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注定会成为全国人民记忆中难以磨灭的日子，四川汶川等地发生的特大地震，震撼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几万同胞的遇难，几十万伤者的病痛，上千万灾民的无家可归，无以计数的房屋建筑化为废墟，百般情景，令人不忍卒视不忍卒听。可是，另一面的情景却又让人感奋：在抗震救灾的过程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同心同德、团结协作”，“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等等有着集体主义精神内涵的崇高要求，“舍己为人”、“排除万难”、“不畏艰险”、“舍生忘死”等等有着自我牺牲精神、利他主义实质的道德情感，重新占领了人们的身心，成为社会动员和自我动员的精神力量，化作种种自发自觉的实际行动。与此同时，对公共领域的冷漠，对个人私利的追逐，被剥离了自然合理的五彩外衣，一下子自惭形秽逃遁不及。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似乎我们有希望从沉溺了多年的狭隘市侩的利己主义、市场主义的泥沼中脱出身来。

可是，当这一切发生着的时候，当我们试图表达胸中涌动着的无尽波涛，表达对祖国和人民、历史与现实的丰富感受的时候，却只有空洞的“人道”话语，似乎一句“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这世界会变成美好的人间”的歌词就涵盖了现在正发生着的一切。这不由得不让人感怀，为什么我们所做的和所说的那样不一致？为什么我们的言语如此贫乏？为什么我的言语不能解释我们的行动？

网友匪兵甲在热风论坛上发贴认为，值得反思的是，如今“爱的奉献”这种建立在人性、人道基础上的道德、伦理话语为何如此具有霸权性。他认为，爱的奉献设定了一个主体位置，这个位置只能由市场边界之内的城市市民来填充，所以，爱的奉献是“抚慰或满足了我们作为中产阶级主体或准主体的良心和道德感”，可正是这种中产阶级的道德成为了支配性的意识形态。

与匪兵甲感觉有些不同的是，从这次网民“逼捐”现象看，他们并非只是作为市场边界之内的消费主体展现力量，也并非仅仅满足于“富而有礼”、“富要救助社会帮助别人”这种伦理要求，他们的逼捐行为其实有着自发的阶级诉求，其实是基于阶级分化而产生的激愤情绪，构成“逼捐”事件的一个情感动力，这次“逼捐”为救灾的同时也为网民们提供了一个发泄激愤情绪的机会。他们就是盯住这些暴富阶层不放，捐的多为你叫好，捐的少就攻击责骂。比如，对于王石的悭吝，有网友称“他的冷漠触怒了中国的草根阶层”。

的确，网民的“逼捐”要在企业资本家那里奏效，需要借助市场逻辑，借助网民作为消费主体的力量，但是网民们却未必是认可市场逻辑、满足于自己的消费主体位置。他们对于市场逻辑殖入救灾领域的行径的揭露和批判，说明他们已经越出了消费主体的界限。比如，王石抢先参与重建遵道镇的市场逐利阴谋，一旦被揭露出来，马上遭到网民的齐声痛骂。一位网民指责王石“从我们捐出的善款里，看到了他事业的利益，闻到了资本的血腥味。”

正是这种阶级情绪，让朱大可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感到恐慌不已。他撰文声称：“在所谓‘爱’的名义支配下，某种社会仇恨仍在继续滋长，逼捐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捐款是一种志愿和义务性行为，每个人或企业都有自主选择捐助方式和捐款数额的权利。……把义捐变成逼捐和摊派，只能是对博爱和慈善原则的背离。”（见《谁杀死了我们的孩子？——关于汶川地震的反省与问责》）这恰恰说明抗震救灾中网民的义勇行为，无法用人道主义、中产阶级道德来限定，或者正好相反，其正是扇向新自由主义者们所鼓吹的普世价值的一记响亮耳光。

