师们的采访帮我大致勾勒了1月5日和8日的事情经过，因为有学生的验证，可以说是八九不离十的。

　　1月5日下午一点左右，普陀区教育局领导把老师叫到一间平时用来开会的教室开会。范局长宣布取缔非法办学的建英学校，随后教师们就被关在这所教室内。后来有部分教师想办法走了出来，但无法进入原教室继续上课或与学生交流。而原先教师上课的教室为警察和曹杨小学的教师占据。这些新老师们跟孩子们说建英学校是非法办学，宣传曹杨小学的优点，分发“告家长书”让孩子们带回家给家长看。随后一部分孩子就被校车送往曹杨小学参观。

　　1月8日早上建英学校的学生继续来上课，此时早已守候在路上的警察不顾孩子和家长的意愿，一概把学生抱到事先停在路口的几辆大巴上，并拒绝家长陪同，每辆车坐满以后就开到曹杨小学。期间由于警察使用强力，与部分孩子和家长发生了肢体接触。

　　曹杨小学：究竟谁在拯救孩子？

　　下午两点左右我们吃完饭就去普陀区教育局采访副局长范以纲。到了那边，范局长不在，后来我们获悉范局长去学校了。随后我们又折返建英学校。到了建英，门口停着一辆漂亮的丰田车，看车牌以皖字开头，我们以为是传闻中安徽教育厅派往上海协调的领导来了，后来知道车其实是建英学校校长同时也是学校老板姚为健的。这个细节有助于我们认清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双重性质，所以我在这里必须提一下。范局长并不在建英。不在建英，那一定是在曹杨。于是我们就赶往曹杨小学。快三点的时候，我们到了位于普陀区金鼎路上的曹杨小学。听范局长的介绍，曹杨小学原本是社区配套小学，原先因为周边小区房子还没完全盖好一直没有投入使用。当时已经接近放学时间了，门口有不少家长等着接孩子。进去一问，范局长果然是在这里接待媒体。因为范局长不接受我和梁京的旁听，我们正好下楼去采访等校车回家的学生。

　　在操场上我们问了几个排队等车的学生，他们都是从建英学校转过来的。我们问他们对新学校满不满意，能不能适应新生活，想不想以前的学校。学生普遍表示满意，新学校教学设施比建英漂亮实用，午饭也比建英好吃，老师的态度也很好。他们已经适应了新学校的新生活。惟一不满意的地方是校车比原来的慢，要等一段时间。我们又问了一些学习的情况。他们反映曹杨小学的老师已经复印了他们的人教版教材，上课都用人教版，以后也不会改。老师们还对他们说建英以前收费过高（据学生反映建英一学期学费1400元左右，一学年将近3000元），下学期开学后曹杨的收费会比建英便宜。曹杨的老师也没有提及收取借读费的事情。学生们对建英大都还有感情，但显然这种感情并不足以使他们过多留恋，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建英办学上的确存在硬伤。有一初一女生谈及为什么愿意转学时说是因为得知建英属于非法办学。当时我听到从一个原建英学校的学生口里吐出非法办学四个字，感觉现实生活的变化实在是太快。应该说孩子们的回答有些出乎意料，但也完全在情理之中。从我们的直观和粗浅的了解来看，曹杨小学的物质条件毫无疑问比建英优越不少。教学质量没有现场亲听，也不能偏信学生的话，但我想肯定不会太差。对于原先家长学生关于教材学费等方面的担心，学校方面也做了相应的调整，这显然是比较高明的应对。在某些细节方面，曹杨小学也很讲究。老师关注学生的安全，反复提醒孩子们不要被邻居带走。对孩子们的态度也称得上和蔼可亲，整个学校充满和谐欢快的气氛，看上去欣欣向荣，一切都在步入正轨。这当然也可能是为应对媒体，你可以怀疑它的延续性。但做肯定要比不做好。至少从目前来讲，我们挑不出什么毛病。从大多数学生的角度看，转学未必是一件坏事，反而让他们得到了好处，有了一个更好的环境。只是抢生的方式还值得商榷，如果采取更平稳渐进的过渡方式应该更好。既然一切为了孩子，那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更人性化点让人容易接受，我想也是有必要的。

　　范局长的解释

　　范局长愿意在曹杨小学接受媒体采访既说明他对曹杨小学的现状表示满意，也表明他对教育局拯救孩子行动的正当性充满信心。事后我所听到的采访录音也完全验证了这两点。范局长首先说明叫停建英学校的理由：无注册登记；无合法办学许可；存在触目惊心的安全隐患（据他说有照片为证）；校舍租赁到期不具备办学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安全问题。随后，范局长介绍说叫停并不是突然的，之前有过责令整改、答复等来回的过程，给过建英一年半时间调整的机会。之所以过去没有采取措施解决农民工学校非法办学的问题（也就是建英教导主任所说怎么办了十年才非法的问题）是考虑到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历史性，农民工子弟学校存在的某些问题也是随着学校规模增大慢慢积累起来的。同时政府教育机构过去也没有足够的资源。现在既然有了资源，具备了相应的条件就一定要解决好。针对为什么提前行动而不是等新学期开始这个问题，范局长列举了几点现实因素，总之提前行动是为了方便日后工作的展开。范局长强调这次叫停转学行动的意义：保证学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做好教学衔接工作。范局长特别向记者说明国家政策的变化，为贯彻新义务教育法的精神，现在政府正在加大投入，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总的方针是公办为主，民办为辅。在符合国家标准、依法办学的前提下，欢迎社会力量办学。一切为了孩子是他们的最高宗旨。范局长希望媒体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理解这件事。范局长还特别提到曹杨小学在学费、教材、教学等方面会采取的相应措施，我听了之后觉得能够打消之前那位家长的顾虑。对于事件中发生的一些冲突，范局长承认是有一些。根据我们的了解，动用大批警力部分也是因为建英学校租借地正好在普陀区即将建设的商务生态区范围内，与拆迁有关。

