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的“‘三面向’学术研讨会”后，虽然在座的老师都畅所欲言，但自己听着总有点如鲠在喉的感觉，但也说不清道不明，一直到回来后仔细再三地听了录音，才有了点思路把这种不爽快理清楚。我一点都不怀疑老师们希望打破专业壁垒来共同面对“三面向”的真诚心愿，我只是觉得似乎老师们之间思考的起点不太一致，这导致他们之间缺乏了真正的沟通和对话。

在这次讨论会上，有两个关键词频繁出现，一个是“版权”，一个是“网络”。这看似不搭界的两个词，却成为了划分不同学者阵营的标识牌。

法学，经济学等专业的研究者从专业出发，把“三面向”作为一个在市场社会上必然滋生的现象加以分析，提出了各种应对之策。但这个前提——把“三面向”当作腐烂现象的前提——却导致了一个不可否认的潜在推论：被告侵权的网站或老师是滋生病原的病人。因此有些研究者在发言中不无真诚地说道那些被告对于相关法律的无视，提醒他们在签署合同上应该三思。很自然地，法学家和经济学家中会有人觉得“三面向”索要版权至少是形式正义的，法律上站得住脚的。因而我们要做的除了谴责三面向外，更多的是应该提高自身法律意识，督促国家完善相关法律，防止这些腐败现象的产生。与法学和经济学家们的出发点不同，“三农”问题专家是站在另一个出发点，正如贺雪峰老师所言他们做“三农”研究，在不同网站发表这些文章，从来没有想到要稿酬，也没有想到为名为利，他们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引起大家对于“三农”问题的关注。借用一句古语，他们秉承的理念就是“学术者，天下之公器”。

一边是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在论述是绝大多数地支持版权的正当性，一边却是三农问题专家的无奈和不解。同时，一边是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于网络极易导致侵犯版权的认同，一边却是三农问题专家对于网络这个“载道之器”的重视。这两个问题都可以看作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不反思“版权”，那它就还始终是横亘在两边的一堵墙。版权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在前现代社会根本就没有版权一说。但部分老师在论说的时候总是忽略这一点，似乎版权将会毫无疑问地在以后的社会存在并发展壮大。其实，版权的合理性从它诞生之日起就面对不断地质疑，就是作为版权原产地的西方也在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打破“版权”这个魔咒。到了路径，网络是他们寻求突破的最主要途径，所谓的CC协议也好，还是广为DV爱好者喜好的YOUTUBE[①]网站，以及网络下载工具，哪一种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出现的。可以到了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所谓的版权遭遇到了它诞生以来最大的挑战。可是与那些利益受损的人不同，绝大多数的人是从这种突破中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进步。

具体回到这次讨论，如果不能正确地面对“版权”和“网络”之间必然存在的分裂性，那么即使法律再完善，再懂法，“三面向”这类公司还是会出现。我们需要的做到的是打破对于版权合理性的现代迷思，因为一切知识它出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交流，而不是交换。因此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不是怎么去削“网络”的足去适“版权”的履，而应该是尽力思考如何共同行动来扩大网络的自由空间，突破各种形式的“版权”限制，也许这才是各个学科专家思考的共同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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