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弟弟，过年时候，听说他妈妈带他去唱卡拉OK，我问他，你们唱什么。他说：SHE和刀郎。我说这些歌是谁教你的，你妈妈吗？他说：是我们学校音乐课老师教的。我问：那你们现在音乐课都唱什么呀？我当时的预设是大概和我们当年差不多，无非是小燕子、让我们荡起双桨、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之类的。他说：老师只教了SHE和刀郎。然后，他还用他稚嫩的声音唱着：“你是天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you are my superstar……”我怀疑是他五音不全，那曲调听来特别好玩，像儿歌又不是。后来又几次，发现只要是听到SHE和刀郎的歌，他都特别喜欢，寒假作业一做好，就要开着家里的音响，一边玩奥特曼哆啦A梦铁胆火车侠一边听着super star和波斯猫……

    我想象他的老师，那位年轻的小学音乐老师，也该是喜欢SHE和刀郎的年龄吧，甚至可能年纪比我还小上几岁。她自己也全心喜欢这样的歌，唱起来也琅琅上口，不需要特别为孩子们练声。然后我再想象全校的孩子们，做着早操，在“super star” 的音乐中扭动着身躯，大声地叫着：“我只爱你，you are my superstar”，或者踩的还是啪啦啪啦舞的步子。多么“时尚”而阳光的中国的年轻一代呀。然后趣味就被改变了。

    是呀，趣味，我想说的就是趣味。但可能“好听”与“不好听”并不能称为好的评价方式。的确，大家觉得好听，人们在周杰伦的音乐下舞着轻快的步伐，他们说：这不过是娱乐而已，为什么这么认真呢？你自己当年那个时候也曾痴迷过流行音乐，而现在的孩子们喜欢周杰伦蔡依林刀郎SHE和你当时有什么区别吗？个人兴趣、口味不同呀，你怎么就这样不宽容呢？好，还是先让我不宽容地说几句吧。这里首先涉及到的问题就在于：一时代的流行音乐为什么能够这样的吸引人、这样“好听”呢？这些趣味仅仅是个人审美上的趣味吗？

    看看教委在小学音乐课的课程标准上怎么对音乐说话的：

    “音乐教育以审美为核心，主要作用于人的情感世界。音乐课的基本价值在于通过以聆听音乐、表现音乐和音乐创造活动为主的审美活动，使学生充分体验蕴涵于音乐音响形式中的美和丰富的情感，为音乐所表达的真善美理想境界所吸引、所陶醉，与之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使音乐艺术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启迪智慧、情智互补的作用和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以利于学生养成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和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为其终身热爱音乐、热爱艺术、热爱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

    那么，当我们说一种歌曲容易被人们接受时，是不是意味着彼此的情感结构相类似？而且，音乐的功能，除了直观歌词方面外的作用以外，曲调也是主要的载体。不妨想象一下曲调和情感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我父亲这辈，属于共和国同龄人，想象他们成长的岁月，正好是共和国刚刚建立起来时候，他们唱着中国的好朋友苏联的歌曲，合唱着“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共产党”、“社会主义好”之类的歌，中国人民第一次站起来了，有着高亢的情绪和热情，集体合作奋斗的强音能与人们的内心产生共鸣。而八十年代成长出来的那代，刚刚经历了文革的单一文学样式，思想解放的香风使邓丽君、罗大佑、崔健从几个方面表达出了自己心声。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曲调基本有软绵绵和吼叫式两种，一代人渴望从集体中脱离出来，急欲获得“自我”的心情通过音乐的形式表达出来。至于九十年代到现在的音乐，很多孩子告诉我，说这些歌可以唱出自己的心声，我自己好像也喜欢哼哼那些情情爱爱的歌曲，好唱、还和豆蔻年华的心情有关。那么关于周杰伦的歌曲呢？我想不仅仅是歌词的作用，还有曲调，周杰伦的歌曲带着一点口齿不清的颓废，像是总在自语什么，即使是《蜗牛》这样的“励志”歌曲，周在演唱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上气不接下气，眯着眼睛不看周围的一切。尤其是被大家赞赏的“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字的发音反而是滑的颤的吐气音很重，显出一种疲软感，缺乏“爱国主义教育”中一贯的斗志昂扬感。而原唱许茹芸和齐秦的《蜗牛》，同样充溢着许氏一贯的哭腔、悲伤情绪。那么，当孩子们喜欢上这样的曲调时，间接意味着他们的情感状态是什么样子呢？拼命往上爬着、却带着一脸的无助、迷茫。难怪教委的老师要选择这样的歌词来激励孩子，要奋斗，因为现在的孩子对未来都失去太多的信心和勇气了。老师们意识到了问题，但选择的曲调其实却更加鼓励了孩子心灵中“消极”的精神状态。负责曲目选取的有关人士表示，之所以会选择周杰伦的《蜗牛》，“关键是这首歌的歌词挺好的。”好像是把音乐当作了纯粹的书面文学来看待，我私下以为这是忽视了音乐特有的功能。由此解释蜗牛的“好听”，倒真得和曲调的被接受相连。那么，“颓废”、“疲软”或“悲伤”又是和什么相契合的呢？

