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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二十多天的六月四日，学者、散文作家余秋雨先生，“从海外一些媒体上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于是五日，就来“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了。

他慷慨地馈赠给请愿灾民一顶“识大体、明大理” 的高帽子，接着告诫他们，要以“主人的身份”，使救灾的“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否则，“横生枝节”，似乎有使中华民族的“最高尊严” 遭到破坏的危险，因为，“一些对中国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而且，不知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根本无视震区有些楼房并无垮塌，而许多校舍却成为一堆瓦砾的事实，竟振振有词地说：“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而这次四川，是八级！”

余学者作家心中的“大体”、“大理”，以及“最高尊严”，到底是什么，已经很清楚了。“主人”云云，也已经说得很明白，“身份”而已。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鲁迅曾说过，不满于“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的新月派批评家，是“挥泪以维持治安”；而如今，著名学者、散文作家余秋雨先生却又来“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了。

从“挥泪”到“含泪”，中国某类学者文人莫非有一种“眼泪传统”耶？

自然，这不过是另一种眼泪；或者说，是眼泪的另一种功能。

“治安”，“大体”，“大理”，“最高尊严”……呜呼！余秋雨一类的中国教授、学者、作家，实在是可怜煞人、可笑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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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早就有作家大大地不满于当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 了，说那是拾了什么西方传教士的余唾啦，云云。
近日又有学者撰文道，鲁迅那代人的“自审” 即“自虐” 啦、“自伤”啦，以至于连五四新文化运动也都成了“自虐”倾向的“集中体现”啦，而且，“由于我们一百年来长期沉溺于‘国民劣根性’的自虐体验中，从而大大耽误了我们对于制度建设的关注和努力，这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 啦，云云。

这位学者于是乎发愿：“鲁迅时代”“就此结束”。

主张“改造国民性”的五四知识者，谁把它与所谓“制度建设”对立起来了呢？鲁迅一九二五年七月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不就说过“我总以为不革内政，即无一好现象”吗？

鲁迅还曾明确地表示，希望自己攻击时弊的文字，“与时弊同时灭亡”，如果仍然存留，他倒要感到悲哀的，因为也即证明着时弊尚在、病菌尚在。

新月派批评家梁实秋，送给过鲁迅一个“不满于现状” 的“杂感家”的“恶谥”，据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

鲁迅怎样回答他呢？
——我的“杂感之无穷无尽”，正因为某些“现状”太多的缘故。

连上面这样一种中国学者文人的眼泪，不是都居然流了七八十年，至今仍没有绝迹、“断流”吗？

堂哉皇哉兮嗳唷哟，这究竟是“国民劣根性”呢，还是“国民优根性”呢？与“制度建设”又是何种关系呢？

这种可悲亦复可笑的“现状”不变，“鲁迅时代”能否“就此结束”，恐怕是大可怀疑的。


2008年6月13日草于蜗牛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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