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从北川打来电话，说，干力气活的志愿者都准备撤了，现在是文化志愿者的天下。这话说的有意思！

半个月之前，某某出版社在第一时间赶印了台湾912大地震后有关专家编写的心理书籍，发放给灾区的孩子。

不多久，帐篷学校建起来了，学生复课。为什么这么着急复课？这大概是出于管理和应急的考虑。

再后来，各种心理辅导的讲座开始了。

在发表了一通“坐而论道是可耻的”言论之后，于丹出现在了灾区的帐篷里。她的确没有坐而论道，而是热心地走到孩子们中间，宣扬她的“道”。

在汉旺镇，NGO备灾中心开始为受灾群众安置提供“软服务”，放映了地震之后的第一场电影——周杰伦的《大灌篮》。

又听说，一些左派的志愿者，提倡戴毛主席像章过六一。

与此同时，电视上出现更多的心理专家，教授各种心理疏导术。纸面媒体上也开始介绍其他地区的震后经验，告诫道：最严重的心理问题出现在灾后三个月，因为那时关注的目光逐渐减少，失去亲人的人开始感到被抛弃。

如果说一开始的文化支援总是应急性的，属于第一时间内的反应，不得不围绕着灾害的直接创伤展开，那么此后的各种“软服务”恰恰说明，活跃在灾区和媒体上的各种力量对文化的角逐已经开始。它们争夺的不是其他，而是从处理灾后情绪和心理等具体问题入手，争夺“何谓灾难”、“如何重建生活”这些重大问题的解释权。

作为主流社会中最容易流通的精神商品，于丹和周杰伦们的“软服务”并不让人意外。然而借助于“心理援助”的名义，却是一个新的方式。显然，在这样的方式中，作为被治疗者和被援助者，灾区的人们没有权力说“不”。

正是在心理治疗和精神援助的包装下，这一类精神商品获得了一种平时并不具备的奇怪的正当性。依赖于灾后救护—治理—重建观念，它们理所当然地成为媒体宣传的重点，成为文化援助的一个当然部分。与此同时，各种媒体行动一致，把生活重建的难题集结在“心理”的旗帜之下。

当这样的集结号被不动声色地吹响之后，我们开始相信，灾后的文化支援是心理医生和主流精神商品的工作，而自己可以为灾区做的正变得越来越少。钱已经捐出去了，它成了新闻里一个又一个的数字，难以追踪；重建方案正在讨论，但那是专家和房产商们的事业；生活重建的讨论，却又落入了心理专家和流行文化的口袋。这样一来，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实在别无它法。

然而，就在我们这么认为的时候，针对灾区的文化支援却从未中断。不仅于丹和周杰伦们源源不断地涌入，大肆地提出他们的主张，而且各种心理治疗的计划、方案，一再地在把生活重建的问题缩减为心理疾病。这样的支援和治疗，相互配合。灾区的人们，却只能被动地接受这样一种的“治愈”。

这真的能够让人满意吗？这样的援助真的能够“治愈”生活吗？

尽管有铺天盖地的报道，电视机前的我们仍然对灾区文化和精神生活的基本状况所知甚少。不过这种缺憾却可以靠经验和想象来做补充。在那些损毁了的县城里，也许也曾有过“最牛办公楼”，有过入夜之后霓虹闪烁、趾高气扬的银行大楼，有过歌舞升平的卡拉OK，有过让孩子们痴迷的游戏机房。在那些垮塌的中学里，有过多少好书？在废墟之中，有没有公益的图书馆，便宜的电影院，免费的公园？……这样的想象并不困难。因为在我们的周围，仍可以看到不少这样的小县城。

如果在人们开始认真考虑这样的生活是否让人满意之前，心理治疗和流行文化就已经占据了“文化支援”的全部定义，那么重建后的生活大概会飞快地符合起这样一种并不美好的想象吧。而这恰恰是我们不愿意见到的。

这么说，并不是说心理治疗的方案是不需要的，而是说当“心理”的旗帜高高飘扬的时刻，我们更应该保持警惕，警惕所谓的“心理治疗”方案对生活和文化重建问题的完全替代。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要求媒体不再一面倒地迷信于心理治疗，而是要把镜头分配给更广泛的文化问题，展开实地的了解，关注实际正在灾区发生的文化上的争夺，提出更为清晰有效的灾区文化重建的需要。

只有那样，我们对灾区的文化支援或许才有可能真正开始。我们和灾区之间的联系，才能不仅仅止于捐款和所谓的本职工作。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转自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