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号的会议上，有人指出，较之国外的知识产权研究，中国目前的知识产权研究，在“知识产权哲学”这一方面有很大的缺失。那么，什么是“知识产权哲学”呢？或者说，什么是“知识产权哲学”的提问方式呢？

一本名为“知识产权哲学”的英文书是这样提问的：“知识产权与其他类型的产权是一样的吗？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和信息在知识产权所有者的掌控之下。这样做，道理何在？对权力（power）与公正（justice）而言，允许此一产权形式如此安排社会生活，何种意义隐含其中？我们是指望传统的产权理论给我们提供答案，还是的冀望于一种新的进路？”（Peter Drahos. 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遗憾的是，如此“后设”的提问，在8号的大会上，我们并不曾从那些知识产权专家的口中听到过。相反，我们听到更多的，是拘泥于知识产权法本身的种种“说法”：“法律本身有待完善”啦、“‘三面向’从法律上讲并不违法”啦、“知识产权法本身还是可以保护‘知识’的因此应该坚持”啦，等等。在我看来，这种“陷”在法律“里面”的解释，却恰恰从根本上“遗忘”了“知识产权法”的“由来”——这“由来”不仅是指知识产权法本身的历史发展过程，它更是指这种发展过程背后所隐含的诸多“秘密”，比如是什么力量推动了“知识产权法”的四处弥漫，又是哪些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因素构成了“知识产权法”得以确立其“优势”地位的话语结构？最后，“对权力（power）与公正（justice）而言，允许此一产权形式如此安排社会生活，何种意义隐含其中？”

冯象先生在对北大、清华等高校的法学专业学生做演讲时，特别提到一点：“法律人要锻炼政治头脑，要讲政治。”接着他举了一个例子：民国时期有三位著名的法学大家：吴经熊、蔡叔衡和王伯琦。在1930—40年代，三位法学大家都曾表示过中国现在法学家文章求过于供、中国的法律已经趋于完美了，可是，冯象先生说道：“我感慨的是，我在三位前贤的文集里没有看到一句话，哪怕是暗示，那‘极完美’的法律连同支撑它的独裁法统、阐释它的‘幼稚’法学，业已到了崩溃的边缘。……身处法治倾覆的前夜，却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即中国革命的进程尤其革命的政法策略，处于隔绝或视而不见的状态：作为优秀的法学家，这隔绝便是致命的学术缺陷了。”（冯象：《木腿正义》，p132）

这话真是令人感慨！同样的，身处处于“巨变”之中的当下中国，法学家们与我们面对的一系列重大的“隔绝”，不也是触目惊心的吗？

当时还有人指出，除了政府官员和法律从业人员外，社会上的大多数民众，是否真的做好了接受知识产权法的准备？

按照我的理解，任何法律法规，那都还只是外在的东西，它要真正发挥效力、为人所接受，就必须要“深入民心”，即制度法规必须处理好与民众的“心理沿袭”之间的关系。具体到中国，则对与知识产权而言，有两点是必须要考虑到的：一是，帝国时期的中国律法，除了禁止私人刻印官方颁布的历法、地图等书籍，以及内容“反动”的“妖书”之外，并没有一部明确的法律来保护书籍的所有权和私人利益。相反，在帝国时代的律法理念里，复制经典和其他什么合法出版物“一开始就既更具有肯定意味也更加重要。它证明了复制者具有对文明之精髓的理解和对这种文明的奉献。”（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p350）因为书只是纸及墨水，根本没有什么价值，真正的价值在于对先贤之文明的阐发和传承。二是，在“文革”时期，“非但版权不许存在，连版权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也是文艺工作者‘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彻底扫荡的‘糟粕’。”在这样的背景下，今日我们重新来讲“知识产权”，便是重新在想象集体/个人、创作/执笔等政治伦理关系，而这样的重新想象（冯象：《政法笔记》，p64—65），真的能够成为普通民众的“身体感觉”吗？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转自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