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说说明两个问题：首先是表示抱歉，自己的第一这篇报告没有按照合格的形式发给大家，请原谅我的疏忽。第二个问题是解释下自己涉身汶川地震的原因，一来我是四川人，二来当时地震的时候我就在陕西省界，因为火车晚点所以我们才没有过秦岭，正如国务院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铁道部发言人说得，不幸中的万幸，除了一列货运火车被困秦岭隧道外，这次没有任何一列客运火车出事，当然这个事情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才了解当时处境的后怕，自己也算幸运地躲过一劫。）

“小跑行动” 和汶川地震不同程度地涉身其中，我把这二者联系起来考虑的时候，我觉得无论是对于如今我们国家，还是我们自己，如今救助成为了一个“对象化”的他者，我们只能置身其外地参与其中，换言之我们的救助都只是“自发”的行为，不再是一种曾经有过的“自觉”行动。

在此先讲两个小事。由于宝成线隧道塌方，我坐的火车被迫从陕西蔡家坡附近返回上海，13日上午左右达到了南京，在火车停歇的时候有旅客马上买了一份当地早报来看详细信息，但是所有人都很失望，报纸只是有一个豆腐块大的文章轻描淡写地提到了地震，这份报纸的报道让整个车厢的旅客都很吃惊。第2件事情是13日夜我到了上海，打开电视来看，发现除了中央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以外，其他省市电视台只有少量信息报道。14日这个情况就有了很大改善，重庆，吉林等好几个电视台开始转播央视“众志成城抗震救灾”这个24小时滚动播出的节目，或者也出现了专题节目。

在这儿不是在所谓的道德高度来谴责一些媒体，要说明的是，在火车上的时候，一切通讯工具都没有信号，所以我们当时对于地震的损害完全没有任何直观感受，直到回来后看电视和网络我才受到深深地震惊，我想作为一个生活在非四川的人或者非四川人，如果媒体单纯以这样的态度来介入报道，那么还有有谁能够真切地了解地震，真心地去愿意投入援助。捐款的数字也可以证明我的说法，在13号的时候捐款只有2亿，到了14号下午16点巨款就增长了4倍达到了8亿多，1天时间如此大的增长媒体的报道力度的加大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些媒体最初就是把这个地震当作一个简单的新闻对象加以报道，完全没有自觉地投入其中。上面的两个例子还是比较表面，其实这种“对象化”的态度也是渗透到央视，四川电视台。这两个台在海量播放灾区影像信息的时候，唯一将我们和灾区联系起来的直接形式就是银行账号和各种捐助方式，然后就会说国家在安排专家前往灾区，国家会安排物资药品到达灾区，让观众相信国家会处理好这一切，这儿不是说得关于捐助款的使用透明度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这种连接观众和灾区的方式过于冷冰冰，灾区只是我们捐款的对象，我们除此以外不能再做什么。这儿可以举“小跑行动”的经历来说一下这个问题。在小跑行动中我负责联系国外的慈善网站，由于网络限制的原因，很多都不能直接联系，我更多是联系国外的朋友，希望通过他们直接找到国外的教会、慈善团体，由他们给我打听到这些机构的联系方式，我再自己直接联系。本来以为这个方式既万无一失，而且也绝对保险。但没想到即是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也是讲究技巧的。我原本觉得因为都是关系好的朋友，他们绝对会义不容辞地帮我问道大量信息，可事与愿违，有人在耐心地看完我的电邮，很客气地说他一定尽力后就没有了消息，而更多人是没有任何的反应。我后来自己反省，发现一开始错了，我在邮件给他们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没有把他们包括进来，我只是把他们看做只是能给我简单帮助的人，而不是有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救助的一员的潜在的一份子。这样的思维导致我和他们写信聊天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变成了和在电视机旁边感慨地看完一个悲惨故事的遭遇一样，关掉了电视，他们也就觉得阳光明媚。我后来和别的朋友联系的时候，我就注意措辞，我一定让他们了解到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行动他们也是可以参与进来的，他们没有自外与其中。有几个朋友给我问道了几个国外的慈善机构，因此我得以发邮件联系，虽然现在慈善机构还没有给我任何消息，但至少我明白了关于“对象化”在我在小跑时的害处，而我觉得央视和四川电视台的报道在深层上犯的也是这种“对象化”报道的毛病。

