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这一次的震灾也同时给我们留下了最可宝贵的资源，那么在强大的天灾人祸面前中国人所表现出的美好品德和互助精神，肯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无论这样的美德来源于哪一个传统，它都让人们为之振奋，从中看到共同的理想和希望。于是，顺理成章地，“褒扬美德”成了灾后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大规模展开的运动。“范跑跑”和“警察妈妈”便是这一过程中涌现的人物。他们在网络和各色媒体中的亮相，成了检验中国人道德观念的标尺。当然，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还不止于此。最新的一条就是他们职业生涯的变故。

就在前几天，本是教师的“范跑跑”被学校解职，解职的理由语焉不详。学校校长称他没有权利也不愿意开除“范跑跑”，教育部说他们没有参与此事。然而，“范跑跑”却又的确被解了职。“警察妈妈”则因为在地震后的优异表现，被破格提升为副政委。 尽管人们仍然厌恶“范跑跑”的言行，仍然赞叹“警察妈妈”的善心，但在这样的变故面前，不得不转而维护心目中的程序公正。解雇是否合乎程序？提拔是否有充分的依据？不知不觉中，对道德的褒贬被程序问题所替代，出现了意外的分歧和转折。原本被厌恶的，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同情，原本被赞叹的，却收获了难以名言的怀疑。

可以看到，在这场“褒扬美德”的运动中，紧接着泛泛的憎恶和感动而来的，正是各种力量和机制对这一资源的占用、解释和保管。也是这一占用、解释和保管的过程，在人们原本分明的爱憎中引出了意外的分歧和转折。这样的意外，往往伴随着两种不同的情况出现。

第一种是媒体过度“热情”的介入。其操作的准则，不光是道德的标杆，更有媒体自身利益的考量。于是，做一台不光生产“范跑跑”也同时生产“郭跳跳”的节目，也就理所当然。不过，这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嬉笑怒骂辨明和澄清。

更为严重的意外，是第二种。那就是国家，更准确地说是国家行政机构的介入。一开始，它表现为表彰在救灾中表现优秀的共产党员。这本是党内事务，党外人士自然不便多嘴。再后来，是表扬表现优异的基层干部。“范跑跑”和“警察妈妈”们职业生涯的改变，便隶属于这一“惩前毖后”的大类。现如今，则是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开展“抗震救灾英雄少年”评选表彰活动。

到了这一步，我们便不得不放弃“美德仍属于所有中国人”的幻觉。因为国家行政机构已经清楚明白地显露出了它们的雄心，那就是全面接收、组织和保管这一灾后资源——“美德”。 孟德斯鸠的确说过，品德是共和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在这一意义上，共和国对于“美德”的占用和组织不仅天经地义，而且责无旁贷。然而，这样的议论也同时提出了将“美德”拱手交给国家的先决条件，那就是这一占用和组织必须是有效且真正有利于国家的。

然而，由这一标准打量此番国家行政机构对“美德”的大规模占用和组织，却难免让人忧心忡忡。 教师和警察，这本是国家机器最纤细的神经末梢，借此“褒扬”之际自然需要更新和洗刷。然而当这样的更新洗刷同时危害到了原有的程序，或者说把原本就不清不楚的程序问题更为鲜明地暴露出来的时候，如此直接的“褒扬美德”对国家真的有利吗？此种对于“美德”的汲取，对于“恶德”的撇清，当真可以构成国家民主政治的基石吗？善良人的美德可以如此直接地被嵌入国家的行政管制，并对双方都有益吗？

至于通过网络、电话和短信投票的方式，评选“抗震救灾英雄少年”，乍看之下是要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把“美德”和“民主”包装结合到一起。可是，隶属于国家的“美德”能够通过海选式的“民主”产生吗？由此促进和推动的“民主”和“美德”，除了让人对官方组织头脑的乏味有更为深刻的印象，对由此选出的“美德”代言人的官方色彩有一丝的厌烦之外，还会有其他更好一些的效用吗？

至此，问题也就更进一步。如果说在这一次的救灾过程中，国家政府机构的表现良好，那么在这一场国家征用和保管“美德”的运动中，它为何显得如此无能？而当任何一个了解中国政府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彼时救灾的强力和此刻组织“美德”的强力，它们的来源是一致的时候，这样的软弱无力，便很难用救灾中的优秀有力来抵消，这样的问题，也自然不能用是否合乎程序轻易替换。

实际的情况倒是，只要仍然依靠现有的行政组织方式，利用现有的予夺机制，国家便很难真正汲取和消化这一份“美德”的资源。英雄报告团也好，网络评选也好，个别人的提拔、任免也好，都不过是剪刀加浆糊的老法子。期望用这样的法子去接管、汲取乃至占有这样一份巨大的“美德”的资源，其效果只能是顺手剪贴一些方便的光亮的故事，粉饰当下的和谐。

在中国，用国民的宝贵资源建设种种速朽的事业，这样的事情并不鲜见，并常常激起人们的义愤。然而，这一次震灾留给我们的“美德”，却并不允许这样的挥霍和事后的义愤。因此，在匆忙被动地陷入程序问题的讨论之前，应该鲜明地摆出这样一个大大的质疑，那就是我们的国家究竟有没有能力褒扬美德？它为何失去了这一能力？而一个无法真正占用和褒扬国民的美德的国家，它立法的根本又究竟来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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