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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山远水和葡萄二位贤兄都谈到学生在向老师求学过程中的主体意识问题。这个问题是由在下的一段认为夏安的描述具有普遍性的表述生发出来的。这是两个差距相当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暂且以扫叶兄的标准对学生整体划分为A、B两个群体的话，那么这两个问题是分属两个群体的。A群体不符合扫叶兄的标准，夏安已经对这个群体中的特定类型有所描述，那么如何对待她们呢，这是夏安想提出的问题，也是我有疑惑的问题——我之所以重视这个问题，是因为就我观察，现在的学生越来越朝这种状况发展，这是一代新新人类，是研究生教育正在面临的新问题，扫叶兄那个标准要在这个新问题前重新估量了，无论下边的讨论怎样发展，我不希望这个问题就这么错过。而远山兄的追问，大概来自我的“普遍化和典型化”的用语，这个很简单，这两个用语是用来描述这一学生类型的，而不是全部。——我在这里的疑惑，无关于我对自己的反思，因为我还是大言不惭地自认属于B群体的，如何看待A群体，对我来说其实与如何看待其他的社会问题处在同一个层面，只不过我有很多同学都处在这个问题当中，所以更为切近，更引得我的关心和我对夏安的描述的重视。
因此，从逻辑上讲，远山兄是不该从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迁移到学生主体意识的问题的。但还是迁移过来了，说明远山兄直觉中很包含了相关的问题意识，所以我仍然愿意正面地回应。在我就读研究生的期间，远山兄的问题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笼罩性的问题。不思考怎样跟导师学习的学生不过是瘟头瘟脑的学生，学到的东西也不多。就像葡萄说的，在这种情况下，“老师的标准”，“对你来说都是外在的直接拿来替换自己茫然之感的东西罢了”。这种学生我见过一些，说心里话，挺反感的。但我也见过另外一种学生，他们从中学时代萌生自我意识的时候开始，就以反权威的姿态建立自己的主体性，他们以反向的方式学习、组织自己的所得。可是这种方式缺乏自我约束性，往往会导致自我的无节制膨胀，最终成长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相信自己理性的个人主义者。这类学生，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也并不多。两种方式的深层问题在于，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面对权威的方式，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主体意识的方式。这个问题实际上埋伏在中学教育里边，埋伏在这20年的社会心理倾向里边。
关键的地方，在于我们如何面对“权威”？具体地说，也就是我们如何重新想象学生和老师的关系，职员和领导的关系，公民和国家领导人的关系？这些关系当中的主体性问题，往大了说，其实也与论坛反思社会主义休戚相关。具体到学生和老师的关系里，远山兄的帖子其实已经给出了一种想象，我来简单地概括就是：教学相长。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和学生之间可以“经由集中的体验和默会，而彼此给予并获得更直接的感染和启示”。我认为，这种想象中深刻地包含着一个理念预设，就是平等。它不愿意承认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它期待着学生的存在也可以给予老师以启示。在这么一个深层上，它是反权威的，我把它看成是80年代以来反思社会主义的收获的某种隐喻。但是此外，也存在另外一种想象，这种想象针对的状况是这些年来年轻人拒绝给自我立法，拒绝自我规训，拒绝社会主义时期以及传统社会当中曾经存在过的通过自我否定而获得觉醒，进而达到自觉的自我重建的方式。对此，我们几乎不需要佐证，因为我们的直感告诉我们，现在是个性文化观念、肯定自我的文化观念驾御着大众文化诱拐着年轻人的精神世界的时代。麦当劳的口号是“我就喜欢”，连芙蓉姐姐得以发迹的社会心理基础，也是人们同情和认同她的自我欣赏。有鉴于此，这一种关于教学的想象，充分吸收了传统教育的方式，在形式上颠倒年轻/年长的价值本位，自觉地设置了老师的权威性。这种方案不是普遍的超历史的乌托邦构想——那种构想很吸引人，但是也最不坚固——而是历史的，具体的，有针对性的，随时可以调整。作为学生，必须自觉地考虑，姜太公的角色已经安排好了，自己愿意做那条鱼吗？如果我有这么一个姜太公作老师，我就愿意做这条鱼，火中取栗是也。
火是什么？火就是，如何在一个包含权威的教学结构当中解决学生的主体性问题？说实在的，这样的问题自从毛泽东以来，中国人的智慧就没能解决它。但是这几年我们从竹内好那里学了一点，可也还不够。但问题不在于尚未解决，问题在于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解决了。还是得拿远山兄的想象为例，不好意思，在这里包含着平等的理念。我们是如此渴望平等，但问题在于，我们同时又是如此渴望“理想”。远山兄给了理想这样一个定义：“何谓‘理想’，历来表述车载斗量，但说白了，不就是那么一种我们渴望信从、能够信从、能够信从也随时需要信从的认知和定义标准么？”问题就在这里，它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人生理想，而是一种使人自觉渺小和敬畏的伟大力量，是我们必须为了我们的自觉渺小而设置出来的伟大力量，是如何安置信从的问题。可是，究竟如何在现世人生中安置这种信从？？？我们看到，30多年以前，中国人是怎样地相信毛主席，在他去世的时候，人们怎样地流泪、空虚，可惜没有人去描述那种体验究竟是什么。而如果在一个绝对平等的没有宗教传统的现世社会当中，毛泽东是不存在了，但那信从如何安置呢？相信科学？理性？西方人做过了。相信宗教？俄罗斯人做过了。这是一个多么难以回答的问题啊，对于一个学生而言，信从老师，可能是在这种无法解决的困境中，最无意识的选择。这也许与远山兄对抽象的“理想”的信从别无二致。只不过在信从“理想”的时候，它的理想中被安置了主体位置，存在在很大程度上的机能性，于是它变成一种追求，一种探索；探索中的安慰，安慰中的探索。在没有宗教的中国，人们往往是各种形式的宗教徒——基督徒、虚无主义者、理想主义者、革命论者，诸如此类。
但我们必须拒绝“宗教”，任何形式的“宗教”都是阻止人们继续前行的泥潭，除非具有鲁迅精神那样的开放性。没办法，这就是现代，这就是现代对探索者的苛求。我们不能停留在阿廖沙那里，我们不可避免地接近路翎，和他未完成的事业。在这个时刻，至少对于我来说，做到不“随声附和、顺势而去”，就变得异常艰难。因为真正的不随声附和的方式，依然在探索之中。于是，远山兄会看到诸多随声附和的发言方式，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在那里面，往往有着许多具体的原因，那些就不足一说了。而这深层的原因，如我前边所说，倒是很想听听诸位高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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