　　从范局长的谈话来看，他比较务实，也说得上有理有据。虽然对于某些细节问题有避重就轻之嫌，但总体上是站得住脚的，让人开始倾向于他。特别是他提到建英老板姚为健自己的孩子也在公办学校念书，他们教育局所做的不过是给其他孩子一个同等的学习环境学习条件。如果建英真的那么好的话，姚应该让他的小孩在建英念书。这的确很有说服力。

　　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再思考：

　　从转学事件本身来看，当地政府在具体操作上确实有简单化的嫌疑，对学生和家长的心里感受和实际需要考虑得也不够充分，尽管他们的战略方向（市政建设或者是拯救孩子）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我们抛开叫停转学事件中的一些具体细节，转而关注这一事件背后更大的社会意义，以此揭示现存问题和矛盾，我们必须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如范局长所言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下理解。这一背景包括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历史发展、政府管理模式管理主体的转变、新义务教育法实施后的新政策新方针以及政府以执政为民营造和谐社会为核心的新的执政理念。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叫停建英希望学校看作一个信号。这个信号既意味着地方政府开始加大投入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加大力度管理监督农民工子弟学校。同时也意味着一系列转变的开始。在转变之初，一方面农民工子弟学校原有的历史遗留问题日益突出，必须得到解决。原先被遮蔽被掩盖矛盾也会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显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对这样的转变也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在此期间由于不习惯新的角色而引发的矛盾冲突在所难免，但双方都需要有良好的心态和妥善的手段以求携手共进。双方都不应该把对方视为自己的对立面，如果一开始就抱着对立态度，结果自然不难想见。

　　其次，农民工子弟学校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农民工子弟学校解决了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问题，满足了社会需要，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但这绝不意味着像建英这样的农民工学校就是做慈善事业的社会公益机构。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农民工子弟学校都是盈利性的，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企业。如果仅仅看到前一方面，把农民工子弟学校和身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等同起来，片面从同情弱者的立场出发看问题，就未免太天真了。既然是企业，当然应该遵守相应的游戏规则。也因为企业追求的第一目标是利润，在办学中难免存在种种压低成本，漠视师生利益的做法，这也需要政府对它们管理监督，使它们向更正面的方向发展。过去由于历史原因，规则的缺乏也好，农民工子弟学校一时的无可替代性也好，使得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在当时无法妥善解决。但时代在发展，政府也在不断重视，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规范管理和监督正在落实为行动。我赞成政府加大管理力度，履行自己的监管职责。尤其是涉及建筑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卫生、教师资格、教学质量等大的方面，必须抓紧，严格监督。办学要规范，管理也要规范，大家都依法行事，净化环境，也能够吸引闲散资本，真正扶持引导社会力量办学。办的学校多了，就有竞争，就迫使校方必须增大投入提高教学质量、服务水平，完善硬件设施。另一方面，相关立法部门是不是可以适当考虑下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现状，制定一个跳一跳能够着的标准，而不是超越农民工子弟学校当前的实际力量。像浦东新区那样先做调研，根据收集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管理措施，可以整改的先整改，改无可改再依法取缔，我想是更妥善的做法。如果要求原有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一步到位，达到和公办学校同等的办学条件，可能有些勉为其难。我也希望行政部门在管理执法时也能够灵活一些，抓大放小，尽可能做好引导沟通工作。毕竟政府资源有限，这些已经开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现在仍然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由于教育的重大意义和其特殊性，教育不应该完全产业化，作为义务教育的小学到初中教育尤其如此。所以，我很赞同公办为主民办为辅的方针。同时希望政府在督促农民工子弟学校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切实履行以人为本这两方面，多给它们一些引导和帮助。

　　同样公办学校也需要加强管理完善建设，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使他们有真正的归属感，不再有他们我们的区分意识。在公办学校的具体办学形式上，比如在插班、集体转学、增设民工子女班的选择上，还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多探索，根据具体情况，找到一条合适的路。根据我们从华师大法政学院文军教授那里了解的情况，孩子们更愿意与和他们相同家庭背景环境的民工子女在一起学习，也正是出于这一点他们心理上更能接受民工子弟学校。出于某种习惯心理，某些当地政府并没有把事实上已经成为新移民的外来务工人员看作城市的一部分，这也导致这些新移民仅仅因为户口问题无法享受与当地普通市民相同的待遇。不管公办民办，最终的最大的受益者都应该是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希望政府主管部门及其所领导的公办学校连同民工子弟学校一起，多设身处地地为学生和家长考虑，把一切为了孩子这个理念落到实处。

　　2007年1月10日晚－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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