如果联系到我，这种态度其实深刻地反应在我身上。以前碰到需要救助的事情，我就如同在街边遇到乞讨的人一样，要么象征性地给点钱，要么漠视视之，无论我选择哪种方式，事后我都能进行自我心理安慰，要么以是我自己是学生，我只能捐这么点，要么是这些都是骗人的，我不能上当。这样一种发生在我个人内心的“他者化”的确是很大问题。“他者化”观念下的救助，不能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是一种衰落的救助，这种救助不具有生产性，所以中国的乞丐会越来越多，而当发生紧急事件的时候，人们的第一反应会是国家会解决这些问题。（每个人仍然会慷慨解囊，但人的第一反应变了。）

阎云祥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提到，虽然农村的人还是承认应该赡养老人，但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变得更加理性，更具自我理性，这导致传统孝道的解体。我觉得同样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发生在我们对待救助的事情上。如今，我们国家以及个人“救助”的观念已经接受了“对象化”的影响，所以才有捐款了事的心态蔓延或者是存在大与小，多与少的划分的问题。我举一个也许不太恰当的例子，在论坛讨论到如何很好地联系地震和对于红槟的救助的事情时，有人说到我们专心做关于红槟的事情，地震的问题有国家解决。我不怀疑他的良善用心是为了红槟，我只是觉得他在这样说的时候没有反思到他是对象化的处理“救助”，所以地震不在他的视野之外。就是说，即是不发生地震，其他救助的个体可能也不是他思考的对象，这样的救助理念显然没有生产性。当然后来论坛关于地震和小跑行动的问题，已经讨论得很成熟了，大家都觉得应该把这两个事情联系起来思考，不再能够孤立地去对待。

1960年发生在山西平陆的拯救61位民工的事情（即后来被宣传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故事，但其实这61个人中有人是地主富农分子，还有反革命家属，只是当时政策和宣传的需要，把真相隐瞒，以“阶级兄弟”来统称。）因为在那个特别的年代，有了“阶级兄弟”这个词，使得每一个人做的事情是为了“兄弟”，而不是一些受伤的民工，每一个人都以主人翁的感情投入其中，最终使得这61个人获救。（如果想到今天的媒体关于救助的报道，总是乐意于先找热点，寻求救助对象悲惨的身世和身份，这其中观念的转变的确是太大了，而它的影响就是对于救助个人投入的减少，救助变成了国家或者富人的事情了。）在激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没有“救助”这个概念，一方有难，八方相助即是传统的观念，也是倡导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每一个人都觉得理所当然的。（在这儿，我觉得就如同柄谷行人在提到文学“风景”的发现的时候一样，“救助”这个东西在现代社会被生造出来，甚而变成各种明星凸显身份的一个符号，“对象化”的面对“救助”这种态度难辞其咎）今天，共产主义理想或者说“阶级”等过往概念已经无法成为一个有效的口号了，但是如果民族主义的资源能够得到合理运用，切实展开祖国的认同教育，在每个中国人心中形成真正的观念，那么发生在“西部”的问题对于“东部”的人而言就不再是仅仅是“西部”的问题，而是“中国”的问题。再思考的大一点，在激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能够勒紧裤腰带支援越南抗美，救助阿尔巴尼亚，修建坦赞铁路，我不否认在其中国家利益考入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但今天，当想到非洲的饥馑，巴尔干的不稳定等等他国事情似乎都变成了其他星球上发生的事情，中国人只要管好自己的事情就是了如此的深入每一个人心中时，我就觉得全球化理念的确存在很大问题，我不是在为共产主义信念招魂，但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理想重要好过现在的分割的原子生活。

PS：我这点文字其实是更想反思自己，更想检讨我自己除了献血，捐款外，我还能够做些什么？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做了这些就能觉得自己可以心安理得了。和小跑在聊的时候，她有个理念我有很深刻的印象，小跑行动的目标是救助红槟和形成一个对于以后需要救助的人能有一个很好的introduction，她说最终希望通过这样的参与，让“善”的观念深入每个人心中，这样也许我们每一个人工作后，能每月捐一点钱，或者每月定时去做义工，我想这是在这个现代社会就是克服“对象化”的最好答案（正是这个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我认同宗教援助和志愿者行动，因为它们具有自我生成的连续性）。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转自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