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友人书
某某兄：

    本来我想写一篇文章来讨论一下你和你的朋友们在香港进行的“非正规教育”实践之于我们的意义，但开学以来杂务太多，一直抽不出相对比较完整的时间来写，只好先给你写这封信，把一些相关的想法拉拉杂杂说出来，供参考。
    去年年底，王晓明老师约我们几个人到上海的郊区开了一天会，在这次小会上，集中讨论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文化研究何去何从？”一方面这些年来王老师和我们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批评甚至是攻讦，很有必要从正面来回答“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我个人觉得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这些年来发展迅速，但这种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何处，是一种以分析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现实为己任的“问题意识”，还是一种以追慕西方学术新潮为目标的“学院政治”？如果不是危言耸听的话，可以说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今天已经到了一个生死攸关的“危机”时刻，就像当年“文化研究”传播到台湾和香港，那时候台湾和香港的学者都必须问：“文化研究”之于台湾和香港究竟意味着什么？而今天中国大陆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同样需要回答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可能也就指示出了未来几年来“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几种不同的发展路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讨论虽然也有明显的分歧，但也逐渐形成了某种共识，那就是从英国伯明翰学派一直到今天台湾和香港的“文化研究”之所以富有“活力”，除了保持比较深入的理论姿态和批判立场，并以此形成对现实较为犀利的分析，更重要的是这种分析始终具有一种“实践性”和“介入性”的品格。直白地说，就是这种“文化研究”不单是书斋中的学问和学院中的学术，而且和现实的“社会运动”构成了直接呼应的关系，它的理论力量和批判立场来源于对现实社会的“介入”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文化研究”不那么轻易地落入“学院体制”的罗网，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几分和现实“对话”的鲜活。你在香港，对这方面的体会应该比我深，譬如这次你们“非正规教育”的展览就得到了大学文化研究系的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文化研究”思想谱系中最可宝贵的传统的一种体现吧。
    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尽管在理论深度和批判立场上还有诸多欠缺，但更要命的恐怕缺乏对这个宝贵传统的自觉性，而无法意识到“实践性”和“介入性”对“文化研究”的重要，所谓“理论”和“批判”往往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只好“躲进学院成一统”了。所以，今天需要重建中国大陆“文化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其意义不仅在于恢复“文化研究”的宝贵传统，而且也能够使得以分析当代中国现实为己任的“问题意识”真正落到实处。然而我们的困难在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化研究”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往往只被允许停留在“字面”上，很难真正与“社会”产生切实的勾连，即使对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现象发言，譬如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郎咸平事件”，由于学科和知识结构上的限制，也很难谈出什么有意思的意见来。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研究必须在“限制”中找“自由”，发现某个正好可以把“文化研究”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的“契合点”。那天的讨论就这样慢慢地把焦点集中到“教育”问题上了，我们觉得如果紧紧抓住“教育”问题，不仅可以在“理论”上扩大“文化研究”的视野——关于这个问题，你最近的研究也显示出这方面的潜力，容后再进行讨论吧——而且具有更突出的“实践”意义，我们这些人都在“师范”大学教书，自己的职业是教师，本行就是“教育”，况且我们的学生有很大部分毕业后要去中学做“教师”，通过我们的教学影响这些学生，也就影响到了将来的中学教育。进一步来讲，目前中国大陆的中小学直至大学教育，乱像丛生，危机重重，从农村教育的困境到大学生的就业僵局，从高考制度的弊病到教育产业化的后患，从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国民生活支出最占份量的一部分到越来越多的孩子因为贫困而不能接受最基本的教育……“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社会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引人关注的问题领域，如果我们可以藉此把“文化研究”的目标引向“教育”，并且踏踏实实地做一些工作和研究，我相信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回应“文化研究”面对“学院化”所遭遇的“危机”。只是以前我们缺乏一种把“研究”和“教学”联系起来的“自觉意识”，更不把它当作是“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对国外“批判教育学”或“教育文化研究”的成果也没有多少吸收，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我们那天的讨论虽然把“问题意识”集中到“教育”上了，但具体怎样来做，并没有明确的想法，特别是如何发展了一套具有“实践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依然是一个大问题。而且讨论的范围基本不出“正规教育”的范畴，即使我们能在某些具体领域中发挥作用，由于大陆的特殊情况，“制度性”参与的可能性会受到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挤压，很难落到实处。
所以，我看到你们“非正规教育”的理念和实践，觉得很受启发，从理论上讲，“正规教育”本身即是“现代性”规划的产物，倘若我们不清醒地意识到这个“现代教育规划”确立和运作的过程是以对其他“教育形式”暴力性压制为前提的，那么怎么能发展出一套以“非正规教育”为典范的“批判教育学”议程呢？何况它的实践意义更大，可以为“文化研究”介入到“教育”领域提供更大的空间，而不是仅仅以“正规教育”的范畴画地为牢，自缚手足。这就要求我们以一种更加宽广开放的态度来理解“教育”。当然，如何把“非正规教育”的理念和实践“接合”到中国大陆的语境中，还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但至少你们的工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
    “文化研究”面对“教育”问题，总是感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推而广之，任何批判性的思想都会面临这样的困难。最近在《新左派评论》上读到齐泽克关于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论康德与马克思》（Transcritique:On kant and Marx）一书的评论，他高度赞扬柄谷从康德所谓“视差之见”（The Parallax View）中发展出“跨越式批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是不可避免的，但“视差之见”——换一个说法，也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的高妙之处在于，“既非从自己的视角，又非从他人的视角，而是直面由差异（视差）暴露的现实”，批评性的思想和实践正是从这种“落差”（视差）中诞生的。希望我们已经进行或将要进行的工作也能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

即颂

                 安祺！

                                     罗岗
                            2005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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