当然，企业主们不会忘记借助抗震救灾，借助“爱心”话语推销他们的产品，近来电视上、网络上很多企业的广告都披上救灾公益广告的外衣，有的营销用心藏得隐蔽（如蒙牛：“蒙牛捐赠520万元牛奶援助灾区，万众一心，蒙牛与您心手相连”），有的则很直白（如卓越：“您在卓越亚马逊每个订单我们将为灾区捐款0.5元”）。网上很多关于“地震事件营销”的帖子，一方面是为企业主出谋划策，陈述事件营销的妙处，另一方面是提醒不要突破救灾的伦理外衣，露了马脚。这些一方面见出市场逻辑整合一切可能因素（哪怕是地震灾难）为其所用的本性，另一方面也见出抗震救灾语境的不可忽视。

这样看来，这次抗震救灾为市场逻辑及与之相伴的伦理话语提供了尽情表现的舞台，同时也为人们认清市场逻辑与人道话语的有限性安排了大量席位。这是一个进行社会反思的重要契机，这种反思应该与重新认识历史结合起来。

凭直觉说，我们首先应该重新认识那些历史残留下来现在还在起作用的价值原则。

大家都知道，在这次救灾的关键时刻，温家宝总理对救援部队说过两次很厉害的话，第一次是听说彭州市10万群众被堵在山中救灾人员无法进入：“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第二次是对空降部队的领导：“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正如论者指出，温家宝这样下命令的伦理基础是“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而不是西方以个体生命价值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因为救援者的生命也是生命）。

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开始是毛泽东对军队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要求，后来推广为社会主义的道德思想，它赋予被服务者与服务者同等的地位，大家都是服务者也都是被服务者，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大家都是一样的。就这次救灾来说，因为人民军队和灾区人民原本就是互相服务的关系，所以在灾难面前，要求军队与人民生死与共是顺理成章的。和人道主义最大的不同是，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不仅仅把灾区人民当作被救济的对象，他们同时也是社会的主体、救灾的主体。

与这次救灾形成对照的是三十二年前唐山大地震。地震后刚刚脱险的开滦煤矿工人赵玉林和三名工友不顾艰险，火速赶往北京中南海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灾情，使党中央及时掌握了地震灾情的第一手材料，使全国性的救援行动在震后6个小时就得以迅速进行，为中央的救灾工作抢出了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

赵玉林等人的行为说明：一、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群众相信党和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使得向党中央、毛主席报信成为人们的第一反应；二、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赋予人民主体地位的预设是有效的，它促成了人们的主人翁感觉和主动精神；三、这些对抗震救灾发挥了重大作用。

翻开1976年报纸上关于唐山地震的报道，大部分都是宣传唐山人民协同解放军抗震救灾的英雄行为，抛开那些夸大的意识形态叙述，这至少说明在那时看来灾区人民并不仅仅是被同情、被怜悯、被救济的对象，他们是有自救的意志和能力的。这与当前媒体处理灾民的方式很不相同。（那时各地对唐山的援助也无须像现在这样在媒体上大书特书，立功德牌坊，因为那是自然而然的，那时关注的重心就是灾区人民）。自然，受灾是需要救援的，但长远地看，任何灾难终究还是要靠受难者自己担当，人道也好，慈善也罢，作用终究还是外在的。这一次，国家领导人迅即赶赴灾区现场自然也包含着激发灾区人民抗灾意志和信心的意图，温家宝22日在北川中学的演讲就是很好的说明。

如果灾区人民不能从更高的存在和价值中（比如国家与人民的血肉联系，比如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原则，这些在中国是有历史传统的），汲取感受和力量，重建生活的意义和生活主体身份，而一味停留在被哀怜的位置上，那么，是很难从地震灾难带来的身心创伤中摆脱出来的。但愿这次抗震救灾带来的精神财富能够为灾区人民心灵救治提供帮助。

回到开始的问题，这次抽象人道话语的广泛和无意识的征用，说明如何把抗震救灾激活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情感呈现出来，固定下来，形成有效的言语和形式，使之成为人们认知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2008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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