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月13日开始，到处都是捐款的热潮。走在街上，遇到捧着捐款箱的保安叔叔；跑到学校，一群大学生在唱歌、朗诵，发传单；上网收信，点击一下就可以捐款；打开手机，又收到了银行的短消息，“如果回复，您将为灾区人民捐出50元或100元”。更有聪明的商家，已经打出招牌：“您在本店购买一件商品，我们就为灾区捐出一元钱”……

这本来是一个懒人的世界，既然爱心可以如此便捷地献出，心肠也就难免更容易一热。于是，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捐了钱。（当然，也有一些相反的情况。一个朋友说，他去系里捐钱，本来想捐四百，可人家说了：领导才捐五百，你怎么能捐四百呢？所以，爱心不得不因为领导而打折扣，这样的情况也还是有的。）

既然捐了钱，多少也就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获得了谈论赈灾的合法性。可真的和“我们”一聊，发现真正放心自己捐款的人并不多。

一个学生告诉我，她一定要自己把钱寄给可靠的机构，学校要来拿啊，一分都没有。另一个说，谁知道我们的钱最后捐到哪里去了呢，这是尽人事、听天命，能不能将捐款尽数用到灾区，自己管不了，也不想操心，只是为了让自己好过点。又有人说，这钱最后怎么用呢？灾区重建的时候，有多少用到孤儿的身上？用到学校建设上？不会又被拿去盖漂亮的政府大楼了吧？……

在震灾发生之初，太过冷静的想法大都会遭到人们的唾弃，可当热情退却——毕竟“我们”不可能总是处于捐款的热潮之中，其中的矛盾心理也就更清晰地显露出来：“我们”并不相信自己的捐款行为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但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眼巴巴等着看那些慈善组织发布的款项用途吗？这倒是符合黄仁宇当年的数字化管理的要求的，尽管除了一串又一串的数字以外，我们大概听不到什么真正的交代。

然而，这样的灾难是需要有真正的交代的。否则，如此惨痛的教训，总是容易被数字所淹没，变成了伤亡数字和捐款金额之间的对话。

仅仅把钱捐出去，交给相关机构，大概并不难，而且正变得越来越方便。可把合理、有效且充满想象力地使用它们的希望放在这些机构的肩上，却实在是一种冒险。说到底，这些机构不过是桥梁，它们并不承担对于新生活的规划和想象。而所有的“我们”的捐献，却不仅为了那些死去的人们，更是为了此后正待建设的新生活。

正因为共同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我们”才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在捐款之后，“我们”也就和灾区人民一起，获得了对于这一共同生活的重新想象的权力。我们不仅有权知道这些钱被派了什么用处，还应该在这些钱被派上各种用处之前，提出自己的设想来。这些设想，不光是多少用于学校，多少用于孤儿，而是我们究竟想要一所怎样的新学校，想要给孩子们一种怎样的新生活。至此，如何获得这一设想的权力，真正使用这一权力，才是这种种“不放心”的背后，人们的忧虑所在。而这样的忧虑，恐怕是多少的巨额款项都赶不走，驱不散的。


200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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