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两条与教育相关的新闻夺取了网友们不少的眼球与唾沫，一则金庸的武侠小说入选全国高中读本，一则周杰伦的歌曲入爱国主义教育歌曲之列，而同样入选的王度庐版《卧虎藏龙》或者刘德华和成龙，便没有这么好命。与此同时，传媒上发布的教育新闻诸如“学生一人一张课程表”，“培训教师方法创新”，“上海市启动名师工程”，也都没有这么好命。所有这些，显然不及金庸和周杰伦来的新颖娱乐，刺激神经，既没有被各大网站列成醒目的标题，也没有被各路娱乐新闻做成互动的观众问答。即便后者看起来与每天发生着的教学活动有着更直接的关系，也引不出什么动静。也许，对于中国的百姓而言，凡是那些官样的文章，那些和政府部门搭点关系的新闻报道，只要不和自己的生活发生最直接的利益冲突，那么姑且听之、听之任之，是条件反射式的态度，唯有娱乐似乎才使百姓们可以干预可以发言，冒点火气还有些动静的地方。于是，大家不免更愿意在娱乐的问题上体验一把民主的快感。
    只是当人们借着教育的名义在熟悉的娱乐问题上大发牢骚的时候，往往忘记了这两条新闻的特殊性质。首先，它本身不是一件娱乐的事情，不是狗崽队的八卦小道说说拉倒，它们被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高中读本上，被写在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的报告里，它们比各色娱乐事情更容易成为确凿的历史，它们由此而成为真实的。想到这一点，便发现在娱乐中民主的边界竟然是这样的狭窄，没怎么摆弄就到了尽头，教育部的头头脑脑，并没有因此坐进新浪的嘉宾聊天室。但是，反过来，又很难说它就是什么现实中的教育问题，是流行文化的入侵，是娱乐至死的征兆。毕竟，生活中的官样文章并不少见，报告修辞本来就是把混乱无序的现实装扮起来的最佳武器，它总是企图铆钉出一个纸面上的真实，以缓和实际发生的种种冲突和矛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流行文化本就已经铺天盖地，这样的报告修辞教材入选真的可以助长多少流行的威力，便可存疑。因为这么一个举措，而突然惊觉现实，这样的人大概很少再有；同样，因为它，而大呼流行文化的胜利，以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堡垒终于松动，这样的人估计也很难找到。可这种对现实的判断一旦碰到具体的问题，就不免意气起来，人们争执着，仿佛真的有这么一场攻防战，流行文化正高歌挺进，我们的教育局正步步失守，城池堪忧。当我们假想着有这么一场战争的时候，对待教育部门这架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态度也变得暧昧不明。那些充分质疑流行文化的人们，似乎是希望教育部变得更加强硬一些，至少在报告修辞的层面上不对生活现实作这样的让步，延续原有的报告方式，因为那里面有可以让人更加安心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仿佛这样的报告在社会现实变化之后仍可以发生真的作用。这实在是一种古怪的怀旧情绪，却忘记了自八十年代以来所进行的爱国主义革命教育，那些红色歌曲，那些包身工和小英雄雨来，当它们渗透在人们的学习和生活中时，往往发生着复杂的“化学反应”，以至于今天回想，残留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总是这样一些彼此断裂的情绪和态度，是似乎爱国和政治冷感，是似乎集体友爱和彼此冷漠。自然的，小时候的音乐课，影响着我们今天的趣味，让我们可以欣赏红色经典；可是有时候难免觉得，这样的趣味，如果残留于内心片断化的个人，大约也就仅止于趣味而已，与很多年之后的罗大佑和周杰伦，并无大的不同。
    因此在我看来，以八十年代的教育样式来比照今天的种种做法，应该首先放弃这样的一种怀旧情绪，毕竟八九十年的国家教育面临的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处境，既无法按照旧有的意识形态进行，也没有新的东西可以迅速组织起正在发生着的生活现实。而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以松散流动的方式，它开始重新组织起来，集体主义也好，个人主义也罢，都是它其中必不可少的词条。金庸和周杰伦的入选，不过是这种重新组织规划中的花絮。
    于是，问题就变成了，那些听熟了周杰伦的孩子们，他们的内心还是不是片断化的，教育的灌输和社会生活的充分一致性，还有没有给出这种片断化的可能？如果可能，那么是怎样的片断化？如果不再可能，那么他们所养成的这种趣味，其背后又是怎样一整套足以支撑的自我解释和封闭性的力量在作用？它们是如何形成和聚集的？它们果真那么滴水不漏吗？于是，是不是金庸和周杰伦大约并不那么重要，正如当年的孩子们对革命歌曲不置可否一样；而娱乐至死和趣味的养成，用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也似乎缺了一点充分必要条件。至于对着歌词做什么种族主义的翻案文章，更是丢文化研究的脸，让人以为文化研究是耍嘴皮子的新潮勾当，难免也当成一种新的娱乐形式来赏析了。

                                                                        200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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