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识教育问题上，很明确，在美国整个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个基本文献是哈佛大学1945年的一个报告，这本书叫哈佛的红书（Red Book），因为它的封面是红的。它对二战以后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当时哈佛的校长任命了由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和一大批最好的教授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讨论了两年半的时间，一个礼拜一次会，一次会八小时，最后形成了哈佛的红书。在任命这个委员会的时候，委员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把中学教育和大学通识教育联系起来考虑，所以虽然它的副标题是谈论哈佛大学本科生的教育问题，但是它用非常大的篇幅谈中学教育，而且认为中学的通识教育要由大学来设计，这是一个当仁不让的问题。这个文献在1980、1990年代美国的教育讨论中不断地被提出来批判。我认为这些批判虽然也有道理，但很多都是歪理。其实我认为哈佛1945年的这个文献是个非常深刻的政治哲学的文献，也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学分析的文献。

　　为什么一大堆一流的学者用两年半之久的时间，来考虑美国的通识教育问题？

　　哈佛的报告用的是“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而非“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概念。1950年，芝加哥大学也使用“通识教育”概念，提出《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方案。其基本观念在当时是非常清楚的，用“自由教育”容易给人一个感觉，即似乎只为少数人服务，这是古老的经典教育。而通识教育恰恰是在传统的自由教育在实践上不可能维持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大学的扩张问题，因为从前招生比较少的时候当然可以维持比较高的教育质量，也比较容易维持一个那样的教育方案，但是一扩招，五花八门的人都进来了。

　　我们不要把美国神话化，美国也很困难。芝加哥的通识教育理念在全美是最厉害的，它和别的大学不一样。一般学校的通识教育是在大学的前两年，哈金斯校长的理念是四年都是通识教育，但实际上没有贯彻下去。这个理念没有在芝加哥大学得到贯彻，而是在另外一个大学得到贯彻，那是一个 liberal arts college，因为现代大学必须考虑现代社会的问题，而严格说来传统的liberal education并不包括现代的社会科学，所以在现代大学不是很可能的。在美国比较好的是有两类，自由教育学院基本上采取比较传统的做法，当年哈金斯提出要办芝加哥college，三次被教授会否决，在整个三十年代，芝加哥大学都处于内战状态。

　　美国现代大学的起源就是芝加哥大学，我们一谈就是哈佛，哈佛其实根本不是大学，最早的时候只有他那个教派的人才能参加，美国早期的教育都是教会的。而且直到十八世纪，我们看美国最有名的亨利·亚当斯的教育的话，哈佛的教育其实四个月就够了，根本是在浪费时间，学习希腊文时别说一本《荷马史诗》，连一章都没有读过。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当然是以后美国教育理念的一个最深刻的影响性文本，它专门有一章谈哈佛的教育，我觉得我们不要神话它。

　　美国最早的现代大学一个是霍普金斯大学，一个是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是1892年成立的，所以美国的现代大学并不比我们早到哪里去。为什么哈金斯和教授们那么尖锐地对立？因为芝加哥大学是以社会科学为主的，社会科学当时和人文科学处于严重的冲突当中，哈金斯是要把传统的liberal arts education 的理念引进来，而且要四年一贯制，所以三次被教授会否决。这场争论对美国教育的影响非常大，被称为芝加哥之战。论战的一方是文科的代表，是哈金斯派的，另一方的一个代表是一位生理学教授，他特意直接从实验室出来，穿着实验室的白大褂参加会议，一上来就说，我是从工作室出来的，我们是在调查事实；你讲的那套人文价值观念都是狗屁。

