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的人：先去网上搜索，看哪些文章被转载得多，再用暗布陷阱的合同，“买”来这些文章的版权，然后告上法庭，要转载者付钱…… 一而再，再而三，如此连打几百个官司，斩获甚丰。

     各地的法官们不瞎，对这些合同之蒙人，行径之无耻，不可能看不分明。为什么大多依然判他赢呢？

     大概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法理上的考虑。合同是双方自愿签订的，没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内容也无大碍，不是相约了去造反，两方面都符合现有法规，怎么能不支持呢？我相信，如果当面问这些法官，他们多半如此回答。

     但这回答不一定站得住脚。人类社会所以要委任官员，制订法律，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不愿止步于丛林阶段。人只有互相合作，才能安稳生活；大家都承认更高的道德目标，社会才能良性前行，更像是人的社会。可是，与目标和理想相比，现实总是不够的，这表现在法律上，就是具体的条文常有漏洞，贼人足可乘隙而行；条文的制订更会出偏差，甚至会弄出“恶法”，戕害民生。因此，社会必得不断地回溯源头，到“法的精神”，也就是通常说的正义、自由、平等和民主原则那里，汲取校正现存法规的尺寸。一部法律的历史，不但是越来越精准地严格绳墨、恪守条文的历史，更是根据法之大旨，不断冲破、修改现行条文，使其更贴近公益和公义的历史。缺了后一方面，光是繁琐颁律、死板司法，也许法制可以显得完备，却一定离法治越来越远。

     更何况，当今世界，人这么多，生活这么复杂，每天发生的事情千差万别，律条定得再细密，也只能是说个大概，条文不能覆盖的空间，不知几何。我们现有的法规，又是如此粗疏，缺漏之处，触目皆是。因此，即便司法者存心要当裁缝店的小伙计，就比着师傅的纸样裁布料，他实际上也做不到。每一次具体的司法过程，一定逼迫他拿出主观意志，审时度势，因事施为。不是从大处着眼，趋向法之大旨，就是受别的影响，偏到其他方向：就看你往哪儿偏了。如果真以为可以如程序固定的机器人般判案子，一是一、二是二，反倒有点“法盲”了吧？

     以上说的，都是法理ABC，法官们一定比我更明白。之所以还会那么判，那么答，显然另有别的原因。那是什么呢？请容我稍微扯远一点。

     这些年来，去大学的机关申领校园卡也罢，坐在病床上跟医生讨论治疗方案也罢，更不要说去政府部门办手续、敲图章了，我遇到的，常都是神情漠然、惜言如金。墙上贴着要“微笑服务”的铭牌，他就给你一丝硬硬的笑容；规定了有些话必须说，他就不管是否对景，一概如留声机般快速送出——因为重复太多、没了耐心，语音每每含混缺损，你其实并不真能听明白。那条文没有规定的呢？对不起了，多一眼也不抬，多一字也不吐。你情形再紧急、再特别，依然一句话就把门关死：“上面规定是这样……”有一次拨打电信公司的投诉电话，接话人明明搪塞了我一通，气得我火冒三丈了，还要放录音一样地问：“还有什么可以帮您？”非要我说出“没有了”，她才住嘴！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甚多。“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早已过时；经多了人事起伏、世态炎凉，“要做正派人”的愿望很容易淡漠；看别人巧取豪夺、坐享富贵，于是羡慕，不平，即便所得超出了付出，依然大不满足：“这几个钱！我凭什么好好干？”物价上升，前景不明，欲望高涨，压力增大…… 一个人承受了这许多的影响和压力，他坐进办公室，免不了生出沮丧和厌倦之心。凡事能敷衍就敷衍，能不干就不干。这自然引起上级的不满，于是条规越订越细，管理越来越“严”。可你越摆出地主的面孔，一味施压，他就越以长工自居，拨一拨，动一动。上下级的关系日渐紧张，对“工作”的异己感在办公室弥漫开来。既然“工作”成了异己之物，不让它伤到自己，就成了上班的第一目标。不能惹上级发火，不要承担责任，不可标新立异，不要卷入风险和矛盾……除了这些“不”之外，我们时代的工作伦理，几乎没有别的内容了。

     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法院并非世外桃源，上述这样的工作伦理，一定会传染到这里。知道原告不占理、甚至很无赖，但他符合现有条律，如果判他输了，那会惹事、有连锁反应、可能还冒风险…… 算了，安全第一，判他赢吧，别的，就管不了了。诸位法官：是不是这样呢？

     当然，将工作看成谋生之不得已，那另外的一面，就是将它视作儿戏。规矩一旦成为因循的盾牌，事情也就失了规矩，因为那多半是表面文章，掀开来，底下什么乱七八糟都有的。这就不细说了。

     这样的伦理状况不改变，本文开头举出的那类无赖行径，就会继续得到法官的保护，我们的社会和生活，也会继续在这表面的循规蹈矩之中，一步步更失章法。我要问的是：能容忍这些大大小小的“继续”继续下去吗？ 

      2008年2月  上海