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王老师的文章，觉得有些话不能不说。这篇文章明摆着是戴着有色眼镜在看救灾，在种种蛛丝马迹中寻找符合自己理论先见的证据。如果这就是所谓的“反思”，似乎并不能说服人，而只能把反思纳入到一个知识分子们所熟悉而事实上又缺乏生产力的既有的话语轨道上去。

从这次救灾的情况看，各级政府即使没能达到“系统运作”的最佳状态，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序进行的，从映秀镇疏散时出现的局部性的混乱场面，并不能得出政府丧失运作和控制能力的结论，事实上，疏散本身就是在政府统一安排下进行的。所以，王老师对那个画面的深度解读，其实是带着理论先见的过度阐释。

从王老师的三点解读，不难看出他的基本理论预设，用4楼的话说，就是预设了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对立，国家不应该管得太宽、太严，从而导致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应该适当放开社会活动的空间，允许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的整合和秩序的重建。王老师暗示，如果不这样，就必然会导致“人祸”的发生。

对这样一种论调我们早已烂熟于耳，从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者就不断地在用市民社会理论来对抗、瓦解现政权的统治力，而他们所说的市民社会又很少是在葛兰西的霸权论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而往往带有反极权、反专制的政治倾向，倾向于官-民对立的简单模式。这样的市民社会论除了现实政治上的煽惑力，鲜有建设性的作用。

鉴于中国的政治传统，呼吁国家适当放开社会活动空间，让更多的社会力量能参与到社会整合当中来，这本身没有错，但把社会和国家对立起来，认为国家退缩、给社会让渡出活动空间，社会就能够靠着自身的组织力量实现完美的运转，这无疑是过于天真了。在考虑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时，我以为首先是要避免上述的二元论思路，不要以为二者此消彼长就万事OK了，而是要考虑两者勾连、结合的方式，不是在“国家”之外另搞一个“社会”，而是要考虑“社会”怎样介入“国家”，“国家”又如何为“社会”的积极力量提供制度保障。换句话说，国家和社会应该形成一种良性的互相促进的作用。这样说，似乎仍然带有二元论的痕迹，但这是为了说话方便的抽象，事实上，在现代社会里，国家和社会嵌合在一起，不可断然两分。用葛兰西的公式来概括，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这个洞见提示我们不应该以“社会”来反“国家”，而应该考虑两者怎样形成更加生动有效的联系。其次，也不能过度迷信社会的所谓自主能力，民间自主空间的扩大一定就能使社会更加安稳？这个结论恐怕是值得怀疑的，俄罗斯的昨天和今天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所以，即使是民间社会的自主力量，也必须寻找到和国家力量的妥协和合作的方式，在有效的制度内发挥其良性作用，否则只能添乱，导致社会动荡不宁。

回到这次抗震救灾来说，我们发现事实上并不是国家的高度强制力导致社会在遇到突发事件时陷于瘫痪，恰恰相反，这种强制力使得紧急动员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当然，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在这场抗震救灾中，社会各方力量的积极参与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社会力量和国家力量有效地联合起来，才使得这次抗震救灾总体上进行得相当成功。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次抗震救灾给我们的启示不是在国家之外搞一个什么自主的“社会”，迷信这样一个自主空间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人祸”，而是让我们看到了国家和社会建立一种良性的协作关系的可能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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