    适才和一个朋友聊天，她认为现在的孩子有着普遍的孤独感，这不仅仅表现在他们很多人是独生子女，而且还因为现代城市的封闭性、人与人成为分离的个体等社会原因。固然，我们觉得那种众口一声的爱国主义教育压抑了个性的发展，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被培养起来的“个性”又是什么呢？在成人世界中，人人都以“个人利益”为准绳给孩子们进行着示范，脱去集体主义重重的壳，向着轻盈的个人之路一步一步往前爬。如果说以往的爱国主义教育是一种再明显不过的意识形态灌输，那么，现在，其实也就是“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厚重的“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替代，而且这种取代是隐形的，更加神不知鬼不觉。取代的结果也显而易见——如《蜗牛》的曲调那样，使人疲软、无力、纵有单个个人的力量却无法对抗整个资本的逻辑，只能在其缝隙中“爬”。

    这也就是我觉得《蜗牛》“不好听”的原因。以前我也是靠着个人的兴趣，不管有没有“崇高”的意义，想学就学，以为个人好就可以了。然而，这个社会真能提供个人安身立命的环境吗？我拼命花了钱地上大学，却能保证我毕业能找到一份比较安稳的工作了吗？仅靠我的工资就可以买到属于自己的房子了吗？好像在这个社会，渐渐的，这些个人的东西全变成了奢望。所以我那么地对“个人奋斗”敏感，甚至反感。我的直觉好像是人人都想着个人怎样奋斗，个人的出路反而不怎么样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我们重提“集体精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类，其实大可不必用什么“知识分子视角”——这样的思虑，在别的时代是正常的，怎么现在倒反而显得“宏大”、“崇高”起来了呢？

    再到教育领域去看看。在《娱乐至死：赫胥黎的警告》中，尼尔·波兹曼指出，教育的问题在于“他们的这种意识往往集中在‘我们怎样利用电视（或电脑，或文字处理机）来控制教育’这个问题上，而不是‘我们怎样利用教育来控制电视（或电脑，或文字处理机）’上”。提出这个是有意思的。当我们一味在教育领域寻求新的教育理念、新的教育方法而将流行文化引入其中，却不自觉地被流行文化给拉过去了。事关教育，所以我不得不苛刻起来，这东西太重要了。在我看来，教育应该提供人类文化中的精华，而不是将文化定义为娱乐——将流行的东西解释为有趣、有用。孩子的分辨能力还不是很强，孩子的趣味是哪里来的？教育的导向性占极大的比重。它应该教孩子的是怎么脱离“必然王国”的束缚，指出一道“自由王国”之光。否则，一旦民族的趣味都变成自我至上、颓加荡型的，大家都变成被动的流行文化的接受者，这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也就毁坏得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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