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夜行军

这一次被曝光的“三面向”版权现象，有一个好玩之处。就是从每一道程序上看，所有成文的东西——不管是合同、公证文件还是起诉材料，都很是合法，没有差错。只有当整个事情被连成一气，从头到尾看起来的时候，每一个合乎程序的步骤，才突然变成了不那么合理的甚至于坑蒙拐骗的帮凶。如此一来，依据所有的文件、程序和规章制度“机械判案”的法官自然引人不满。屈服于种种既有的“成文”和程序，而不提出法律的意见，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懈怠。于是，有人由此出发，批评我们时代工作伦理的普遍缺乏：“为人民服务”早就过时，工作成了“异己之物”，敷衍成了行事的准则。

这样的批评自然在理，却不一定有效。这是因为，对中国人来说，“工作伦理”终究是个舶来品，借用这个舶来品批评当下，往往需要添加更多的现实条件。在我看来，这一批评倘要成立，就需要两个前提条件。其一，之前人们曾经确立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工作伦理；其二，当前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工作伦理已经被各种力量所破坏。

当韦伯说那些清教徒们为了证明心中神圣的calling而努力工作的时候，工作伦理的来源是上帝。此后，随着资本主义精神的传递，社会分工的展开，工作伦理扩散为每一个有着自身传统和社会功能的行业所必须的精神条件。不过，此时工作伦理的源头，不再是统一的上帝，而是更为多样。有的来自于对某一种既有传统的认同和守护，有的来自对知识共同体的归属感，也有的来自于对某一种理想的忠诚和热烈。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发达，工作伦理的来源，也处于不断的分化之中。法律人的有法律人的工作伦理，他们应该根据新的现实，回溯法律的源头，校正现存法规，保障社会的良好运行；教师有教师的工作伦理，他们依据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基本理解，做出传授哪些知识的权威判断；医生有医生的工作伦理，他们治病救人，宣扬科学的精神；商人有商人的工作伦理，他们以计算和利润为天职；就连行政官僚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工作伦理，理性地技术化地处理问题、管治社会，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于是，再也没有哪一种笼统的“工作伦理”可以指挥所有的从业大军，诸神分立成了现代社会中职业操守的基本状态。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用宽泛的工作伦理来检验今天的中国人。但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我们这么来要求和检验的时候，既不能忘记已经如此发达的工作伦理间的分化，也不能不细察中国社会中每一个行业工作伦理的实际面目。

回到之前讨论的法官的工作伦理。理想中分化独立的工作伦理是一种，可现实的情况却往往已经是另外一种。在中国法官的身上，上述法律人独立纯粹的工作伦理就从来就不曾真正存在过。长久以来，在“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下，帮助政府进行有效的行政治理，是他们的重要职责。直到现在，在法官的工作中，对于法的回溯和对于治的依赖，都很难真正分家。是通过伸张“法的精神”来调节社会，还是通过对于社会的行政治理来确定法律，这一点从来都是含含糊糊，或此或彼。要在这样一种笼统的工作传统中，确立明晰独立的工作伦理，殊非易事。或者说，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传统，法官们的工作伦理，不含糊才真正奇怪。而一旦这种模糊表现在现实里，也就和更多的敷衍了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妥协马虎迅速结盟，成了我们在“三面向事件”中看到的“机械判案”，成了为人诟病的工作伦理的匮乏。这意味着，所谓的工作伦理的匮乏，从来不是一无所有、一片空白，而是几种力量争夺、占有、难分彼此的后果。

在这一番检验之下，法律人或许就从来没有建立一种独立的工作伦理。显然，在过去，“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既保证了人们工作的热诚与认真，也构成了所有领域中工作伦理不曾分化的历史状况。在“为人民服务”消逝之后，被各种力量所破坏着的也就不可能是任何一种彼此独立的工作伦理。至此，用一种独立分化的工作伦理的理想，批评中国的法官们，就其历史条件而言，并不匹配。

那么，这一类批评对未来是否适用呢？尽管现在没有，但以后未尝不能建立，这一种好的独立的工作伦理，或正是日后建设的理想目标。

倘要回答这一问题，“三面向事件”中的好玩之处，就显得一点都不好玩了。改革开放以来，以“法治社会”为目标的时间实在不短。不过，无论是“三面向”公司对于程序的熟练利用，还是法官们对于“成文”的默认和对程序的依赖，则都说明随着现代社会的日益复杂，管制任务的不断加重，以行政管制为目的治理的力量在新的工作伦理确立之前，就已经开始扩张的步伐。即便是连知识产权这样的新领域，在独立的法的精神去开拓之前，就已经被行政管制的力量勘探完毕。至此，如果要撇开这一扩张，孤立地讨论法官们工作伦理的匮乏，恐怕并不现实。显然，在这种强大的“成文”的行政管制面前，工作伦理并不是匮乏或空白，而是与时俱进。换句话说，正是为法律中人普遍默认的这一强大的“成文”和程序的力量，预示着一套新的法律的工作伦理的生成，尽管它并不是大多数人中意的那一种。

这样的情况，并非法律界独有，而是普遍存在，只是变化的原因不尽相同。用医生的工作伦理去检验现在的医生，以为他们懈怠吗？那么你恰恰忘记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生，医生的工作已经不得不渗透进商人的计算的精神。用教师的工作伦理去检验讲台上的老师们，认为他们马虎吗？那么随着教育的产业化，教师的工作伦理中早就多了为消费者服务的卖方伦理。用政治官员的工作伦理去检验现在的领导吗？那么就必须注意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行政伦理的新动向。

至此，再用一种单纯的笼统的工作伦理出发展开批评，自然很难见效。转型社会中正在发生和构建的工作伦理，显然是更为复杂的传统与现实的混合物。而把希望寄托于一种新的工作伦理来填补“为人民服务”的空白，也不会有什么实际的结果。这是因为，在这种朦胧的希望之中，人们往往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如何看待改革之后各领域中工作伦理的分化和生成？是承认这一分化的必然，同时考虑对于它的节制与制衡的可能，给出一个不同的重建工作伦理的思路？还是把希望寄托于两端——要么回到社会主义理想，继续“为人民服务”，要么全然接受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此种工作伦理的独立和分化，致力于寻找实现分化的原则和动力？一旦回避了这一问题，依赖于既有的——无论是笼统的“为人民服务”还是独立的各行业中的——工作伦理，都不能完成对当前这一问题的真正批评。所有笼统的呼吁，都只是对于过去的挽歌。也就在这挽歌里，人们被继续推离现场，陷入到安慰性的理想和泥泞不堪的现实的夹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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