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止是“黑恶势力”？岂止是“不作为”？

    瓮安民变，举世震惊。中央政府及时介入，事情才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至少，棍子不再只是打在“不明真相”的民众和“少数不法分子”身上，也有当地的政府官员被撤了职。

    当然，还有不少问题尚未澄清，比如，那位女学生为何突然跳水身亡？现在公布的那些解释，都还缺乏说服力。

    更重要的问题是：当地民众为何对警察和政府有这么大的忿怒？

    贵州省委书记给出了解释：“瓮安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黑恶势力气焰嚣张，城乡人民不得安宁。我们不敢出重拳，让黑恶势力甚嚣尘上。”堂堂政府，为什么不敢出重拳呢？这位书记继续说：“公安局不作为，党委、政府不作为，庸官、懒官、拿钱不干活的官多了，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东方早报7月6日）

    能够看到民变的责任不在“民”，还能够看到“黑恶势力甚嚣尘上”的主要原因也不在“黑恶势力”本身，而在政府：单这两条，就说明这位书记并不糊涂。

    但他仍然没有把问题都端出来。对，政府是有问题，但那是什么问题呢？照他所说的，似乎问题主要是庸、懒、拿钱不干事、不敢出重拳，一句话，是“不作为”。

    从数据上看，的确是“不作为”：以2004年为例，瓮安一县之内，刑事案件共立案677起，其中抢劫案194起，总的破案率是51％。（贵州省政府网站之“省长信箱”）但是，为什么如此“不作为”？

    那位刚被撤职、已经是癌症中晚期的县公安局长，说得比较透彻：一开始，他们是对“黑恶势力”出了拳的，也“打掉了一些团伙”，“但到后来，遇到玉山帮这个团伙，我们明显感觉力不从心了。”为什么？“我们认为是领导的问题，于是换了好几个。到最后换了一个搞禁毒的领导，总算才摸清楚这个帮派的组成。”不过，这不等于就能再次出手了，因为“本地公安认识黑帮的人，…… 我们虽然没有查清楚到底哪个人被腐蚀，但可以肯定地说，公安内部的人和黑帮之间是有纠结的。”身为一局之长，搞了这么久，换了这么多“领导”，却连“哪个人被腐蚀”都没能查清楚，可见这水有多深、多浑，远不是“不敢出重拳”五字所能解释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说了别的：“这两年我们的非警务活动比较多，……遇到群体事件就出动警察，……这几年，我们出动百人以上的大行动就有五次，这其中包括矿权纠纷、移民搬迁、房屋拆迁等，我们几乎把人都‘得罪’完了。” （东方早报7月10日）“人者”，形形色色之老百姓也，“得罪”者，没站在老百姓一边，引起他们之不满也。有报纸说，瓮安的黑恶势力勾结官府，介入当地矿业，如果此说属实，那这“百人以上”、浩浩荡荡的公安队伍，显然是去为其保驾、弹压民众的。这哪里是“不作为”？分明是“大作为”啊！

    这种大作为，一定同时意味着另一面的不作为。请看《中国青年报》对瓮安民变的概述：“少女落水，警察没有积极施救。处置案情，警察简单武断。群众情绪激化，开始游行示威，在长达4个小时里，县政府置之不理。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强力镇压。事件初步平熄，县里即定性为恶性暴乱，再度激起民愤……”显然，正是当地政府的这一种又“不”又“大”的作为，最终激起了民变。

    从这个角度看，瓮安政府的这种作为模式，才是这次事件的真正的“恶性”所在。瓮安民众对警察和政府的忿怒，也绝非仅为其冷漠、颟顸的那些“不作为”，而更为其红黑交错、官商勾结、镇压民怨的各种“大作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瓮安当地政府之所以如此作为，自有其深长的原因。事实上，此种又“不”又“大”的作为模式，既非瓮安政府之独创，亦非只在瓮安一地所施行，身为中国的国民，我们也绝不是只在今天才遭遇它。因此，单只是撤掉几名地方官员，并不能剪除这种恶性的作为模式；单只是把责任归因为政府之“不作为”，更无助于改良孕育这恶性模式的政治和社会土壤：分配之不公、吏治之腐败、体制之僵硬、教育之褊狭、社会伦理之破败……

    但从另一角度，似乎也可以将这一次端掉几位地方官员的乌纱帽，看作一个重要的开端：终于有人为那种动不动就挥舞“不明真相”、“不法分子”、“暴乱”的大帽子弹压民众的恶劣行径受惩罚了。唯愿这能引起其他类似地方的官员的警戒，不敢再蹈覆辙；也能激发全社会的关注，上下一起来督察吏治。这事情当然非常难，但是，毕竟有了一个开端，应该可以继续往下走。

                                                           2008年7月12日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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