　　我们谈通识教育，我觉得一方面通识教育很重要，另一方面我们也很现实，现代社会有很多和传统社会不一样的地方，不可能完全按照从前的那一套。通识教育基本上是针对现代性问题，是针对现代社会特有的问题而制订的。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喜欢把美国、西方的东西神化，所以一讲通识教育，一讲到Liberal Education就讲到古希腊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哈佛的方案着重解决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传统的变迁问题。现代性的一个特点就是社会变迁速度非常快，这样代与代之间还有什么传承和联系？这是通识教育要解决的问题，变中是不是有不变，否则每一代人无法沟通，如何构成一个历史的共同体。通识教育所以从中学抓起，是因为当时美国四分之三的人是上不了大学的，所以如果把通识教育完全放在大学的话，整个社会会有一个脱节现象，四分之一可以上大学的人和四分之三不能上大学的人在理念上、思想上是无法构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我非常同意陈春声的说法，不管教什么都好，总是要有一个历史文明共同体的概念，正是因为担心这个问题，所以要强调连续性。

　　第二个问题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分殊化程度很高的社会，不同的人群之间理念风俗都很不一样，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的东西，从而可能成为一个共同体？通识教育理念上的目标非常明确，他们用两年半的时间实际上是在讨论现代性问题，在讨论现代社会对教育理念的冲击，包括大学扩张。我们现在不论是在大陆，还是在香港，都在抱怨大学扩张，其实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大学的扩张必然带来混乱，带来教育质量的下降，这是需要努力去克服的。二战以后，大学一下子扩张了，1870年的时候美国的中学生一共只有6万人，到1945年是700万人，其中四分之三没有办法上大学。

　　对通识教育，我们也要有哈佛委员会那样的高度，去看待在中国社会积极变化，教育高度扩张的情况下，考虑到底什么是共同的，到底什么是我们希望培养出来的公民，到底什么样的人是我们中华文明共同体的传人。我觉得这样的话中学和大学一定有联系性而且一定有重复性。很多经典就是不断重复的，只不过小学的时候讲得比较浅，中学的时候深一点，大学可以更深一点。一本亚理士多德的《伦理学》从中学读到大学，从大学读到硕士，从硕士读到博士，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们的题目是“大学改革与通识教育”，但实际上是可以而且应该把中学教育同时考虑进去的，因为严格说来大学通识教育和中学教育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最近香港在作中学改革——对此我非常欣赏——通识教育的理念是非常清晰的，香港的中学将分四门课，包括中文、英文、数学和通识教育，通识教育占的比例非常大。这对大学的招生会造成直接的影响（我觉得香港中文大学走得比较快，香港中文大学的新校长刚上任就提出，他在任内最想作的一件事就是香港中文大学以后招生不以系为单位，而以学校为单位，至少以院为单位）。香港的中学通识教育计划预计在2008年实行，实行后，香港的中学通识教育占到非常大的比例。我非常欣赏通识教育中的自然科学部分，有四门必修课，四门选修课（必须选到两门）。自然科学部分的理念非常先进，叫做“科学技术与环境”，它体现了一个基本理念，就是科技的发展是置于人文和伦理的关怀之下的，它的第一个课程叫“疾病与公共卫生”，第二是“资讯科技与社会”，第三是“环境与污染”，诸如此类。这些观念非常先进。

　　香港的中学生可以上大学的也就是20％左右，这些我们原来认为是理科的、完全技术性的教育实际上是公民教育。在科技观念的改变上，比如对环境污染，上过这些课的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疾病与公共卫生，这是一个公民概念，不仅仅是科学知识。这些东西是要置于公共伦理考虑之下的，包括生物科技的发展是否会带来对人类基本伦理的挑战，这些观念我觉得都是比较新的。

　　文科方面的包括“当代世界中的中国文化遗产”（相当于中国传统文化）、“多元化世界的全球化趋势”（相当于西方文明史）、“现代中国的发展”、“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其中当然有政治教育的内容，任何一个通识教育都有本国的政治教育——在美国中学，叫做公民课，非常强调美国历史、美国总统是谁等等，这个是很正常的。）四门选修课包括“伦理与社会”、“宗教与社会”等等。这个通识教育计划实行起来，有非常大的困难，中学教师几乎要全部轮换。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转自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